過去，造一輛車像是自底向上搭積木——零部件、集成模組、主機廠，從二級供應商到整車廠，每一環都是標準的流水線作業。但坐在今天的新能源車里，驅動它運轉的不再只是機械傳動，還有代碼、芯片，以及不斷迭代的軟件算法。

“以前我們把芯片做好交給模組廠，模組廠做好交給車企，大家各干各的。”上海芯車無限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程寶忠說。而如今，車企在定義一款新車型時，往往要拉上芯片設計公司和模組廠商，從研發階段就開始協同。

從線性供應鏈到網狀協作網絡，汽車產業的電動化與智能化轉型，對產業鏈的地理集聚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車企迭代速度非常快，我喊你來開會，你得馬上到。”程寶忠說。

對此，企業將核心研發扎根上海普陀國際創新中心，技術支持團隊落子蘇州工業園區，供應鏈沿滬寧線向南通、無錫、常州等地延伸。距離短則一兩小時車程，最久也不過三四個小時。

沿滬寧產業創新帶的戰略價值，在這場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疾速迭代中，在這條“小時達”的創新走廊上，變得愈發清晰。

“4小時產業圈”

共同打造世界級汽車產業集群，是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一體化發展的生動縮影。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2025年1—4月，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428.5萬輛和430.4萬輛。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同期滬蘇浙皖新能源汽車產量分別為44.07萬、40.71萬、49.98萬、49.69萬輛，長三角地區總產量達184.45萬輛，占全國43%。這意味著，全國每生產3輛新能源汽車，就有1輛來自長三角。

“上海開發‘大腦’芯片和智能網聯，江蘇提供‘心臟’動力電池，浙江完成‘身體’的一體化壓鑄，安徽再將它們組裝成整車。”這句在行業內廣為流傳的話，精準概括了長三角新能源汽車“4小時產業圈”的分工邏輯。物理層面的快速可達，為產業鏈協同提供了基礎條件。

然而，當汽車產業競爭從“拼制造、拼硬件”轉向“拼物理ai模型”時，僅靠地理鄰近已不夠。更深層的協同，意味著必須打破行政區劃的剛性邊界，在制度、標準、數據、人才等維度實現更順暢的合作與創新。

這正是沿滬寧產業創新帶努力探索的方向。自2025年起，上海市普陀區主動服務沿滬寧產業創新帶建設，對內設立沿滬寧協同創新專班，對外與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南通、揚州、鎮江、泰州建立“八市一區”常態化聯絡機制，通過梳理資源、需求、合作“三張清單”，讓協同從“概念”走向“行動”。

今年4月，普陀區舉辦沿滬寧智能網聯汽車產業協同創新沙龍，聚焦技術攻堅、測試場地、場景應用等關鍵環節，發布《沿滬寧智能網聯汽車產業需求清單》。上海北匯信息總經理助理黃東風說：“我們公司專注于汽車電子領域，為整車廠和零部件企業提供研發、測試解決方案。這個產業清單將對我們尋找上下游企業提供直接幫助。”

產業清單化對接，不僅為滬蘇兩地的技術供給與市場需求搭建了高效的“直通車”，也為后續的聯合攻關、平臺共建、項目落地奠定了堅實基礎。

“1小時轉化鏈”

清單解決了“誰需要什么”的信息匹配，但硬科技企業的跨域布局，更需要一個能夠高效承接研發成果、完成中試驗證與產業轉化的支點。在沿滬寧產業創新帶上，蘇州正在成為這樣一個支點——它的角色遠不止“承接上海外溢”，而是與上海深度咬合、相互賦能。

從產業基底看，蘇州工業園區集成電路產業規模已突破1200億元，集聚超200家規上企業，形成了從設計、制造、封測到設備材料的完整產業鏈條。從應用場景看，滬蘇智能網聯汽車測試應用場景已正式互通：一輛在上海獲準測試的自動駕駛汽車，可以一路開進蘇州，無需掉頭。兩地智能網聯汽車上路通行管理平臺實現數據共享、業務協同，長三角更早前已在測試標準上實現互認。

這種“半小時可達、標準互通、數據流動”的環境，讓蘇州成為硬科技企業“上海研發+沿滬寧轉化”的首選落地城市。

程寶忠對此深有體會。在他的雙城分工中，“上海做最底層的核心研發，蘇州做更貼近客戶的研發和支持”。而在材料領域，上海同碳創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給出了另一個樣本。這家專注于安全高性能全固態電池研發與產業化的企業，依托同濟大學的技術策源優勢，將研發總部扎根普陀；同時，在蘇州昆山啟動研發中心與中試產線前期籌備，與當地企業開展正極材料定制合作。

從普陀到昆山，距離不過一小時車程，跨過的卻是從“技術可行”到“產業可行”的關鍵門檻。

今年4月，芯車無限和同碳創科雙雙入選普陀區科創企業“種子計劃”首批a類項目，獲得30萬元資助。這不僅是一筆啟動費，更是獲得市場關注的“敲門磚”。如今，同碳創科已與華誼集團、上海三思等企業達成戰略合作。

從芯片到電池材料，從程寶忠到馬健，企業用真實需求在沿滬寧產業創新帶上走出了一致的軌跡：研發在普陀，轉化在蘇州，全程“小時達”。這并非政策規劃出的藍圖，也不僅僅是一條地理軸線，而是一張被創新者自己編織起來的協同網絡。

“最后100米”

但要織密這張網，光有地理的“近”和產業鏈的“全”還不夠。真正讓跨城布局的企業感到“累”的，往往是看不見的制度成本。

“我在上海報了高企，到了蘇州又得重新來一遍，對我們來說很累。”程寶忠直言。資質認定、研發補貼、人才落戶等政策在省市之間尚未互認，企業不得不在每個布局城市重復投入行政資源。他的核心研發團隊留在上海，是因為“國際化人才在這里更容易找到、更容易留住”；但對于一個在上海已積累較強資質的科創企業而言，其在蘇州工業園區設立的新子公司可能僅因注冊時間短、人員規模有限，在與當地政府或新客戶對接時被當作“初創小企業”重新審核。

這些“重復勞動”消耗的不僅是時間，更是創新企業的寶貴精力。“如果兩地的政策能夠打通，我們就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技術攻關上。”程寶忠說。

變化正在發生。今年4月，沿滬寧產業創新帶人才發展研究院正式揭牌，為人才跨區域協同提供制度保障。5月，三省一市同步施行《促進長三角政務服務“一網通辦”規定》，推動跨城公共服務從“可辦”向“好辦”升級。這些制度層面的“破壁”，正在將“小時達”從產業效率延伸到治理效率。而制度供給的落地效果，將決定沿滬寧產業創新帶能否真正打通“最后100米”。

當“4小時產業圈”成形、“1小時轉化鏈”貫通、“最后100米”制度梗阻漸次打通，這條被企業用需求踏出的走廊，終將成為長三角一體化最堅實的注腳。

上觀號作者：上海普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