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德國自民黨召開黨代會之際，德國綠黨內部也在討論：是否應該由他們來挽救自由主義。歐洲議會議員謝爾蓋·拉戈金斯基的回答是：當然應該。

綠黨人里卡達·朗和弗朗齊斯卡·布蘭特納，對于本黨與自民黨的關系有著很不相同的看法。

問：拉戈金斯基先生，綠黨里到底有多少“自民黨成分”？

謝爾蓋·拉戈金斯基：綠黨首先還是綠黨。自由主義遠不止于自民黨，在很多方面，它甚至與自民黨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們不應允許自民黨壟斷“自由”這一理念。

問：你們的黨主席弗朗齊斯卡·布蘭特納最近在接受《世界報》采訪時，向自民黨選民發出了邀請。里卡達·朗則在《時代》周報上表示反對，說過去幾年投票給自民黨的人，肯定不是在等著轉投綠黨。誰說得對？

拉戈金斯基：對那些看重自由主義兩項核心內容的人來說，綠黨確實是一個合適的歸宿：一是社會自由主義，二是公民權利理念。而自民黨領導層即便換了新領導，也仍會無視社會自由主義。在“交通燈”聯盟組閣談判中，我參與了內政和司法政策部分的談判。在大多數議題上，我們與自民黨同僚的距離，明顯比與社民黨更近。這說明雙方確實存在接近之處，因此也存在相應的選民潛力。

問：里卡達·朗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某種程度上等于給自由主義“下了葬”。她說，面對一個充滿不安的社會，更需要的是“更強的共同體、歸屬感和集體性意識”。

拉戈金斯基：我讀到這番話時，心里確實一沉。自由主義并沒有死，恰恰相反。人們對自由的追求不會被消滅。尤其是在強勢力量越來越步步緊逼的當下，我們恰恰可以通過明確表態，為人們提供方向：我們仍然支持把歐洲視為一片自由空間。這一點我絕不愿放棄。

問：但在危機時期，人不想獨自面對一切，這種想法難道不是也有道理嗎？

拉戈金斯基：我不認為自由主義和集體性是彼此對立的。我更認同社群主義者的思想路徑。他們認為，正是共同體，才使個體能夠實現自我發展。當然，這不能滑向集體主義，不能讓群體壓力壓垮個體性——這一點，我作為一個在蘇聯長大的人，感受尤其深。但另一方面，我所說的也不是自民黨那種冷冰冰的市場自由主義，而是一種更溫暖、更具人性、屬于進步派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既賦權，也提供保護，并且只有通過平等，才能真正實現自由。

問：能不能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

拉戈金斯基：可以從反歧視和機會平等的問題談起。我們有責任確保處于不利地位的年輕人，不會因為族裔出身或社會出身而吃虧。我們必須讓他們有能力發展自己，享有自由：選擇從事什么職業、住在哪里、以何種方式生活的自由。

而且，這并不是單一維度的問題。一個戴頭巾的女孩，只有在獲得平等對待時，才是真正自由的。一個想摘下頭巾的女孩，也只有在我們支持她擺脫自身社群壓力、作為自由個體實現自我解放時，才是真正自由的。我們應當理解并支持這兩類女孩，這正是現代賦權型自由主義的意義和任務。不過，我還可以再舉兩個例子。

問：請講。

拉戈金斯基：如果我們把自由的概念放到時間維度上加以擴展，就會像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2021年氣候裁決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能以犧牲后代自由為代價，來享受當下的自由。如果我們把自由的概念擴展到空間維度，那么就像供應鏈法所體現的那樣，我們也必須考慮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的自由。

問：并不是所有人都把綠黨視為自由主義政黨。這也不奇怪，因為你所說的自由概念并不直觀：尤其在氣候政策上，按照你的論證，也可以以自由之名為禁令辯護。

拉戈金斯基：氣候政策不需要禁令，需要的是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我們已經通過二氧化碳價格實現了。借助這一機制，我們把自己加諸后代的外部成本，計入當下化石能源的價格之中。這是一個非常符合市場經濟邏輯、也非常自由主義的概念。這樣一來，我們既能以更負責任的方式生活，也依然保持自由。

問：總體來看，你所在黨內的自由主義狀況如何？

問：在“交通燈”聯盟執政時期，羅伯特·哈貝克對很多人來說，恰恰是綠黨“禁令政治”的化身，典型例子就是供暖法。

拉戈金斯基：也許其中有些規定確實顯得過于生硬。但對于這部法律在公共討論中所遭受的污名化，我并不認同。這部法律并不是對社會自由的攻擊。相比之下，我認為羅伯特在許多其他議題上的投入——比如對國際自由斗爭的關注——要重要得多。

問：那么，綠黨在自由主義方面還需要在哪些地方補課？

拉戈金斯基：我認為，我們應該更從容地面對不同意見。這也包括面對公開批評，以及針對我們這些政治人物的攻擊：處在我們這個位置上的人，本就應該比別人承受更多，而不是更少。刑法中最近對政治人物保護所增加的那種特別嚴厲性，我并不贊同——這違背了對公共討論和言論自由的經典理解。

第二點是，黨內有些人在政黨取締問題上動作太快了。把取締作為一種原則性主張，是錯誤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基本法》第20條規定了一個復雜的審查程序，必須先走完這一程序。否則，就會給人一種印象：禁令正在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

問：但如果是針對德國選擇黨啟動這樣一套審查程序，你并不認為這是錯的，對嗎？

拉戈金斯基：如果存在取締的可能性，那就必須審查，我認為這是對的。但這件事不應被慶祝，而應被視為一種遺憾。德國選擇黨的支持度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難過的事。在民主制度中動用這類工具，必須保持審慎和反思，而不是帶著一種“我們才是更好民主派”的凱旋姿態。

問：那自由主義對你的經濟政策意味著什么？綠黨在這個領域最“自由主義”的時期，大概還是紅綠聯盟年代。但那樣的結果并不好。

拉戈金斯基：在經濟政策上，我們必須依靠一種均衡市場經濟的生產性力量。國家并不是更好的創新者，財富也不會憑空產生。這并不意味著一切都可以放任不管。因此，我在歐洲議會中也主張對人工智能進行監管。但有一點必須明確：我們不可能廢除自由市場。

這同樣來自我的個人經驗。那套體制給出的解決方案，并沒有賦予人能力，也沒有帶來自由，更沒有帶來平等。更好的方案，是一種綠色、創新的社會市場經濟。而這種模式中包含的，不只是“社會”和“生態”，同樣也包括“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