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簡稱“考古研究所”）的學者們，帶著六十載厚積薄發的中國科技考古體系，遠赴烏茲別克斯坦、洪都拉斯、埃及、羅馬尼亞、希臘，探尋人類文明的共同記憶，追問不同文明交匯中閃爍的智慧火花。

中國考古如何“走出去”？又如何贏得國際同行的尊重？答案藏在硬核的科技實力與融合智慧之中。從尖端裝備與傳統工具的協同發力，到中國特色考古研究方法與標準躍升，再到多領域全鏈條體系攻堅，中國考古人在海外，正以扎實的實證成果豐富著理解人類文明多樣性的學術視角，發展出獨具特色的跨文明考古研究體系，國際話語權也得到穩步提升。

中埃聯合考古隊清理孟圖神廟遺址 本報記者 王宙／攝

在國內，科技考古的定位已經從輔助工具轉向深度嵌入考古項目的全流程設計。從田野發掘的現場保護，到實驗室的精細化分析，再到后期的修復與數字化復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構建起覆蓋全材質、全流程的閉環科研體系。面向中華文明探源、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重大戰略，實驗室推動科研組織從“單一學科”向“跨學科系統攻關”轉型。碳十四加速器質譜測年平臺、高能CT、古DNA全基因組測序等“卡脖子”技術被重點攻堅，“中華文明科技考古資源標準庫”等大數據平臺也在加速建設。科技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正成為構建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核心引擎。

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接力攀登，中國科技考古已站在與世界平等對話的位置。世界考古學的璀璨星圖上，標注著一個屬于中國的清晰坐標。而這顆星的光芒，正為文明對話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照亮新航程。

以科技熔鑄中國考古的內在基因

進入21世紀，考古學正經歷一場深刻的方法論革命。它比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都更依賴自然科學與前沿技術，在數據采集、分析與闡釋中展現出鮮明的跨學科底色。科技考古，由此成為衡量一國科技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呂鵬介紹，1965年，在夏鼐先生的推動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身）成立了國內首個碳十四實驗室，為中國考古學埋下了科技融合的第一顆種子，引發了中國考古學第一次深刻變革。1995年，考古研究所整合分散的技術室、人骨組和動物骨骼組，成立了全國首家考古科技與實驗研究中心。用呂鵬的話來說，這一步完成的是從“分散探索”到“系統整合”的歷史性跨越。

幾代人的心血，凝結在兩個層面。一是構建“全鏈條”科研框架：從最初的碳十四測年，逐步拓展出涵蓋年代學、環境考古、人骨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考古、冶金考古、數字考古、古DNA研究和同位素分析等13個實驗室，成為當時國內乃至東亞門類最齊全的科技考古研究機構。二是培育“懂考古、通科技”的復合型人才梯隊——以仇士華、袁靖、趙志軍等為代表的前輩學者，不僅攻克了碳十四測年、動植物考古等核心技術，更培養了一批如今已成為科研骨干的青年學者，實現了“代有傳承”。

2024年11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正式揭牌成立，將過去零星、分散的研究室重組為包含18個子實驗室和5個聯合實驗的超級平臺。在呂鵬看來，這標志著科技考古從“個案突破”到“服務國家戰略”的價值躍升。實驗室打破學科壁壘，構建起“目標導向、分工協作、資源共享”的跨學科協同創新模式，直指國際科技考古的制高點。

半個多世紀以來，科技在中國考古學領域中的角色完成了一次躍升——從“跟著考古隊做檢測”升級為“帶著科技方案設計考古項目”。早期（1965—1995），碳十四測年等技術為考古年代學提供關鍵數據，幫助中國考古學構建起時空譜系；中期（1995—2024），科技考古深度融入“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國家重大課題，開始輸出系統性研究成果；如今，科技考古已覆蓋全鏈條科研體系。在陶寺、二里頭、殷墟等核心遺址，年代框架的重建、氣候環境的復原、生業模式的重構、人群遷徙的追索、手工技藝的傳承，背后都離不開科技的支持。

呂鵬將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的發展歷程概括為九個字：“建體系、育人才、攻難關。”而將實驗室重組的戰略考量，凝練為九個字：“為國為民、勇攀最高峰。”目標只有一個：打造“國內領先、世界一流”的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創新高地。

這份底氣，如今正隨著中國考古人的腳步，走向世界。

技術賦能全景式考古發掘

技術和設備能否因地制宜、協同發力，決定了科技考古能否實現對遺址信息從采集、研判到長期保存的全鏈條覆蓋。2026年5月啟動的希臘安杰洛卡斯特洛項目，正是這種多學科、多技術融合的全景式學術布局的一次清晰亮相。

作為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揭牌后的首個海外田野項目，安杰洛卡斯特洛的發掘承載著一個重要信號：中國學者首次從最基礎的物質遺存出發，對古希臘文明展開原創性研究。這意味著中國考古學界開始擁有世界文明敘事的一手資料與話語權。從籌備階段起，該項目便確立了以中方為主導、兼具國際化視野的多學科協同架構。據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長李新偉介紹，團隊已集結了動物考古、植物考古、體質人類學、陶瓷器研究、成分檢測分析、古環境研究、地理信息系統分析和文物保護等多個領域的學者，一支多學科隊伍由此成形。

在裝備層面，針對遺址復雜的田野環境，中方團隊配備了一套高精度的設備矩陣。南方測繪全站儀為發掘區建立了統一的坐標基準，使每一件遺物都擁有了精確的三維定位。由大疆旗艦級無人機Matrice 400搭載高精度測繪激光雷達禪思L3組成的無人機激光雷達系統，堪稱此次考古設備中的“利器”——由它快速生成遺址的全景三維模型，將傳統測繪從平面一舉拉升至立體。這些技術手段協同作戰，直接賦能考古隊全面數字化記錄發掘信息，并打通了多學科綜合分析各類資料的關鍵環節。

中洪考古學者操作無人機進行作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美洲考古隊/供圖

精度高、穩定性強、性價比突出，中國品牌專業設備憑借這些核心優勢，不僅在國內碩果累累，更成功挺進歐洲市場，在海外考古發掘與測繪一線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國考古學在科研設備和研究理念上都處于世界先進水平。”李新偉表示，“我們希望通過全面、系統的考古工作，形成對聚落布局和功能區劃的整體認識，同時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進一步了解希臘化時期這一地區的社會發展”。在他看來，中國科技考古正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自主創新之路。

無論是高精尖設備還是傳統工具，只要能滿足田野需求、獲取有效數據、實現文物保全，中國考古人的工具箱里就有它的一席之地。

自2019年起，中羅聯合考古隊把目光投向羅馬尼亞東北部一處庫庫特尼文化時期的小型聚落。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員、羅馬尼亞考古隊隊長溫成浩回憶，面對四分之三面積被森林覆蓋的復雜地形，大型勘探設備無法使用，中方團隊帶來了傳統的考古“神器”——洛陽鏟。就是用這柄看似簡單的探鏟，在林地間靈活鉆探，不僅驗證了此前地磁探測的結果，還意外發現了幾處地表下毫無跡象的隱秘遺跡，最終精準鎖定了發掘目標。四年田野工作下來，中方團隊基本摸清了這處聚落的布局與內部結構。

中方團隊清理羅馬尼亞多布若瓦茨遺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羅馬尼亞考古隊/供圖

田野勘探如此，文物保護環節同樣見證了因地制宜的智慧。溫成浩表示，出土陶片表面常有一層厚重的鈣質結殼，用傳統方法清洗容易傷到陶片本身。中方團隊摸索出一個食醋（弱酸）浸泡結合超聲波清洗的巧方法，成本不高，效果卻出奇的好，彩陶紋飾和陶器原本的面貌一點點還原出來。當地學者感嘆，這是中國考古隊為羅馬尼亞文物保護作出的獨特貢獻。而這些陶器，也為中國史前文化尤其是“彩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份來自海外的重要參照。

方法與視角的融合互鑒

中國考古隊不設學科圍墻，不劃學派邊界，秉持開放的心態，在與國際同行的切磋與相互啟發中，一步步將科技考古推向新的高度。這種開放姿態結出了兩種果實：一是方法上的融合，作業效率與數據精度顯著提升，中方技術獲得國際同行的認可與采納；二是視角上的互鑒，中國學者為理解人類文明多樣性、深化世界文明比較研究，貢獻了獨到的學術視角。

在洪都拉斯科潘遺址8N-11號貴族居址，中方團隊曾面臨一場關于“標準”的博弈。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李默然回憶，當中國考古學家將慣用的三維建模技術引入瑪雅貴族院落發掘時，最初遭到了洪方同行的質疑。然而，經過反復的數據對比與現場驗證，這項技術最終被洪方文物管理機構認可，并一躍成為科潘考古的新標準之一。與此同時，中方在地層精細劃分上的深厚功底，被成功嫁接到洪方特有的“隧道發掘法”中，極大增強了考古隊對復雜遺存形成過程的解析能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瑪雅文明中心科潘遺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項目洪方負責人豪爾赫·拉莫斯（Jorge Ramos）告訴記者，“在科潘項目中，中洪聯合考古隊在更短時間里檢視了更多數據。因此，我們把更多精力集中在背景分析上，從而獲得了更多重建瑪雅文明歷史與文化發展的機會。正是技術創新為我們創造了條件，讓我們能夠展開更深入、更細致的學術思辨”。

拉莫斯還表示，真正為古代文明研究帶來新問題、挑戰既有解釋框架的，是中方團隊獨有的視角。“推動瑪雅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因素，與中華文明相比，是否有相似之處？兩種文字體系，是否遵循著相近的演變軌跡？”在他看來，這才是中洪聯合考古最不可替代的貢獻。

在埃及盧克索孟圖神廟遺址，中埃考古方法的融合則更為深入。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埃及盧克索孟圖神廟聯合考古項目中方負責人賈笑冰回憶，埃方起初希望沿用埃及傳統方式進行發掘和記錄。“如果完全按照埃及的方式，就會失去用中國考古學特有的理念和方法審視埃及考古材料的機會。”雙方在遺址上反復溝通推演，花了一個月時間，最終磨合出一套取長補短、融合中埃理念的發掘記錄系統。賈笑冰坦言：“在方法論上，中國考古學者的田野技術受到了國際化的檢驗。事實證明，我們的精度和科學性不輸任何國家，這極大增強了我們的學術自信，也促成了我們自身發掘流程的進一步規范化。”

技術的介入讓這種融合如虎添翼。埃及盧克索古跡事務總負責人阿卜杜勒-加法爾·瓦格迪（Abdel-Ghaffar Wagdy）指出，中國考古學家對現代分析工具與數字保存技術的高度重視，對于考古成果的精細研究與廣泛傳播至關重要。從遙感到先進成像，這些技術的整合讓數據采集、分析和復原更加精準，能夠揭示傳統方法可能忽略的新認識。

中方團隊的寶貴價值遠不止于設備。“中埃聯合考古隊所采用的跨學科方法以及對技術手段的嫻熟運用，令人贊嘆。”瓦吉說，中方帶來的是一套扎根田野實踐、尊重文化差異的獨特考古理念與方法。這種嚴謹方法與技術創新相結合的模式，為當代考古學如何在歷史認知與前沿科學之間架起橋梁提供了范例，也使中埃雙方的貢獻對全球考古實踐具有重要價值。

以多領域全鏈條體系攻堅克難

什么是打破學科壁壘、貫通研究全流程的考古范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張旭給出的答案是：多領域全鏈條科研體系。它并非某一項技術的單兵突進，而是各領域學者的協同攻關與資源的高效整合。從遺址勘探到樣本分析，從文物保護到文明闡釋，一體化的研究團隊讓考古結論更具科學性與嚴謹性，也讓古代人類與其生存環境的互動關系、人群交往與交融的脈絡、文明起源與發展的完整邏輯得以全方位還原。這正是中華文明探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研究急需的堅實實證，也是構建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關鍵一步。

2025年1月，實驗室科研人員在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遺址開展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供圖

在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遺址，這套多領域全鏈條模式經歷了一次嚴峻考驗：從田野到實驗室、從應急保護到長期預防，環環相扣。面對一座距今約1500年、骨骼與紡織品相互疊壓的家族合葬墓，中方團隊沒有選擇可能造成不可逆損壞的現場清理，而是引入“整體套箱提取”技術，將整座墓葬的堆積層連同底土一起裝進特制的木箱，整體打包運回實驗室再作精細化分析。正是這場“搬家”，守住了絲綢與五銖錢等遺存的豐富信息。關于絲綢來源、傳播路徑、生產主體等絲路謎題，由此得出了關鍵性新結論，也刷新了國際學術界對東西方文明互動的認知。

“在中國的考古理念中，文物保護從清理那一刻就同步開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中亞考古隊隊長、中烏聯合考古隊中方團隊執行領隊劉濤說。這種發掘與保護融為一體的“全鏈條”意識，正是中國考古區別于其他學派的重要特征。

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韓化蕊的話說，“發掘即保護”的核心，就是將保護與信息提取同步融入發掘的全過程。“一方面是依托對不同出土環境下各類文物病害機理與腐蝕狀況的系統研究，配合針對性的應急保護技術，在第一時間把脆弱的文物本體有效留存下來；另一方面是運用三維掃描、光譜成像、熒光技術等多層次信息提取手段，在發掘現場全面獲取文物的形貌、成分、結構以及埋藏環境等考古學信息。這樣一來，就實現了發掘過程即科學記錄與保護同步推進的考古工作新模式。”

實驗室團隊曾三度奔赴烏茲別克斯坦，將對蒙扎鐵佩遺址的文物保護與科技考古研究貫穿始終。2025年，中方團隊在蒙扎鐵佩遺址旁建成一座“移動考古方艙”，將三維掃描儀、高光譜成像設備等從北京運至一線，對套箱內的遺存進行逐層無損探測與信息提取，從而實現了應急保護、數據采集與科技分析的現場無縫銜接。面對中亞生土磚墻體脆弱易損的難題，聯合考古隊又引入中國大遺址保護經驗，搭建臨時覆蓋設施，也為未來露天遺址博物館的建設奠定了基礎。

就這樣，中方團隊在一次次攻堅克難中，將“發掘即保護”的理念與多領域全鏈條科研體系沉淀為中國考古“走出去”的鮮明標識。

架起不同文明對話之橋

從“請進來”學習到“走出去”探索，中國考古人的足跡已遍布烏茲別克斯坦、洪都拉斯、埃及、羅馬尼亞、希臘。這條路通向一個更宏大的命題：各具特色的人類文明能否在相互理解中找到一種超越高下之爭的對話方式？而在與不同文明的對話中，中國考古學又如何形成一套既有中國特色又具普遍解釋力的學術話語？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刃余的答案是，打破“誰比誰早”“誰最先發明了什么”這種單一的溯源邏輯。“人類社會應當站在一個更高的視點去綜合評價自己的歷史，尋找共同關注點，從而超越文明與文化高下評價的歷史價值簡化論視野。”

那么，更高的視點從哪里來？在王刃余看來，“一帶一路”文明對話正是回應這一學術思考的中國答案。它不是在既有框架里爭高低，而是在當代地理空間概念的基礎上，提出的一種跨地域的人類古代社會歷史闡釋模式。其最終落腳點，是拓展文明之間的互動界面，讓不同文明的后裔有更多交流的可能。

這句話恰好點出了科技考古在“一帶一路”文明對話中的獨特角色。王刃余表示，科技考古正在用實證搭建一座相對中立、可驗證的文明對話橋梁。在以器物形制比對、年代序列梳理為主的傳統范式中，跨區域文明交流常陷入單向溯源、優劣比較的桎梏。而科技考古憑借多學科交叉的實證力量，完成了從“溯源爭先后”到“闡釋講互動”的根本性轉向。

如果說上述轉向是理念層面的突破，數字技術的崛起則為這種突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支撐。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學習，這些正在重塑無數行業的技術浪潮，同樣涌入了考古學的田野。

作為科技考古的重要分支，數字考古正被視為推動學科變革的核心引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建國對此充滿信心。“數字考古研究正處于快速發展時期。隨著無人機拍攝、三維重建、激光雷達掃描等技術的廣泛運用，獲取考古現場空間信息的速度和精度不斷提升。而在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加持下，數字考古應用的深度和廣度都將持續拓展。”

劉建國認為，數字考古正從技術推廣應用轉向與傳統考古研究深度融合的新階段。未來的布局將聚焦兩個方向：一是考古現場高分辨率空間信息的獲取與分析，探討遺址形成過程與古代人地關系，揭示史前文明發展的內在動因；二是開展長城、城址群等大時空跨度的聚落考古研究，闡釋人類與自然環境從改造、適應到和諧發展的文化根源，在此過程中逐步完善考古學的學科體系與話語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明輝向記者描述了人工智能技術將如何賦能人骨研究：機器對破碎的人骨殘片進行自動生成分析，自動提取和統計人骨信息，自動完成對比研究及線上多學科整合分析。“多學科的參與和高精尖技術的應用，讓中國的人骨研究在國際舞臺上擁有了更多話語權。”王明輝說。

“考古學常被比作‘一捆工具’，”王刃余說，“一套用以描述和建構人類過往的工具。科技考古，正是這樣一些工具的代表。”在未來的田野上，科技考古將不再只是一捆工具，而是一種古老文明以技術為翼、與世界平等對話的姿態。它讓中國考古站得更穩、走得更遠，也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架起一座相互尊重、共同繁榮的理解之橋。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劉雨微、任冠虹、練志閑、楊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趙琪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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