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求是》雜志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與求是雜志社聯合調研組關于知識產權司法如何更好保護促進科技創新的深度調研成果。現予轉載，以饗讀者。

深度調研

知識產權司法如何更好保護促進科技創新

聯合調研組

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科技創新格局正發生深刻變革，知識產權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性資源和國際競爭力核心要素地位更加凸顯。國際知識產權治理格局亦面臨深刻變革，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知識產權法域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紛紛調整司法體制以適應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國亦不失時機啟動了相關改革：經黨中央批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日正式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建立起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實現了全國范圍內專利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和壟斷上訴案件統一由知識產權法庭集中審理。在多年實踐中，知識產權司法服務科技創新成效如何？目前還面臨哪些挑戰和困難？如何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與求是雜志社綜合編輯部成立聯合調研組，深入司法一線現場走訪、座談交流，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調研。

一、近年來知識產權司法在保護科技創新方面取得的進展

知識產權法庭成立以來，建立健全制度機制，探索創新審理方式，總結提煉裁判規則，積極為知識產權糾紛定分止爭，為創新主體提供清晰、穩定、可預期的行為規則。2019年至2025年，全國地方法院共審結技術類知識產權和壟斷一審案件126593件，知識產權法庭共審結相關二審案件23069件。

針對裁判標準不一、保護力度不夠等問題，提高審判質效，為科技創新提供法治保障與穩定預期。過去，涉技術類知識產權和壟斷案件的一審一般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指定的50家左右中級人民法院（含知識產權法院）審理，二審上訴至各地高級人民法院，裁判標準不盡統一、判賠額整體較低，影響科技創新主體對成果保護的信心和預期。知識產權法庭成立后，從體制上克服了由管轄地域差異帶來的裁判尺度差異，讓裁判規則可重復驗證，確保創新成果的判賠金額只因價值而定，不因地域有別。針對判賠額度偏低問題，知識產權法庭杜絕侵權損害賠償確定的“通用化模板”和“差不多邏輯”，通過科學合理評估權利人的損害結果來確定賠償數額，已有74案獲超1000萬元高額賠償，合計金額超52億元；59案適用懲罰性賠償，判賠金額合計超20億元。

針對無序競爭現象，加大懲治力度，營造良好競爭秩序和公平市場環境。“內卷式”競爭、市場分割擾亂市場秩序，是科技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約因素。虛假訴訟、惡意訴訟、專利碰瓷等不誠信訴訟行為給科技創新主體帶來很多無謂摩擦。對這類現象，知識產權司法重拳出擊。知識產權法庭成立以來，審結壟斷實體案件212件，在69案中認定構成壟斷，涉及醫藥、通信、電商、教育、建筑等諸多領域。審理兩大電商企業“二選一”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引導雙方共促消費。在全球行業頭部企業間涉“光學鏡頭”專利無效系列案中，通過有效釋明應如何正確申請相關領域發明專利，促成兩企業主動撤回起訴并認可行政審查決定。在露某美公司訴宇某科技公司專利侵權案中，露某美公司在一審認定宇某科技公司不構成侵權、駁回其訴訟請求的情況下，仍然在二審中請求先行判決宇某科技公司賠償8000萬元，給對方當事人施加額外的訴訟壓力，但在庭審后僅一天又以書面方式將其訴請確定為500元，意在規避主張高額賠償訴請需交納的案件受理費。二審判決書直言不諱譴責露某美公司行為“可謂既精心算計，又反復無常”，駁回其上訴并判令其全額賠償宇某科技公司反訴主張的經濟損失，還無辜被訴者以清白，讓惡意訴訟者付出代價。

為明確和統一裁判規則，強化典型案例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及時總結實踐經驗，梳理典型案例并向社會公布。圖為2026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加大科技創新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專題指導性案例。 新華社發 胥立鑫/攝

針對企業陷于訴累而導致創新成本增加等困擾，堅持實質解紛，推動產業創新。對科技型企業和科研人才而言，時間和精力是十分寶貴的資源。如果他們身負訴累、心感煎熬，必然導致有意創新卻無暇投入。同時，訴訟雙方往往是同行競爭對手或產業鏈上下游等關系，長年累月的訴訟糾纏不利于產業創新發展，造成對現實生產力的浪費甚至破壞。對此，知識產權法庭通過調解、和解推動實質解紛，以“一案之結”促成“多案之解”，幫助企業把更多精力放在創新創造上，積極推動“訴訟之際”轉為“合作之機”。北京某協會起訴某建設公司，認為其在工程項目施工中使用的技術侵犯了自己的專利權。知識產權法庭全面了解雙方實際訴求和情況，清晰說明本案的訴訟風險以及后續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針對爭議最大的侵權認定問題，創新提出“事后許可”的解決方案，即由建設公司向協會支付專利使用費，獲得該專利的合法使用權，既保護了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又避免了工程停工造成的損失，最終促成雙方和解，還達成了后續商業合作。7年多來，知識產權法庭民事二審實體案件整體調撤率超過37%，而且呈持續上升趨勢。

針對我國知識產權國際話語權與創新型國家地位不匹配問題，堅持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科技創新拓展全球資源。隨著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深化，面臨的涉外法治問題也日益復雜，國際上曾長期存在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和司法公信力的質疑。知識產權法庭堅持依法平等保護中外權利人合法權益，累計受理涉外國當事人案件超2600件，審結超2100件。“DAKS系統”技術秘密侵權案、“輪胎成型機”專利權屬案、“恩扎盧胺”專利無效案、“CETP抑制劑”專利授權案、“司美格魯肽”專利無效案等諸多案件審結后，外方當事人紛紛表示，知識產權法庭的裁判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中國公正、透明、非歧視的司法環境，增強了外國企業投身中國市場的信心。如今，越來越多外國企業選擇到中國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知識產權法庭新收涉外案件年均增長18.7%。博世（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對調研組說：“從制度建設到落地實施，中國不斷推進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為企業專心創新創造、保持長期投入吃下定心丸。”知識產權法庭還注重在國際舞臺發出中國司法之聲，堅決維護我國司法主權和發展利益，推動形成更加科學合理的規則標準。在審理涉第六代無線網絡技術“Wi-Fi6”標準必要專利侵權案中，依法作出我國知識產權領域首例具有“反禁訴令”性質的行為保全裁定，支持專利權利人正當維權，推動中外當事人就涉及境內外6家法院的16起訴訟達成一攬子和解，提升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的國際公信力和影響力。

二、當前知識產權司法面臨哪些問題

從知識產權法庭的司法實踐，調研組看到新時代以來我國以司法改革創新保護知識產權、推動科技發展的堅實步伐和顯著成績。同時，調研也發現，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仍面臨一些現實問題和挑戰。

新興領域法律適用亟須應對。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能源、生物醫藥等領域科技迅猛發展，對法律適用提出一系列新需求。面對這些無例可循的新領域，知識產權司法不僅要解決復雜侵權行為樣態定性、技術事實查明、停止侵權責任履行方式、損害賠償數額確定、遏制濫用權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新型疑難問題，而且面臨著與科技創新動態的“時間差”、對科技創新實踐的“理解差”、對科技創新價值的“計算差”等帶來的挑戰。以涉人工智能糾紛案件為例，目前涉人工智能專利申請越來越多，但專利整體質量良莠不齊，業界對相關專利權保護亦存在不同看法。如何區分真正的原始創新成果和一般的發明創造，避免不適當地擴張專利權保護范圍，防止“假創新”碰瓷“真創新”？如何著眼防范化解風險和激勵科技創新兩方面需要，實現既保穩定又促發展？什么樣的裁判方式真正尊重科技創新規律和行業發展實踐，真正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這些都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面臨的重要課題。

服務對外開放能力尚需提高。知識產權司法在護航科技創新主體、創新成果“引進來”和“走出去”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但是，當前我國知識產權訴訟制度尤其是相關涉外訴訟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和短板，運用相關國際規則的本領還不夠強，涉外案件審理效率不夠高。比如，我國一直實行專利侵權程序與專利無效程序“二元分立”，即在專利侵權程序中，被訴侵權人質疑專利權效力時，需另行啟動專利無效宣告程序，并申請中止專利侵權程序，這種“雙邊作戰”讓本應“一案兩審、一年左右即可解決”的糾紛變成“兩案五審、三五年也未必有定論”，且導致專利侵權裁判結果“翻燒餅”問題突出。再如，2023年民事訴訟法修改完善了涉外訴訟制度，但因司法文書涉外送達方式有限，向域外當事人送達仍難以順利進行。又如，實踐中管轄權異議成立的比例極低，但大量案件當事人通過提起管轄權異議乃至進一步提起上訴變相拖延案件審判，極大拉長了糾紛解決周期。總的來看，當前涉外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效率問題尤為突出，一定程度上消耗著逐步積累起來的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

司法保護組織基礎有待優化。我國建立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以來，實現了對原有知識產權審判體系的重大改革創新，實踐成效顯著，但運行中也出現一些突出矛盾，主要表現為“四個不相適應”：一是大量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飛躍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與我國四級兩審制的基本訴訟制度不相適應；二是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審理二審案件，與其重在審判監督指導的職能定位不相適應；三是對知識產權法庭二審裁判案件不服只能向本院申請再審，與我國整體審級監督制度不相適應；四是知識產權法庭作為最高人民法院內部機構，人財物保障與承擔的繁重任務、重大使命不相適應。此外，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人才專業門檻高、培養周期長，全國法院仍普遍存在專利審判人才特別是涉外專利審判人才數量不足、隊伍不穩、培養體系不健全等問題。

三、如何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更好推進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作為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力量，知識產權司法應立足法治與科技創新的內在聯系，健全完善體制機制，進一步提升能力、提高質效，更好保護和激發全社會創新創造活力。

完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才能真保護創新、保護真創新。我國現代知識產權司法從20世紀80年代起，經歷40多年的發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基本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部門為牽引、4個知識產權法院為示范、33個地方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為重點、各級法院知識產權審判業務部門為支撐的專業化審判體系。《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明確提出，健全公正高效、管轄科學、權界清晰、系統完備的司法保護體制。目前，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改革已步入深水區，要以問題為導向，以法治需求為牽引，著力解決與司法實踐不相適應的問題，完善支持全面創新的司法體制機制，理順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與基本訴訟制度、審判監督制度的關系，明確各級知識產權審判組織的職能定位，提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專業化水平。

新興科技領域的“事”與“勢”，都是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必須關注的對象。在新興領域矛盾糾紛涌入法院、而法律尚無明確規則的“空窗期”，迫切需要通過公正司法制止侵犯他人科技成果等不法行為。這就要求，一方面，審慎對待每一件“史無前例”之“事”，及時總結經驗，明確和統一裁判規則，強化典型案例示范作用，給市場和社會樹立正確導向、穩定預期。另一方面，準確把握科技創新、行業發展之“勢”，不斷學習研究、更新觀念，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促進創新和依法治理相結合，積極出臺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文件，探索新興領域治理方式，促推新興領域和未來產業在法治軌道上安全、健康、有序發展。

2025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公開宣判“NP01154”玉米新品種侵權上訴案。本案綜合考慮侵權規模、侵權時間、侵權故意等因素，確定適用懲罰性賠償，最終判賠金額超5300萬元，是目前我國植物新品種侵權判賠金額最高的案件，傳遞了切實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的鮮明導向。圖為庭審現場。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供圖

把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統籌起來，提升知識產權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當前，面對涉外送達難、濫用管轄異議、程序“二元分立”和“禁訴令”、“反禁訴令”等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可以通過研究制定符合知識產權案件規律的訴訟法律規范、完善知識產權司法解釋等方式推動解決。對群眾反映強烈、社會輿論關注度高、侵權假冒多發的重點領域和區域，要整治到底、震懾到位。對知識產權濫用問題，應研究制定相關防范制度，健全知識產權評價體系，完善知識產權歸屬與行使制度，實施好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法律法規，形成有力制約手段。服務保障科技創新不能閉門造車，知識產權司法必須更好承擔起推動國際合作任務，堅持為中外當事人提供更加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務，著力將中國打造為國際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優選地。同時，優化跨境司法協作安排，形成高效的國際知識產權風險預警和應急機制，建設知識產權涉外風險防控體系，依法保障我國公民、企業合法權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提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能力關鍵在人才。針對當前突出的知識產權專業審判人才不足問題，各級法院既要堅持“苦練內功”，加大人才引進和定向重點培養，又要重視“縱橫交互”，完善法院與知識產權行政部門之間的人才雙向交流鍛煉和全國法院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人才上下交流培養等機制，讓人才培養貫通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前端與訴訟后端、一審與二審。擴大全國法院技術調查人才庫，實現技術領域全覆蓋，不斷健全以技術調查官制度為基礎，以專家輔助、專家陪審、技術鑒定、技術咨詢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加強高校、科研機構與司法機關協同合作，推動理論研究與一線實踐相互結合、彼此促進，培養一批熟悉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領域和國際政治、對外經貿等涉外領域的跨學科復合型人才。

來源 |《求是》雜志、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

編輯 | 許曉琪

校對 | 羅冠明

審核 | 冼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