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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史林縱橫
作者丨老鬼
作者簡介:老鬼,作家,本名馬波,1947年出生于河北省阜平縣,系著名作家楊沫之子。1968年至內蒙古錫盟西烏旗插隊,期間被定為“反革命”并勞動改造,1975年平反。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畢業后先后任職于文化藝術出版社、法制日報社。代表作有《血色黃昏》《血與鐵》《母親楊沫》等。
父親履歷表上填寫的各個階段的證明人,多數能在網上搜到。我發現這些人結局大都凄慘。有的遭冤殺,有的自殺,有的蹲大牢,有的撤職。
1. 張明(張志樂)(1905—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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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中共黨員張明(朝鮮籍)
張明是母親的好友,原冀中婦救會主任趙亞平的丈夫。1932年張明曾在保定二師從事革命工作,歸保屬特委領導。1936年張明去延安,2年后神秘失蹤,生死不知。過了許多年,文革開始后才流傳出消息——這位朝鮮同志早已被當做“日本特務”秘密處決。
張明,原名張志樂,曾用名金山、劉漢平等,1905年出生在朝鮮平安北道的貧苦農民家庭,14歲來中國。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共。1927年12月參加了廣州起義,失敗后躲到海陸豐,與彭湃相識。1929年到北平從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1930年被捕,由日本領事館引渡朝鮮,關進日本監獄,出獄后又秘密返回北平。1932年來保定二師任教,從事地下工作,期間與學生趙亞平相愛。
同年8月,保屬特委書記黎亞克給河北省委一份部署蠡縣、高陽起義的報告。省委肯定了這個帶有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報告。張明表示反對。河北省委為此嚴厲批評他“反對武裝起義的人是害怕革命,是反革命分子。”
有過廣州起義失敗教訓的張明不服,獨自去北平向上級黨組織申述了自己的意見,闡明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搞武裝暴動必將造成嚴重損失。但他的意見遭到上級否定。得知高蠡暴動失敗,犧牲了數十名同志后,張明心情十分沉重,再次向上級領導表示了自己不同意見,并聯合 25 位持相同觀點的黨員一道聯名寫了份意見信。上級領導卻據此認定張明是右傾分子,并正在走上托派的反黨道路。
后因叛徒告密,張明夫婦雙雙被捕,受盡折磨,因兩人堅不吐實,妻子取保釋放,他再次被遣送回朝鮮。待身體稍有好轉即返回北平。雖然他被捕后黨組織沒受到任何損失,可他的黨籍不被恢復,因為河北省委領導指控他是托派。他曾對人表示“我最初被無理稱為立三分子,后被稱為右傾分子,現在又成了托派分子!他們應該認真調查,停止不分青紅皂白地扣帽子。”后為生活所迫,張明來到了石家莊。據母親筆記本上記載是他發展了陶魯笳入黨。還在石家莊建立了黨組織。
為恢復黨籍,1936年8月1日,他與周小舟一起前往延安,改名為張明。除了斯諾夫婦,他是到達延安的第二位外國人。被安排在抗大教授日語、朝鮮語等課。1937年6月斯諾夫人對他進行了多次采訪,說張明是當時“在延安遇到的唯一不快樂的人”。七七事變后,張明提出要去東北開展游擊戰爭,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不愧為中共黨員。
193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關于鏟除托匪漢奸運動的決定》,隨后在無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邊區保安處將張明隔離審查,理由是他坐過日本監獄,曾被另一朝鮮籍老黨員李鐵夫(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1937年5月到延安,7 月即病逝)舉報是“日本特務”、“托派”。同年10月,康生親自下令將張明“送回老家去”,年僅33歲。這是康生到延安后制造的第一起人命冤案,始終不敢公開,對外宣稱其失蹤,下落不明。
1941年,斯諾夫人的《阿里郎之歌——一個朝鮮革命者的生平》一書出版,介紹了張明的英勇事跡,并翻譯成多國文字,可惜他已經不在人世。1983年 1 月,時隔45年之后,中央組織部為張明正式平反,恢復名譽,恢復黨籍。
張明之妻趙亞平曾是冀中婦救會主任,被賀龍稱為“趙司令”,管著冀中的半邊天。受丈夫株連,第二屆冀中婦救會主任落選。1941年調《晉察冀日報》做編輯。解放后當過婦女干部學校副校長。趙亞平是父母能夠推心置腹說悄悄話的摯友,與母親關系十分密切。60年代兩家離得很近,幾乎天天都要串門。打倒四人幫的消息還是趙阿姨告訴父母的。
2. 賈振峰(1909—1939)
父親的履歷表上記載,在 1932年1月到9月期間父親曾在河北涿縣鄉村師范教書,作為保屬特派員從事地下工作。證明人是賈振峰。
根據《保定人物志》介紹:賈振峰是深澤縣小賈莊村人。1927年參加中共,曾任中共保屬特委書記,是高蠡暴動的領導人之一。失敗后躲避起來,最后轉移到天津,曾任天津市委書記,后被捕關押在南京蘇州監獄。第二次國共合作后被釋放,輾轉來到延安。1938年4月由陜北公學介紹到山東工作,任中共山東分局抗日軍政干校教務主任。1939年上半年被中共山東分局的保衛部門定為托派逮捕處決。1985年10月20日,被平反昭雪。
父親的深澤老鄉,老干部武光曾寫詩《悼賈振峰同志》:
抗戰方酣殺敵忙,生死關頭宜自強;
霹靂大禍從天降,有人誣爾為托幫。
日寇求除兄先亡,非死敵手系內戕,
絕世奇冤終平反,遺恨長存永難忘。
與賈振峰遇難的同時,1939年7月冀中軍區也逮捕了“托派分子”李曉初,父親所在的十分區隨后逮捕17人。因有敵情8月8日在安次縣處決6人(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冀中十分區革命斗爭大事記》56頁)。
3. 劉亦瑜(1912—1939)
母親在《我一生中的三個愛人》文中曾提到劉亦瑜,說他抗戰前常與父親來往。從網上查到劉亦瑜是河北省安新縣北馮村人。1926年夏考入保定育德中學。1927年由魏克仁、習從真介紹加入中共。同年被校方開除,回家鄉北馮村完小任教,創建了白洋淀地區最早的黨支部中共北馮村支部。曾以裝瘋作掩護進行革命工作,故綽號“劉瘋子”。1930年中共任(丘)高(陽)安(新)中心縣委建立,任宣傳委員。1934年去天津,參加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工作,1935年1月被派往北平,恢復建立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任書記。5月下旬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劉亦瑜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1936年底由岳父王佩瑤出資擔保獲釋。1937年抗戰爆發后,先后任人民自衛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冀中軍區政治部總務處長。1938年7月調冀中抗戰學院(短期訓練班性質)軍政院任教導主任。1939年3月奉命去延安匯報工作。不久因受李曉初托派案株連被處決。1986年,根據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關于李曉初托派問題的平反決定”精神,獲得平反昭雪。
4. 楊英(1906—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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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天津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楊英
楊英是原十分區地委副書記。解放后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長。1954年,隨著高饒事件被揭露,破壞黨的團結成為一個罪行。當時的天津市委第一書記黃火青指控馮文彬(市委常委、市委工業部長)和楊英暗中勾結,進行非組織活動,破壞黨內團結。經中共中央批準,1955年7月天津市委撤銷了馮文彬、楊英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馮文彬由6級降為8級,楊英由8級降為13級。市委并將這個決定在全市黨內傳達。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將天津市委對馮楊的處理報告批轉全國黨內傳達。在天津黨史上這被稱為“馮楊事件”,說他們進行反黨宗派活動。楊英被下放到天津雙橋農場任副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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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12月中共天津市委頒布256號文件正式為馮文彬、楊英平反。
楊英的夫人羅云是母親十分區的好友,天津市首任婦聯主任,多年來一直保持聯系。
5. 張林川(王郁文)(191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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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天津市新華區委書記兼區長張林川(王郁文)
馮楊被處理后,下面又倒了一批干部,其中就有父親的搭檔,老戰友張林川,又名王郁文。1942年9月父親任十分區第一聯合縣縣長時,張任縣委書記。當時他叫王達,河北省安平縣張莊村人,1937年參加中共。解放初曾任天津北郊區委書記、南開區委書記、新華區委書記兼區長,這是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在戰爭年代非常勇敢,被當地老百姓交口稱譽。解放后,依舊剛直敢言,卻被打成馮楊反黨集團的骨干分子,開除黨籍,行政從10級降到14級。發配到天津紅光農場任副場長。文革中,在批斗會上被造反派打掉了牙。1976年 8 月,因患癌癥在地震棚里含冤去世。
6. 蘇玉振(1919—2012)
1957 年反右斗爭中,父親的十分區老友蘇玉振被打成右派。1939年父親曾任霸縣縣長,蘇玉振后來曾當過霸縣縣委書記,他們知根知底,來往密切。解放初期,蘇玉振曾任天津專區公安處長。1952年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被判處死刑后,受株連被撤銷公安處長,調省委統戰部任副處長。后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1957年反右期間,是否給民主人士王葆真定成右派河北省委產生分歧。王葆真1954 年曾給省水利廳遞交過一份水利建設的萬言書。反右時,有人認為他的萬言書是反黨綱領。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劉洪濤卻認為王葆真是民主人士,火力不宜過猛,應該批評團結。經統戰部集體討論,認為王葆真應該定為中左,不屬右派。反右高潮時,省委常委開會討論王葆真的問題,馬國瑞副書記主持,讓劉洪濤發言,劉就叫蘇玉振代表統戰部發表意見。但部分同志仍堅持要把王葆真劃為右派。劉洪濤不同意。一位省領導(馬國瑞?)指控劉洪濤和王葆真結成反黨聯盟向黨進攻,蘇玉振是劉洪濤的幫兇。最后將劉洪濤定成右派,撤職、開除黨籍,下放到河北圍場縣畜牧場改造。而蘇玉振也被定成右派,從13級降到15級。據蘇玉振說,文革中連造反派都覺得他這右派當的冤,僅僅按領導指示念了下統戰部的意見,就成了右派。
父親多年來一直與蘇玉振保持著聯系,家里存了不少他的來信。2012年盛夏,我曾與住在醫院的蘇玉振老人通過電話。他聽說我是馬建民的兒子,非常激動,竟然哽咽了起來。當時他已經93歲,早已從保定市人大副主任退下來。可能預感到自己來日無多,百感交集。我們此前素不相識,這是第一次通話,也是最后一次。我不知說什么好,承諾等書稿修改完后一定前去保定看望他。不料通話后2個月,老人駕鶴西去。
7. 何朗明(190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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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建工部辦公廳副主任何朗明
1965年四清期間,父親的好友,老鄉何朗明突然被逮捕入獄。
何朗明也是深澤人,1927年的老黨員,在冀中干部里大名鼎鼎。光頭,身材魁梧,雙眼炯炯有神,說話洪亮。1942年五一大掃蕩后,形勢極端殘酷,冀中根據地不復存在。為保存有生力量,經七地委書記張達、副書記張慶春同意,何朗明來到敵占區隱蔽。但下面的同志并不知情,誤以為他叛變投敵。深極縣委決定將其處決。他聞訊后并未逃跑,反而主動尋找縣委。他對前來處決他的縣委書記張亮和王培陳述了實情,談了三天三夜,終于消除誤會,后恢復了黨籍。
父親跟何朗明關系極好,稱他為何老浪。兩家孩子也經常來往。父親前妻的女兒從農村出來的工作就是何朗明在龍煙鐵礦當黨委書記時給安排的。哥哥還與他大女兒交過一段朋友。
1947年在安平縣委任副書記的何朗明領導土改時,曾破獲了一個以韓萬堂、高俊英為首的國民黨特務組織,結果引發了公安系統的個別同志不滿。1953 年何朗明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講述為破此案自己的遭遇。中央責令劉瀾濤、林鐵處理。結果河北省公安廳長陸治國,唐山市公安局長李小章,以及省檢察院處長焦玉珊及深澤老鄉何繩武、王培等都受到了批評處罰。這些人不服氣,私下活動,夸大捏造事實,不斷舉報何朗明是叛徒、日本特務……
1964年開始四清時,何朗明任建工部辦公廳副主任。原中監委派來建工部的四清工作隊把矛頭對準了劉秀峰部長。何朗明看著不公平,曾當面跟分管建工部的薄一波爭辯過。后來還給毛主席寫了長信,反映建工部“四清”工作隊的做法極左,違反黨的政策,為劉秀峰鳴不平,不贊成把建工部說成一團漆黑。結果此信招來報復。工作隊利用過去舉報的材料,把他的歷史問題又翻了出來,硬說他是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該工作隊寧左勿右,推翻了以往各級黨組織為何朗明做的結論,拼湊了三大罪狀:一、投敵叛變,充當日特,出賣我根據地的情報;二、利用職權為地主岳父反攻倒算;三、殘害村干部、貧下中農和陷害黨員干部、群眾。
工作隊如此狠整何朗明是為了說明部長劉秀峰重用包庇壞人。1965 年1月何朗明被正式逮捕并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中央還下發紅頭文件,把建工部揪出日本特務、叛徒、階級異己分子何朗明的情況傳達到中央各部委、各省市,成為四清期間,被逮捕的司局級干部中的一個著名案例。
由于何朗明在任安平縣委副書記時,幫助過林鐵(原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夫人弓彤軒,林鐵也受到牽連,說他包庇壞人何朗明,文革中成為林鐵的一條罪狀。何朗明是父親的深澤老鄉。他為人仗義,經常替別人打抱不平。但脾氣大,嫉惡如仇,整人兇狠粗暴,傷了些人。1964 年時人們都愛上綱上線分析事物,寧左勿右。何朗明又搞過一段公安,得罪了公安系統的干部,遭到報復,結果被打成“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逮捕入獄。直到1978年才被判處無期徒刑。1979年4月保外就醫,坐牢14年。
何朗明出獄后,哥哥多次去他東四的家中看望。80年代初,何朗明曾到中紀委反映,要求徹底平反。黃克誠書記親自接見,并安慰他:“我聽說過你的事情,老同志受了多年委屈,我們會很快給你落實政策,回去等著吧。”可惜黃克誠因病無法工作,何朗明的案子又落到了原來處理他的人手上,堅持不給平反。1984年何朗明病逝,終年76歲。
后來,連當年對何朗明有意見的陸治國(恢復工作后曾任河北省檢察院檢察長)都說:敵偽檔案里并沒查到何朗明投降叛變的記載,我們的地下組織也沒有受到任何損害。
何朗明去世6年后,經最高法院批準,1990年4月北京市高院再審終審宣判何朗明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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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院終審判決宣告何朗明無罪
原判認定一、何朗明 1942 年去敵區投敵叛變,充當日特,出賣我解放區大量情報,破壞我黨京津貿易機構沒有根據;二、認定何朗明利用職權為地主岳父反攻倒算,亦缺乏證據,不能成立;三、原判認定何朗明殘害村干部和貧下中農及捏造罪名誣陷黨員干部和群眾等事實與實際不符。何朗明在工作中確實有錯誤,但不構成犯罪,不應以犯罪論處。
既然判決書把那三項罪名全部否定,既然何朗明被宣布無罪,當年建工部開除其黨籍、公職的根據就化為烏有,理應恢復他黨籍和公職。但建工部說此案是中紀委辦的,黨籍和公職問題必須由中紀委決定。可中紀委卻堅持當年處理正確,何朗明的問題不能平反。
2004年何朗明的子女再次給中紀委寫信,托哥哥馬青柯交給101中同學曾慶紅,曾慶紅批給中紀委。中紀委在復查后,依然維持原結論。
“四清”運動是根據1962年9月提出的“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指導思想進行的,這個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傷害了成千上萬基層干部和群眾。而建工部的“四清”運動是重災區,打倒了部長劉秀峰、辦公廳主任王應慈、研究室主任王唐文等多位老同志。劉秀峰 1971 年被迫害致死。1980 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目睹劉秀峰部長被誣陷,當時的部研究室副主任廉仲、屈飛等都曾給中央領導寫信反映,對“四清”工作隊的做法提出批評。他們也均被打成劉秀峰反黨集團成員,但最后都平了反。唯有同樣為劉秀峰說話的何朗明卻至今沒有平反,因為曾等處理過這個案子的領導都極力反對。
何朗明的遭遇對父親的震懾可以想象。昨天還一起吃飯喝酒,今天就被逮捕,進了大獄。何老浪因得罪人導致蹲大獄的教訓讓父親牢記心頭。父親在外面越發謙恭,見了誰都笑容滿面,客客氣氣。
8. 鄧拓(1912—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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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
福建閩侯人,1930年加入中共。1932年被捕,一年后父親托人將其保釋。抗戰期間來晉察冀主持《抗敵報》《晉察冀日報》,后任《人民日報》總編、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文教。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戚本禹的文章,說:“現已查明他(鄧拓)是一個叛徒。在抗日戰爭時期又混入黨內。”在黨報上公開發表這樣一篇文章給了鄧拓致命一擊。已經挨批很長時間的鄧拓2天后在家中自殺。
父親1946年調到《晉察冀日報》任秘書長,天天與鄧拓共事。鄧拓的愛人丁一嵐說:當年鄧拓、胡開明、馬建民三家住的地方都緊挨著。解放后父母與鄧拓夫婦倆一直來往。為此,文革開始后,父母多次檢查交代自己與鄧拓的關系。老革命鄧拓一轉眼就變成了臭不可聞的壞人,成了全國大小媒體激烈批判聲討的大黑幫。父親非常恐懼,立刻把鄧拓寫的一副掛在他臥室房梁上的“氣沖霄九”橫幅給摘下來燒掉,并焚燒了鄧拓寄來的所有信件。
9. 王亢之(1915—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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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
河北深澤縣人。參加過一二九運動。1938年入黨,抗戰期間,曾任冀中導報副社長。1947 年調《晉察冀日報》任總編輯。父親曾與他共事。后任《人民日報》副總編、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文教。
1968年2月28日,江青在接見天津市各方代表時,硬說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藝上的代言人”,王亢之“支持方紀這伙人”。江青在大會上氣勢洶洶說:“王亢之,你是叛徒,是特務,你領過帕司(通行證),你要老實交代!”在眾目睽睽之下,王亢之忍無可忍,當場站起來辯解:“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務,更沒領過什么帕司。”頂撞了江青之后,預感到大難臨頭,隔一天,1968年3月1日即吞服安眠藥自殺,年僅53歲。王亢之曾被日軍短暫俘虜,隨即在押送途中逃脫,據此江青指控他是叛徒特務。
深澤縣是老區,老干部很多。江青后來還斷言:“深澤縣有個很大的叛徒集團”。隨之天津抓了307個“深澤叛徒集團”成員。深澤縣“抓叛徒辦公室”也先后揪出1500 多個“叛徒”。
得知深澤老鄉王亢之被打成叛徒,自殺后,父親極度緊張,在家里說話聲輕微得跟蚊子叫一樣,好像聲音大了會把造反派招來。很快1968年夏天,北京各單位都開始追查深澤叛徒集團。父親立刻被從北師大革委會里踢出來,終日坐在小馬扎上反省交代。在壓力最大的時候,他實在沒什么可交代的,為表現態度好,只好把母親的真實入黨時間交代了出去,導致了夫妻難以彌合的裂痕。
10. 鄭依平(190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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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哈爾濱市委書記處書記鄭依平
福建長汀人。1928年加入共青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1934年被捕入獄,因證據不足,1936年夏釋放,之后去了延安,經審查一年結論是沒有問題。以歷任延安抗日救國會宣傳部長,西北局宣傳部科長,冀察熱遼軍區宣傳部長,1948年秋調哈爾濱,歷任宣傳部長,市委副書記,市委書記處書記。
1934年夏母親去功德林監獄探望許晴時就認識了同牢獄友鄭依平,他還介紹母親把鉛筆芯放在白面里蒸成饅頭送進來。母親在《我一生中的三個愛人》文章中說:1936年西安事變后,父親常常些黨員到家里來。除了侯薪、劉亦瑜、魏克仁、張平之、齊健秋外,還有許晴、鄭依平。
1962年4月11日上午,鄭依平特地請母親陪他一起去功德林監獄舊地重游,觀看了當年坐過的牢房(見母親日記)。但文革開始,負責文教工作的市委書記鄭依平首當其沖被打倒,受到殘酷迫害,被定為三反分子、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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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7 月 6 日《哈爾濱晚報》
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后,原東北局宣傳部長李卓然(1922年老黨員)憤然為鄭依平鳴不平,支持他向上級申訴。可就在他多方奔走申訴之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來臨了,給老干部落實政策的工作戛然而止。他的申訴又成了右傾翻案風中的一例。鄭依平悲憤填膺,在周總理去世一個月后,背著三反分子、叛徒帽子含冤去世,年僅67歲。
1976年2月7日,父母托我去海軍總院參加了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來人寥寥無幾,異常凄清。
父親身邊這些熟人的最后結局,有犧牲的,有冤殺的,有自殺的,有蹲大牢的,有挨批挨斗整死的,父親這位1926年入團、1930年入黨的老同志,親眼目睹了斗爭的嚴酷;他本就謹小慎微,變得更小心翼翼,隨著年齡增加,“保住自己不挨整”變成了他生活的首要任務和第一大事;他不求高升,但求無過,多年來一直在原地踏步。
這是我作為父親馬建民兒子的一點感覺。
2016.11.21
2021.8.4 補充修改
參考書籍:
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河北人民出版社)
保定人物志(中央文獻出版社)
劉秀峰風雨春秋(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深澤縣歷史名人(中共深澤縣委黨史研究室)
父親的交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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