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那天傍晚，我剛把最后一筐衣服從院子里收回來，胳膊酸得抬不起來。廚房里飄出一股蔥油的香味，是婆婆在炒她最愛吃的酸辣土豆絲。我把衣服往沙發上一放，正想坐下喘口氣，婆婆扯著嗓子在廚房喊：“小芳，你過來把這蒜剝了，順便把米也淘上。”
我心里那口氣啊，憋得像揣了個皮球，鼓鼓囊囊的。可嘴上還得應著：“哎，媽，來了。”
我叫林小芳，今年四十三，嫁到老周家整整十八年了。婆婆姓陳，今年六十八，身子骨硬朗得能跟年輕人比。她不是不能干活，是壓根就不想干。家里大事小情，洗衣做飯、擦地澆花、買菜倒垃圾，全都是我一個人的活。老周在工地上干監工，常年不著家，兒子在外地上大學，一年回來兩趟。這家里，就我和婆婆大眼瞪小眼。
要說婆婆對我不好吧，那也不是。我感冒發燒的時候，她也會給我熬一碗姜湯端到床頭。可一旦我能下地走路，她就立馬恢復“老佛爺”的派頭，坐在沙發上嗑瓜子看電視，嘴里不停地吩咐：“小芳，給我倒杯水。”“小芳，把那窗戶擦擦，臟得跟啥似的。”“小芳，明兒個你二姑要來，你包頓餃子。”
我不是沒跟老周抱怨過。老周咬著煙頭，瞇著眼說：“媽一個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你多讓讓她，能咋地？”一句話堵得我半天說不出話來。
那天晚上，我蹲在廚房剝蒜，眼淚不爭氣地往下掉。蒜辣得人睜不開眼，可我心里更辣。我四十出頭的人了，在這個家像個不要錢的老媽子，連個發火的理由都找不著。婆婆沒打我沒罵我，沒苛待我沒克扣我，她就是……理所應當地使喚我。
我擦了擦眼淚，心想：這日子，到底什么時候是個頭？
轉機是在上個月。
那天我表姐從縣城來看我，進門沒說兩句話，眼睛就紅了。她拉著我的手到院子里，悄聲說：“小芳，你這臉色咋這么差？我看你這家里，活兒全是你一個人干吧？”
我苦笑：“姐，習慣了。”
表姐嘆了口氣：“你這不叫習慣，這叫認命。我跟你說，人哪，不能這么熬。我們單位有個心理醫生說過，長期壓抑情緒，遲早出毛病。你呀，得給自己找個出口。”
表姐走的時候，塞給我一張名片，是縣城一家社區舞蹈隊的聯系方式。她說：“你去跳跳舞，散散心，別老悶在家里。”
我把名片揣兜里，揣了三天沒敢拿出來。第四天，婆婆又讓我去給她剪腳指甲，我蹲在地上，聞著那股子味兒，忽然就想通了——我憑什么？
晚上吃飯的時候，我深吸一口氣，跟婆婆說：“媽，我想去社區跳跳廣場舞，每天晚上七點到九點。”
婆婆筷子一頓，眼睛抬起來：“跳舞？你這歲數還跳啥舞？家里這一攤子事兒誰管？”
我心里一抖，可還是硬著頭皮說：“媽，我血壓有點高，大夫說讓我多運動。再說了，您身子骨比我還硬朗，晚飯后那兩個小時，您幫我洗個碗，應該不費勁吧？”
婆婆的臉“唰”地就拉下來了：“你這是嫌棄我了？”
我趕緊擺手：“媽，我哪敢啊。我這不是為了身體嘛。您要是覺得不方便，那我讓老周回來跟您商量。”
提到老周，婆婆沒吭聲了。她扒拉了兩口飯，悶悶地說：“去吧去吧，跳就跳吧。”
我那一刻，鼻子發酸。原來這么多年，我不是反抗不了，是壓根沒想過要為自己爭一爭。
跳舞這事兒，慢慢地就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社區舞蹈隊里有幾個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姐妹，王姐、劉嬸、還有開小賣部的趙大姐。我們一起跳完舞，常常在公園門口的小攤上吃一碗餛飩，熱乎乎的湯下肚，整個人都舒坦。王姐聽了我的故事，拍著大腿說：“小芳啊，你這是‘老好人’當久了，把自己當成奴才了。婆婆又不是老虎，你不開口，她哪知道你累？”
趙大姐接話：“我跟你說，我們這歲數的女人，伺候了一輩子人，也該為自己活活了。”
她們的話像一盆溫水，慢慢把我心里那塊冰給焐化了。
回到家，我開始一點一點改變。婆婆讓我擦窗戶，我就說：“媽，我今兒腰疼，明天再擦行不？”婆婆讓我包餃子，我就說：“媽，您手藝比我好，您和面，我搟皮，咱倆一起包。”
剛開始婆婆還撇嘴，后來居然也習慣了。有一天她包完餃子，看著滿滿一蓋簾，居然笑了：“還是倆人干活快。”
我忽然明白，婆婆不是惡人，她只是被老一輩“婆婆就是天”的觀念慣壞了。而我這些年的隱忍，恰恰助長了她的理所應當。
老周回家那天，看見我和婆婆一起在廚房忙活，愣了半天。晚上他偷偷問我：“你跟媽咋處得這么好了？”
我笑了笑，沒說話。
有些委屈，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己受的。有些反抗，不需要撕破臉，只需要你勇敢地，為自己說一句話。
日子還長，我四十三歲，才剛剛開始為自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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