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聶榮臻視察淮南時,看到招待所后山兩個碉堡為何特別提出要立碑?
1959年9月底,淮南礦區的井架在晨霧中發出低沉轟鳴,這座從抗戰廢墟里站起來的華東煤都,正向著當年國家下達的七千萬噸產煤目標使勁。機器聲里,一列自北京南下的專列靜靜停在合肥,車上坐著年近六旬的聶榮臻。
安徽省委把這趟行程稱作“休養”,卻絲毫不敢怠慢。省里原本準備了一桌豐盛晚宴,蘇毅然在門口迎接時,聶榮臻只瞟了一眼菜單,說了句:“工地工人吃什么,就給我準備什么。”隨后幾道油炸菜被悄悄撤下,留下玉米餅、咸菜和一碗熱湯。飯桌上,他又補了一句:“省下的油,送到鋼鐵試驗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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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專列繼續南行六十余公里,停在淮南小站。這里曾是日軍重兵把守的戰略資源區。1943年,侵華日軍在礦區后山打下多座混凝土工事,以防盟軍空襲,也監視周邊游擊隊。戰后工事無人管理,雜草封住了槍眼。
午后烈日下,聶榮臻走進礦區。皮鞋沾滿煤灰,他興致勃勃地與礦務局工程師討論新井的通風設計,又指著北門草地提出補種油桐的想法。走到后山,灌木叢后露出兩截灰暗弧墻。單星舉起相機正要拍照,聶榮臻先彎腰撿起一塊彈片,仔細摩挲片刻才開口:“這是敵人留下的,我們不能裝作沒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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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推平?”有人低聲問。
“不,留著。”他抬頭掃視四周,“立碑,標明修筑時間、修筑者、用途,讓后來人知道這一塊土地曾經的苦難。”
隨行測繪員立即取出卷尺,蹲在地上畫草圖。單星一邊調焦一邊嘀咕:“墻體厚近一米半,混凝土里夾鋼筋,比前線碉堡還結實。”聶榮臻聞聲點點頭:“當年他們怕得很。”那一刻,無需更多言辭,眾人明白這里將被劃入另一種戰場——記憶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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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影響生產,保護方案僅用半天就擬定:碉堡整體保留,外設警示欄,東側立花崗巖碑一通。文件由蘇毅然簽發,當晚即刻電報北京文物主管部門。
五天轉瞬即過。返京前的清晨,梧桐葉在風里沙沙作響,聶榮臻和礦區干部在廠房前匆匆合影。臨上車時,他反復叮囑:“照片底片、測量草稿都歸檔,任何人不得挪用。”蘇毅然應聲:“保證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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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與愿違。1960年代后期,礦區擴建,后山被規劃為運輸站臺,碉堡隨著土方一道推平。所幸單星當年留下的底片、草稿和備忘錄被鎖進檔案室,沒有隨工程廢紙焚毀。幾十年后,研究者仍能憑那張底片復原碉堡的尺寸,也借那通碑文草稿勾勒出侵華者在淮南的殘酷史跡。
回望1959年的那次現場決定,人們會發現它并非簡單的個人即興,而是新中國初期文物保護意識與工業建設目標的一次罕見交匯:煤炭、鋼鐵、國防、記憶,這些看似無關的詞語,在那個午后彼此連接,見證了一個時代的選擇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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