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日，《廈門經濟特區個人破產保護條例》正式落地，經過半年多的實踐，達到預期效果了嗎？

在這半年里，筆者一直在研究廈門個人破產制度實施的情況，也跟蹤了多位申請人的破產案件進度，目的就是為了在宣傳個人破產知識的同時，幫助廣大負債人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近期，廈門個人破產首案取得法院的最終裁定，但結果可能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樣，歷經數月審理，這起備受矚目的首案最終走向了破產清算，而在這場程序博弈中，慘的并非債務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債權人。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是怎么個事！

一紙和解草案，已是債務人最后的誠意

王先生是一位在廈門打拼20年的創業者，其創辦的企業曾連續9年上榜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高峰時員工近百人。受疫情和行業下行影響，企業經營陷入困境，夫妻二人通過銀行擔保、信用貸、抵押貸等多種方式籌措資金維持運營，最終欠下巨額債務。

他們將公司賤賣后，申報債務仍高達565萬元，名下無房無車，夫妻二人月收入10000元左右，即便不算利息和滯納金，至少也需要數十年才能還清。于是，他們向法院提交了個人破產申請。

在進入破產程序后，王東、黃明芳向債權人提交了一份具有相當誠意的和解協議草案：

• 銀行債務和信用卡債務按照所欠款項的10%清償，計劃分五年支付；
• 個人借款債務總額不調整，分六年清償。

根據該草案，金融機構債權受償金額預計約為50余萬元，加上個人借款，年均還款10萬元以上——這已是夫妻二人收入能力的上限。但是，這份展現負債人最大還款誠意的和解協議草案，在提交債權人會議表決時，未能獲得通過。

和解失敗后，清算效果或遠遜于和解

按照《廈門經濟特區個人破產保護條例》第一百一十七條的規定，和解協議草案經債權人會議表決未獲得通過，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止和解程序，并宣告債務人破產。

因此廈門中院據此依法宣告王東、黃明芳夫妻破產，并于2026年5月28日裁定終止破產清算程序，債務人正式進入考察期。

然而，破產清算的結果遠比和解方案糟糕。進入考察期后，債務人除豁免財產外的全部收入均須用于清償債務，但豁免財產已經預留了必要的生活空間——王東夫妻每人每月可保留4000元作為基本生活費、贍養費等豁免財產，其余收入才用于還債。

若按照夫妻二人月收入10000元計算，扣除兩人共8000元的豁免財產后，實際可用于還債的金額僅剩不足2000元，年均還款不超過2.4萬元。這一金額已經低于和解協議草案中年均8至10萬元的還款預期。

避免了10%的超低折扣，可債權人為什么還是輸了？

在這場破產程序中，債權人面臨的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當初接受和解協議草案，金融機構固然要承受近90%的債權損失，但至少能在五年內獲得每年8至10萬元的穩定回款；個人借款債權人則可以按原額分期受償，雖無利息，本金尚可保全。

然而和解草案被否決后，轉入破產清算的債務人還款能力反而下降，受償率更低，回款周期更不確定。

假如該夫妻每月收入能夠穩定在10000元，扣除豁免財產后全部還給金融機構，也無力覆蓋和解草案中原定的50余萬元，此時金融機構債權人的實際受償率，將從草案承諾的約10%進一步大幅縮水。

但是，我也看到，該王某夫妻年齡都在55歲以上，未來收入水平極其不穩定，加上清算程序還債的動力不足，如果月收入降低甚至低于基礎生活開支，是無需向債權人還款的。

同時，只要他們在考察期內不違反規定，考察期滿后，這些金融機構的債務將一筆勾銷。所以，從某種層面來看，這些金融機構在債權人會議上爭了一口氣，卻輸的很徹底。

廈門個人破產首案帶給我們的啟示

通過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在個人破產制度的實踐中，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矛盾：

債權人會議表決時，各方債權人各自為政。債權人都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邏輯拒絕債務人爭取的和解方案，結果卻是所有人的蛋糕一起縮小。個人借款認為是好心借款不愿延期，而金融機構則認為債權打折幅度過大，導致無法與債務人達成一致。

這種分歧在表決時被放大，總以為還可以逼一下債務人，可最終導致所有債權人共同承受了比和解方案更糟糕的結果。

廈門個人破產首案的最終判決，為《條例》實施提供了第一個裁判樣本，也向社會釋放了一個明確信號：個人破產制度不是債務人單方面的“免債通道”，而是一個需要債務人和債權人共同理性參與的制度設計。

誠然，和解失敗后的清算結果對債權人更為不利，但制度的本意恰恰在于引導雙方在破產程序中達成合作——承認債務人的還款能力上限，換取更穩定、更可預期的回款。

對于債權人而言，這也意味著需要重新認識破產制度的價值，與其在清算中接受更低比例的被動受償，不如在和解中主動尋求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