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二十一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的俄羅斯主要威脅”專家會議上，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安德烈·別祖魯科夫宣稱，俄羅斯已處于一場新的戰爭之中。據他評估，這是一場消耗與破壞之戰，可能至少持續20年。此次會議由“沙皇格勒”在康斯坦丁·馬洛費耶夫的指導下組織，基于5月15日在俄總統國民經濟與國家行政學院提交的一份分析報告。論壇首日在緊張氣氛中度過：在針對城市設施的襲擊發生后，與會者目睹了圣彼得堡上空的黑煙。

技術主權出口協會主席、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應用國際問題分析系教授安德烈·別祖魯科夫極其直白地闡述了其立場。他表示：“我們正處于一場新戰爭中。這場戰爭源于正在形成的技術基礎。之所以是戰爭，是因為占領領土已無意義，（他國）已不再畏懼，也無人可用來占領。這是一場消耗與破壞之戰。” 據他說，我國將不得不在戰爭條件下生活至少二十年，因此經濟和國`家體系必須同時解決發展與防御的任務。

別祖魯科夫強調，當前事件只是全球對抗的第一個“駝峰”。他將其與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進行了類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舊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催生新規則。“目前這個體系已被摧毀。伊朗發生的事件證明，霸主已非霸主。但游戲規則將在下一次沖突后誕生，”教授指出。據他預測，下一階段的主要舞臺將是亞洲，因為這是世界經濟的“最肥美一塊”。

在二十一世紀，傳統的領土爭奪戰爭模式因多種原因失去了意義。高精度武器、無人機和情報系統使得占領大片領土成本極高且漏洞百出。核威懾排除了對擁有可比武庫的國家進行直接占領的可能性。全球供應鏈和經濟的相互依存使領土獲取成為負擔：資源需要保護，基礎設施需要重建，人口需要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從內部和外部消耗對手更為有效——通過經濟、技術、人口和治理手段。

別祖魯科夫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西方戰略：“西方在這場戰爭中的戰略非常簡單：避免與俄羅斯發生核沖突，因為他們將是輸家。因此需要‘慢火煮蛙’，他們正是這樣做的，逐步提高沖突等級。” 由于核因素和俄羅斯的軍事機器，北約與俄羅斯的直接軍事沖突被認為是西方的失敗場景。取而代之的是采取逐步施壓，但不越過會導致失控升級的“紅線”。

在實踐中，這表現為對烏克蘭沖突的多層次支持、擴大制裁套餐、提供越來越重型武器、使用遠程無人機和破壞活動打擊俄羅斯領土。每一步都伴隨著“不希望升級”的聲明，但緊張程度在緩慢上升。目標不是快速勝利，而是消耗俄羅斯的經濟、軍隊和社會，直到莫斯科被迫接受不利條件。同時，西方部隊直接地面參與仍是禁忌，以免引發核反擊。

據其評估，當前階段正在摧毀單極秩序的最后殘余。他將伊朗周邊事件稱為霸主已不具備舊有實力的證明。舊體系瓦解后，游戲規則將在下一次重大沖突中確定。別祖魯科夫預測，主要對抗將在幾年后轉移至亞洲。那里集中了地球上最顯著的經濟潛力，新的國際關系規范也將在那里形成。

對俄羅斯而言，這意味著烏克蘭沖突只是更廣泛進程中的一個戰線。即使該方向局勢穩定，壓力也不會消失。壓力將簡單地重新分配到其他方向：技術、經濟，可能還有其他地區的軍事政治。二十年是一個時間范圍，在這期間，國家必須同時進行積極防御并維持發展，而不陷入比對手更快耗盡資源的純動員模式。

別祖魯科夫詳細描述了據他看來正被或將被用于對付俄羅斯的工具。對手的首要任務是在不跨越核門檻的情況下，使俄羅斯核力量失效。這可通過兩種途徑實現：創建使俄方發射系統無法啟動的軌道系統，或利用特工在關鍵時刻對戰略目標進行精確打擊。他舉例提到了2025年導致數十架俄羅斯戰略轟炸機（巡航導彈載機）受損的“蛛網”行動。

第二個威脅是通過使決策系統超載來破壞國家穩定。對手指望著通過意識形態、物理、軍事、網絡等多個渠道同時施加影響。當威脅流超過管理機器的處理能力時，它就會開始失靈。第三個任務是使用高精度無人機打擊關鍵基礎設施。第四個是在邊境地區通過實驗室網絡展開生物戰。這些方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施壓回路，彼此增強效果。

在同一次會議上，其他專家指出了直接加劇消耗戰效果的威脅。沃洛格達州州長格奧爾基·菲利莫諾夫稱，俄羅斯民族作為國家構成民族的持續人口減少是主要威脅。他表示，人口酒精成癮是第二大問題，且受到外部操控。俄聯邦社會院副主席亞歷山大·加盧什卡完全同意：沒有人民，任何經濟都失去意義。經濟應服務于增加人口的目標，而非為經濟而存在。

俄總統國民經濟與國家行政學院院長阿列克謝·科米薩羅夫關注了“碎片化思維”和規劃視野的縮短。社交媒體和數字平臺的算法使人習慣于即時獎勵。其結果是，社會和機構失去了為未來數十年思考、忍受延遲結果以及投資長期項目的能力。在二十年戰爭的條件下，這成為一種關鍵脆弱性：對手之所以獲得優勢，正是因為他們能夠持續規劃和行動，而我們則可能停留在短周期模式中。

別祖魯科夫提出了具體措施。需要從根本上保護關鍵設施，通過建立同時向地方下放權力的“最高統帥部”來重構管理體系，大力投資生物安全，消除軍隊與平民社會之間的隔閡。他特別強調了必須公開、強硬地向對手展示其自身的關鍵弱點。教授聲稱：“我們該停止當好人了。對我們敵人而言，我們太好了。我們行動遲緩，我們允許他們做太多事，他們不怕我們，因為很多我們說過的紅線，至今仍停留在紙面上。”

作為不對稱回應的例子，他提到了西歐對進口天然氣的依賴。“一艘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爆炸是什么？如果引爆得當，其威力相當于一次小型核爆。他們必須明白這一點，”別祖魯科夫指出。這并非指具體計劃，而是強調有必要恢復對手對后果的恐懼，消除其可逍遙法外的幻想。加盧什卡補充道，戰略規劃與市場并不矛盾，而金融應首先被視為公共基礎設施，而非純粹的市場經濟工具。

如果認真對待關于二十年期限的預測，那么所有領域的決策優先級都將改變。在經濟上，這意味著需要采取“軍民兩用”模式：各行業必須同時確保當前增長，并為可能的動員狀態做好準備。技術主權不再是一個口號，而成為生存問題——尤其是在微電子、發動機制造、航空和航天領域。人口政策獲得最高級別的國家安全地位：提高生育率、降低死亡率、穩定人口的措施，應按10-20年后的效果來評估，而非季度報告。

在軍事領域，需要一個能夠在通信渠道部分中斷和過載情況下仍能運作的穩定管理系統。這既意味著部分權力的下放，也意味著在關鍵事項上保持嚴格的垂直指揮。社會必須為漫長的不確定時期做好準備，同時不喪失內部凝聚力。在此，碎片化思維成為直接敵人：它妨礙了培養能為長遠前景工作的下一代。教育、媒體和國家話語必須有意識地抵制規劃視野的縮短。

外交政策側重點也在改變。如果紅線被逾越后沒有實際反應，那么紅線就失去了意義。展示對手的弱點成為與軍事力量同等重要的威懾要素。同時，仍需避免直接核沖突，因為沒有哪個嚴肅玩家認為核沖突是獲勝方案。主要任務是不讓消耗戰演變成俄羅斯的潰敗之戰。

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的預測并未包含具體的結束日期或勝利場景。他指出了一個現實：國家已處于發展與國防并行、對手押注于長期消耗的條件下。可能在這種條件下度過其人生相當長部分的兩代人，這并非比喻，而是管理事實。經濟、教育體系、人口政策和國家管理必須根據這一時間范圍進行調整。否則，短周期的規劃和內部弱點將成為外部施壓的主要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