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雍容華貴，富麗堂皇，是中華民族興旺發達、美好幸福的象征。在菏澤大地上，這朵“富貴之花”已綻放千年。從遠古傳說的發端，到明清時期全國栽培中心的形成；從戰火紛飛中的頑強守護，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使命擔當——菏澤牡丹的發展史，既是一部花卉栽培史，更是一部文化傳承史。近日，記者深入菏澤，探訪牡丹發展脈絡，追尋這朵“國色”背后的故事。

明代菏澤牡丹甲于海內

“菏澤地處黃河下游，滔滔黃河孕育了悠久的歷史文明，積淀形成深厚肥沃的土壤。在這片土地上，牡丹的傳說源遠流長。”6月2日，中國園藝學會牡丹芍藥分會副秘書長龐志勇介紹。

菏澤牡丹真正走向歷史舞臺中央，始于明代。清朝學者蘇毓眉在《曹南牡丹譜》中寫道：“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內。”曹南即今天的菏澤。自明朝開始，菏澤牡丹在國內獨領風騷數百年。明萬歷三十年進士謝肇淛在《五雜俎》中也印證了這一盛況：“余過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氣逆鼻，蓋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方圓百里內，菏澤家家戶戶種牡丹，種植面積之大令人驚嘆。

菏澤籍文史學者榮宏君認為，通過謝肇淛的這段文字可知，曹州牡丹種植業在明朝萬歷時期已十分興盛。農民把牡丹當做經濟作物，以售賣牡丹養家糊口；士紳則開辟花圃，觀賞并培育新品種。崇禎七年進士、曹縣人李悅心在《購牡丹》詩中寫道：“聞道牡丹新種出，萬錢索買小紅芽。”“小紅芽”指牡丹新品種，這首詩真實記錄了明代曹州愛花人士爭相購買牡丹新品種的情形。

“明代，同為全國牡丹栽培中心的亳州，許多牡丹品種引自菏澤。”龐志勇介紹。薛鳳翔在《亳州牡丹史》中記載了276個亳州栽植的牡丹品種，其中“金玉交輝”“狀元紅”等20余個品種來自菏澤。該書對引種自曹州的品種給予高度評價：稱“金玉交輝”為“此曹州所出，為第一品”；“更有綠色一種，色如豆綠，大葉白花，千層起樓，出自鄧氏，真為異品，世所罕見”；“又有萬疊雪峰，千葉白花，亦曹州之神物，亳尚未有”；“狀元紅，弘治年間得自曹縣，又名曹縣狀元紅”。

明清時期，菏澤牡丹連阡接陌，諸多名園星羅棋布。城南有綺園，城北有萬花村園、郝花園、毛花園、趙花園、桑籬園等，城東有何園、張花園、巢云園。花開時節，“一望云錦，艷若蒸霞”。其中明代的何園（即凝香園、正春園）為萬歷年間工部尚書何應瑞家的花園。何應瑞退休回鄉后，感慨作七律《牡丹限韻》：“廿年夢想故園花，今到開時始到家。幾多新名添舊譜，因多舊種變新芽。”

清代成為牡丹栽培中心

進入清代，菏澤牡丹更加繁盛。清初進士王曰高（曾為康熙皇帝啟蒙老師）在《曹南牡丹四首（其三）》中寫道：“洛陽自昔擅芳叢，姚魏天香冠六宮。一見曹南三百種，從今不數洛花紅。”描寫曹州牡丹在清初已達到三百多個品種，超過了洛陽。

清代江南織造曹寅喜愛牡丹，曾留下詩句：“可知國色無兼美，剛數曹州又亳州。”這兩句詩表明，曹州早于亳州成為天下牡丹栽培中心。由于明末的戰爭破壞，康熙年間的《曹縣志》記載：清初，“亳州寂寥而盛事悉歸曹州。”

清乾隆五十六年，安徽安慶府懷寧縣人余鵬年到曹州重華書院任山長，編寫了《曹州牡丹譜》，對56種牡丹詳加介紹。他在《附記七則》中說：“曹州園戶種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東郭二十里，蓋連畦接畛也。”描述了清代菏澤城東二十里家家戶戶種牡丹的盛況。書中還提到了催花牡丹：“今曹州花可以火烘開者三種，曰胡氏紅，曰何白，曰紫衣冠群。”

1828年成書的《桑籬園牡丹譜》記載了當時菏澤牡丹的種植情況：“魯山之陽，范堤之外，連延不斷數十里，而其間為園為圃者更不知其幾。”清趙世學在《新增桑籬園牡丹譜》中寫道：“牡丹一種，馳名四海。賞花諸君北至燕冀，南至閩粵，中至蘇杭，言牡丹者，莫不諄諄于吾曹焉。”

由著名牡丹專家李嘉玨主編、列入中國國家地理叢書的《中國牡丹》提出：從明迄清，菏澤牡丹的持續發展，為中國牡丹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文學名著《聊齋志異》名篇《葛巾》中，蒲松齡把菏澤牡丹“葛巾紫”“玉版白”神話為仙子，記載了洛陽書生常大用千里迢迢到菏澤看牡丹、流連忘返的故事。榮宏君認為：“這從文學視角印證了菏澤在當時已是全國牡丹中心。”

清末，菏澤牡丹依然鼎盛，“販運幾遍中國”，每年運銷全國各地多達十萬株，僅廣東一地即經銷七八萬株。清光緒六年《新修菏澤縣志》記載：“牡丹、芍藥各百余種，土人植之，動輒數十百畝，利厚于五谷。每當仲春花發，國色天香。出城迤東，連阡接陌，艷若蒸霞。”

戰亂中的“火種”保存

20世紀上半葉，戰亂頻發，做為全國主產區的菏澤擔負起了全國牡丹的保種保源責任。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由于戰事和自然災害等原因，國內牡丹資源遭受嚴重破壞，所幸菏澤不是戰爭中心，不少牡丹品種得以保存。

1959年7月，喻衡教授所著、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州牡丹》一書中明確記載，當時菏澤牡丹“遺存者尚有一百二十多種”。

1959年，周恩來總理陪同外賓訪問洛陽時，得知洛陽牡丹瀕臨滅絕，立即指示：“牡丹雍容華貴，富麗堂皇，是我們中華民族興旺發達、美好幸福的象征，要趕快搶救。”此后，菏澤與洛陽兩地的牡丹交流日益增多。菏澤著名攝影家桑秋華多年來致力于牡丹攝影和發展史研究。他多方走訪當年當事人獲悉，20世紀五六十年代，洛陽牡丹技術人員王二道、王三道為了學習牡丹栽培和品種識別技術，專門來到菏澤，拜菏澤牡丹專家趙守重先生為師，春季和秋季長住在菏澤趙樓，師生雙方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據2014年4月18日《洛陽日報》記載，自1955年10月起，洛陽開始從菏澤引種牡丹；1959年后，引種批次愈發頻繁，數量不斷增加。“當時菏澤趙樓成立了馬車隊，專門往洛陽運送牡丹，我叔叔趙金奎就是馬車隊隊長。”牡丹專家趙孝慶回憶。

全國牡丹產業發展的“起搏器”

解放后，國內牡丹僅剩菏澤一枝獨秀，引起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菏澤牡丹種植面積迅速發展起來，新品種培育工作也同步展開。

1953年，菏澤開始組織“互助組”發展牡丹；1954年成立初級社；1955年轉為高級社。1956年，國家提出發展中藥材栽培，為菏澤牡丹開辟了新的發展途徑。當地政府抽調栽培技術好、富有經驗的老花農和熱愛牡丹的青年人組成“特產隊”，專門負責牡丹、芍藥的栽培管理工作。當年，原菏澤縣牡丹鄉的牡丹栽培面積就達472.75畝。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為加強技術交流，當地成立了牡丹委員會。

自1959年到1973年，菏澤陸續培育出200多個牡丹新品種，這也是新中國培育出的第一批牡丹新品種。

龐志勇介紹，解放初期，為滿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全國各地都在恢復和建設公園景區，牡丹需求量很大。菏澤向全國輸出了一大批牡丹種苗及專業技術人員，對全國牡丹產業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當時輸出城市主要有北京、天津、洛陽、太原、鞍山、大連、鄭州、開封、濟南、青島、西安、重慶、成都、長沙、貴陽、桂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據不完全統計，僅北京就引植菏澤牡丹多達12萬株、200多個品種。“北京栽種的牡丹百分之八九十來自菏澤”，國內著名學者蒙曼也曾在中央電視臺作出這樣的評價。

菏澤還派出了大量技術人員支援外地的牡丹園林建設：到北京景山公園的王文德、去洛陽的趙孝崇、去南京玄武湖公園的趙天修、去貴州遵義的趙守仁等，累計派出二十余位；加上后來外地陸續聘請的，總計輸出牡丹專業人才一百多人。

“菏澤在輸出牡丹品種和人才的同時，也把積累了幾百年的成熟牡丹栽培技術傳播到各地，這些技術對全國牡丹產業的恢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龐志勇強調。

菏澤報業全媒體記者 姜培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