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設置伊犁將軍總統天山南北軍政事務，直轄伊犁并就近管轄塔爾巴哈臺地區，伊塔地區逐漸形成類型齊全的儒釋道廟宇。作為清代新疆建設的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之一，儒釋道廟宇承載著風教的中華禮治，即所謂“城池為官守之責，廟宇亦風教之征”。“風教”的概念最早出自《毛詩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唐孔穎達認為周文王時代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風教逐漸衍化為自漢至清歷代王朝的中華政教教化之意。儒釋道廟宇主要指儒家壇壝、祠廟、佛教寺廟、道教宮觀，以及儒釋道融合一體的各種民間信仰廟宇，具有傳統中國社會政治秩序和倫理道德風教教化的禮治屬性，在清代新疆治理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晚清新疆由軍府制度轉型為行省制度，新疆行政區劃轉變為鎮迪道、阿克蘇道、喀什噶爾道和伊塔道四道。伊塔道由伊犁將軍和新疆巡撫雙重管轄，主要由惠遠城區域、縣屬區域、廳屬區域構成。新疆行省重建公共基礎設施的重點之一在于“廟宇河渠”，伊塔道儒釋道廟宇及其文化也漸次恢復。清代新疆伊塔道儒釋道廟宇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形態及其整體社會風貌，有其真實的歷史地位。

一、惠遠城儒釋道廟宇的創設

（一）惠遠老城的儒釋道廟宇

乾隆年間，惠遠城的儒釋道廟宇有12座，包括萬壽宮、關帝廟、班第-鄂容安祠、明瑞祠、八蠟廟、劉猛將軍廟、火神廟、老君廟、城隍廟、龍王廟、風神廟、子孫圣母廟。萬壽宮與惠遠城同時修建，屬于官吏朝賀的儒家禮制建筑。萬壽宮比較有標志性的建筑為兩座紀功碑亭，分別安放《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碑》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碑》，“碑身高大，四面鐫刻滿、蒙、漢、回四樣字體，兩亭對峙，頗壯觀瞻”。關帝廟于萬壽宮同年建成，初始神像為畫像，乾隆三十二年（1767）雕塑關圣與周倉的神像，并獲得乾隆的御賜“神佑新疆”匾額，以及七言行書“春秋志在威名遠，戊己屯開廟貌崇”的大殿對聯。乾隆三十三年（1768），關羽被敕封為“忠義神武靈佑關圣大帝”，次年（1769）乾隆為重修的北京地安門東的明代白馬關帝廟題寫碑記，“神與圣之所從來，所以為人道扶植綱常，助宣風教”，一語道明關帝祀典承載的禮治教化作用。關帝廟大殿東西兩邊各建功臣忠義祠，紀念統一與建設新疆的功勛班第、鄂容安和明瑞。明清時期關帝已經成為儒釋道共祀之神，惠遠城關帝廟承載著官民共同信仰，無形中傳揚了伊犁河谷的儒釋道文化。

惠遠老城關帝廟乾隆行書“神佑新疆”匾文

惠遠老城關帝廟乾隆行書七言對聯

八蠟廟供奉神農、后稷、水庸、水坊、貓虎、昆蟲、農畯和郵表啜的神位，相鄰的劉猛將軍廟規模與八蠟廟相同，兩廟均信奉驅除蝗災的農業神祇。劉猛將軍廟還供奉土地神，復合型神廟為儒釋道廟宇的常態。乾隆三十八年（1773），子孫圣母廟建在將軍衙署大門內，立有塑像，屬于娘娘廟的類型之一。乾隆四十年（1775），城隍廟建在北門內，正殿為城隍神和判官塑像。龍王廟同年建成于城外東南大坡上，正殿立有龍王神像。龍王廟前為望河樓，橫額“澤被伊江”，對聯為“源溯流沙氣潤萬家煙井；澤通星宿波恬百里帆穡”。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望河樓成為伊犁地域標志性的中華人文景觀，以其為題旨的各族詩歌及歌謠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記憶。同年，風神廟建在惠遠城西門外，供奉風伯神位。乾隆末年，伊犁將軍保寧主持建成火神廟，位于惠遠城北關，正殿供奉火神、馬明王和財神，對面配置一座戲臺，在廟會日演戲酬神。保寧又把原在惠遠城北門內的關帝廟改為真武廟，移建關帝廟于西門大街。老關帝廟的建筑基址已經被考古勘探發現，即是后來存續的真武廟遺址。保寧任伊犁將軍期間“愛眾恤民，憐難樂神”，“建立關帝大神、玄武、喇嘛等各廟宇，極其壯麗”。火神廟東面的老君廟前殿供奉公輸子魯班神位，后殿供奉儒釋道塑像，號稱“三清殿”。火神廟和老君廟同為當地“商民所建”，反映了儒釋道民間信仰的日常社會文化形態。

新疆可克達拉市伊犁河畔望河亭?

嘉慶年間，惠遠城“照各省地方建立社稷壇，載入伊犁祀典”，“先農壇在社稷壇北，嘉慶十年咨部捐建”，兩壇祭品儀注相同，都是春秋兩次祭祀，意味著伊犁地域定居農耕社會文明秩序的成熟。咸豐年間，惠遠城又增修社稷壇、先農壇、文昌宮、魁星閣、節孝祠和祠堂，尤其是節孝祠和祠堂的修建說明禮治文化對伊犁地域社會的浸潤日深。道光十二年（1832），伊犁將軍玉麟和伊犁參贊大臣常德捐出養廉銀，首倡伊犁各領隊大臣及總兵、惠遠及惠寧兩城旗員、綠營守備及廢員、紳士等集體捐資修建文廟，并請道光帝頒賜御制匾額。道光皇帝書寫“圣協時中”匾額，并在上諭中指出“遠徼旗民，敬教勸學”，“于治理大有裨益”，肯定“昭寰宇同文之治”的邊疆文教治理。至此，伊犁惠遠城的儒釋道廟宇臻于完備，儒釋道廟宇及其文化構成城市的主要社會風貌。

道光御題匾額“圣協時中”

（二）惠遠新城的儒釋道廟宇

之后惠遠城歷經戰亂成為廢墟，光緒八年（1882），清廷開始仿照老城在城北15里處重建惠遠新城。清廷重建伊犁地域的社會秩序，城池與廟宇屬于公共基礎設施。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91年12月25日），新疆巡撫魏光燾估算工程預算，其中應建廟宇有“萬壽宮一座，文廟、武廟、城隍廟、龍神祠、昭忠祠五座”，請求朝廷撥款續修惠遠新城。實際上惠遠新城釋道廟宇有十余處，大的廟宇是城池建筑同時落成的，幾處小廟宇是民眾集資陸續建成。伊犁區域社會秩序恢復后，官民合力重建了文教及禮治系統的各種類型廟宇。

光緒十八年（1892），文廟修建在惠遠新城東南隅，社稷壇和神祇壇修建在惠遠新城南三里，關帝廟修建在惠遠新城北街，龍王廟修建在惠遠新城北郊，昭忠祠修建在惠遠新城西北隅。此外，無法確定修建年代的壇廟還有先農壇、祈谷壇和文昌廟。清末新政期間，伊犁將軍長庚“以武廟布置”巡警學堂，即設置巡警學堂于惠遠新城關帝廟。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沙俄軍官馬達漢考察惠遠新城，稱萬壽宮為“萬壽宮寺”，并拍下萬壽宮牌樓山門的照片。

惠遠新城（霍城縣惠遠鎮）萬壽宮（馬達漢，1907）

惠遠新城廟宇存續至清末民初的主要有萬壽宮、關帝廟、觀音廟、龍王廟、劉猛將軍廟、娘娘廟、文廟、城隍廟、土地廟、風神廟、真武大帝廟和鬼王廟。萬壽宮是惠遠新城中較負盛名的宮殿式廟宇，始建于光緒年間，與新城同時建成，坐落在城東街尾，坐北向南，造型近似北京的故宮。文廟坐落在萬壽宮的隔壁，高臺上的正殿內有大成至圣先師孔子的牌位，臺下左右廂房立有七十二賢人的牌位，左右兩個大門上方木板刻成的匾額各一，寫著“道冠古今”與“德配天地”。關帝廟坐落在北大街北門正中，建筑宏偉壯觀，廟內有東西廂房，供奉歷代名將牌位（故也稱“武廟”），上殿兩側墻壁上用彩色繪出關羽一生事跡，每年在農歷六月間演戲3天。觀音廟在關帝廟背后，坐南向北，民間稱為“倒座觀音”，廟內有觀音菩薩的泥塑像，大殿懸掛“慈航普渡”匾額。城隍廟位于錫伯營居民區，錫伯族百姓崇信關羽協天大帝，故集資在城隍廟旁修建起一座小型關帝廟。龍王廟在北門外，坐東向西，廟內正殿設有牌位，左右有廂房，干旱時節在廟內殺牛宰羊進香祭祀，舉辦廟會求雨。龍王廟旁另有一座劉猛將軍廟。娘娘廟位于東街北巷的北城墻根，廟內正殿有封神榜中的肖三娘娘泥像，每年農歷四月八、九日都會演戲，婦女香客們成群燒香磕頭，廟內花草繁茂，壞境優美，有兩三名道姑負責管理。城隍廟在北街兩等學堂，廟內正殿上方懸掛“賞善罰惡”的木匾，并有泥塑的城隍像，每年農歷七月十五日為民間鬼節，遠近民眾焚香拜廟，各會館紳商籌資獻戲，舉辦社火如秧歌、鬼會、獅子、龍燈等雜戲，以及喇嘛跳布札，繁華一時。此外，還有土地廟坐落在城隍廟的隔壁；風神廟和真武大帝廟坐落在西街西門城樓；鬼王廟在西門外八省義園，為民眾公墓祭祀場所。

惠遠新城（霍城縣惠遠鎮）文廟主殿

二、縣屬儒釋道廟宇的擴散

（一）綏定縣的儒釋道廟宇

乾隆年間，綏定城儒釋道廟宇有3座，其中兩座關帝廟，北門內關帝廟內設觀音殿，東門外關帝廟規模較小；城外空俄爾博（煤山）有一座老君廟。乾嘉之際，綏定城中伊犁總兵衙署偏東有一座綏園，“創始于鎮臺德公，至佑齋皂公接鎮而擴之，益以八蠟廟、關廟，及射圃、亭臺、池島、水閣諸勝，每八月十五，游人入玩，管弦燈火，徹夜歡騰”，其中配置了八蠟廟和關帝廟，成為中秋節游玩賞景的勝地。晚清綏定縣城內外的儒釋道廟宇總計11座，包括萬壽宮、武廟（5座）、城隍廟、定湘王廟、金忠介公祠（金順祠）、龍神祠（2座）。據調查，新中國成立后的綏定縣城還有風雨雷神廟、玉皇閣、北斗宮、馬王廟、娘娘廟、邱祖廟、財神樓和地藏廟等，民間興建的各種廟宇逐漸成為主體。隨著伊犁將軍制度向新疆行省制度的變遷，綏定縣城的儒釋道廟宇持續增加，成為縣域社會秩序重建與穩定過程中的標志性文化景觀。

綏定（霍城縣水定鎮）東門外關帝廟（馬達漢，1907）

綏定（霍城縣水定鎮）金順祠（馬達漢，1907）

綏定縣大西溝廟宇群共有廟、塔、洞窟、庵29座，分別是觀音閣、千手千眼佛殿、財神廟、玉皇廟、魁星樓、女媧宮、月宮、文昌帝君廟、大佛殿、三清宮、龍王廟、地藏王廟、五帝廟、三皇廟、雷神山神土地廟、藥王廟、岳王廟、關帝廟、娘娘殿、劉猛將軍廟、太陽宮、邱祖廟、達摩祖師廟、靈官廟、張半仙廟、萬佛洞（喇嘛洞）、千佛洞、八仙庵、張半仙坐化墓塔等。大西溝道教最為興盛，有一定的道觀組織和制度，使用《早壇經》、《晚壇經》、《三官經》和《北斗經》等經典。大西溝廟宇群遺留有三座石窟遺址，殘存有佛龕、塑像和壁畫，以及墨筆題識“猿熟馬訓真如見，鬼伏神欽正果成”14個大字。大西溝每年農歷七月初一至初七舉辦廟會，社會影響遍及周邊各縣，并由此形成福壽山廟宇群香會，傳承了眾多傳統民俗技藝。綏定城附近的大西溝因廣修廟宇而“紺宇壯麗”，變為儒釋道文化勝境及民間信仰的香火鼎盛之地。

霍城縣大西溝福壽山廟宇群（Gttfried Merzbacher，1902-1903）

賽里木湖處于準噶爾盆地進出伊犁河谷的門戶要道。嘉慶年間，徐松考察賽里木湖西南靠近松樹頭嶺的靖海寺，“廟極壯麗，中祠龍神”，靖海寺為賽里木湖最早的龍王廟。賽里木湖中有小山，“形如鱉漚浮水面”，光緒年間建有一座龍神祠。清末宋伯魯前往伊犁路過賽里木湖，觀察到湖“中一洲建龍神祠，冬日水淺可登。岸上有關神武祠，居民二十余家”，關神武祠（關帝廟）與龍神祠不僅僅是湖域地帶的信仰空間，更是時人進入伊犁河谷的通道保障神靈。1917年5月8日，北洋政府財政部特派員謝彬西行至賽里木湖，注意到“道南有關帝廟……聯扁盈廊廡”，湖中島嶼“上建龍王廟三楹，甚為壯麗，為新撫潘效蘇知伊犁府時所筑”。龍神祠所在地即賽里木湖龍王廟遺址，在島嶼西部偏南處，四面臨水，坐北朝南，北墻現長23.5米，南墻現長18.5米，東西墻現各16米，東南有一座長8米、寬5米的長方形小屋，總面積約423平方米。地表可見有長方或方形青磚、瓦、瓦當等遺物。賽里木湖龍神祠當為晚清伊犁縣域治理的產物。

賽里木湖湖中島嶼龍王廟（莫理循，1910）

（二）寧遠縣的儒釋道廟宇

乾隆年間，惠寧城北門內建成關帝殿，“凡大門三間，正殿五間，前觀音閣三間，左為山神，右為土地廟各二間，門內碑亭二座”，顯然是一座復合型廟宇。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伊犁將軍伊勒圖為關帝廟書寫《惠寧城關帝廟碑記》，并將石碑安置在關帝廟碑亭。伊勒圖稱：“我朝發祥以來，神聿昭顯，應是于歲時報饗典禮綦隆，而天下郡邑州縣，以及荒遠徼外之民，亦無不立廟祀神。”清王朝以儒家典禮治國，伊勒圖對此熟稔于胸，并將之作為治理新疆的基本原則。伊勒圖有明確的邊疆治理意識，認為關帝“神之保又（佑）我國家，寧靖我邊陲，非一朝一夕之故，百余年于茲矣”。而惠寧城所在地域“僻處荒徼，曩特為準夷回部往來游牧之場”，建城立廟以圖“同文共軌”。至嘉道年間，惠寧城內外的儒釋道廟宇逐漸增加到8座，分別是城內關帝廟、文昌閣、菩薩樓、馬王廟、城隍廟、地藏王菩薩廟及城外西北教場西北角山神土地廟和東北角諸神廟（原文作“諸身廟”）。此外，惠寧城領隊大臣每年還要前往惠遠城參加孔子、山河、社稷壇、龍神、祠堂、先農壇的祭祀儀式。惠寧城內外的儒釋道廟宇也形成比較完備的體系，呈現出與惠遠城類同的社會文化風貌。

晚清惠寧城分為東、西、中三區，儒釋道廟宇不斷重建增修，總數達9座。龍王廟位于東門外，東城內有關帝廟、娘娘廟各一座，中城有真武廟、觀音閣各一座，西城有城隍廟、土地廟、山神廟各一座，西門外有地藏王菩薩廟一座。晚清熙春城內則有城隍廟、娘娘廟、觀音閣、關帝廟、土地廟、山神廟共6座儒釋道廟宇。晚清寧遠縣城的儒釋道廟宇有方神廟、武廟（2座）、城隍廟、劉猛將軍廟等，其中“東門外南岔子有武廟，相傳系國初建置”。方神廟歸屬兩湖會館，廟內主神為方神，右邊為定湘王神，左邊為武財神。劉猛將軍廟主神劉猛將軍，右邊為火神，左邊為水神。光緒三年八月二十日（1877年9月26日），法籍匈牙利裔人類學家烏伊福爾維游覽寧遠城街道，參觀了一座佛教寺廟，注意到佛寺里有一間房間是學校，有桌子、凳子，孩子們在這里學習，最后一進院子的房間有3個佛龕，供奉著佛像。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882年9月3日），英國傳教士蘭斯戴爾來到寧遠，拜訪了一座佛寺。

寧遠城（伊寧市）的儒釋道廟宇（Gttfried Merzbacher，1902-1903）

寧遠城（伊寧市）的清真寺（Gttfried Merzbacher，1902-1903）

寧遠縣域與農耕水利關系密切的龍王廟有3座。第一座龍王廟建于光緒十五年（1889），位于縣城東140里哈什舊渠龍口側；第二座建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位于縣城北門外沙河子北岸；第三座位于城東160里哈什新渠龍口側。寧遠縣建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關帝廟和城隍廟，均位于城西街；劉猛將軍廟和先農壇建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分別位于城南街和城南門外小河邊；社稷壇和神祇壇則建于光緒三十四年。

新疆甘肅一帶的龍神像（馬達漢，1908）

三、廳屬儒釋道廟宇的發展

（一）塔城直隸廳的儒釋道廟宇

乾隆年間，塔爾巴哈臺肇豐城建有一座關帝廟，此廟經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安泰奏請，準予“從前賞給伊犁匾額、對聯，另繕一分”，刊刻懸掛的匾額為“神佑新疆”，對聯為“春秋志在威名遠，戊己屯開廟貌崇”。塔爾巴哈臺綏靖城的儒釋道廟宇有4座，包括萬壽宮、先農壇、綏靖寺和關帝廟。乾隆三十五年（1770），萬壽宮建于綏靖城內正北，先農壇建于南門外，綏靖寺“每年喇嘛諷誦萬壽皇經”，關帝廟建于城北樓上，新的御書匾額為“聲靈綏祜”，對聯為“威行遐服弓刀肅，農慶新屯俎豆馨”。關帝廟“每歲春秋二季，遵照部頒日期，以香燭牛羊致祭”。土爾扈特游牧的賽里木山南有一座藏傳佛教寺廟，又稱游牧廟。嘉慶六年（1801），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貢楚克札布向理藩院申請，游牧廟獲得滿、漢、蒙古、藏文四體字樣的御賜匾額“普恩寺”。塔爾巴哈臺“形勝于西陲”，神靈祭祀以“效靈中土”為旨歸，儒釋道廟宇為當地世俗生活提供了教化功能。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塔城“面價昂貴”，糧價上漲危及貧民生計，該處貧民“在廟撞鐘聚眾”，塔城參贊大臣布彥泰、換防副將金和與糧員共同“赴廟查看”，官員與貧民在廟宇協商實施平糶，穩定地方社會秩序。官民在廟中協商充分說明廟宇具有社會公信力，一定程度上成為官民溝通的場所，為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晚清塔城直隸廳的儒釋道廟宇包括萬壽宮，關帝廟（2座）、方神廟、城隍廟、昭忠廟、娘娘廟、山神廟、財神廟、龍王宮、劉猛將軍祠、藏傳佛教寺廟（3座）。光緒十五年（1889），一座關帝廟修建在新綏靖城北街；光緒二十七年（1901），另一座關帝廟則建在老綏靖城北街。山神廟修建于光緒十七年（1891），位于老綏靖城東郊；昭忠廟修建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位于老綏靖城東門外東街；劉猛將軍祠修建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位于老綏靖城東門外北梁；龍王宮修建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位于老綏靖城西郭；城隍廟重修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位于老綏靖城東門外東街；額敏河北岸多爾博勒津地方新建藏傳佛教大廟一座，南鄉鐵廠溝、高吉墩各有藏傳佛教寺廟一座；城隍廟和娘娘廟毗鄰，都位于東大街。另外，塔城直隸廳還修建了孔子廟和觀音閣。

塔城儒釋道廟宇（黃文弼，1930）

除此之外，塔城還有火神廟和風神廟兩座廟宇。火神廟于光緒十一年（1885）建在老綏靖城東門外北街。風神廟于光緒十三年（1887）建在“距城二百一十里”的平安驛，位于準噶爾盆地西緣山系進出準噶爾盆地的交通要道，“老風口所橫經之路，遇風難避”，意在祈求平安。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額爾慶額奏請“風神靈應，請加封號，并頒匾額”，塔爾巴哈臺風神被“敕封為宣慈風神”，光緒十六年十月八日（1890年11月19日）風神廟獲得“福佑巖疆”匾額。平安驛及風神廟的基址位于托里縣老風口，該地發現一塊“泰山石敢當”花崗巖碑，風神廟與石敢當共同構成平安驛的文化底蘊。石敢當屬于民間靈石崇拜，“鎮百鬼，壓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又被賦予風教禮治之意。

宣統二年（1910），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的橘瑞超從西伯利亞進入塔城，橘瑞超“在街上散步游覽”，通過觀察認識到“因為是中國領土，到處顯示出中國風格”。基于橘瑞超游學歐洲和佛教僧侶的背景，可見國際視野中的中國廟宇風格建筑成為典型的中國標識。1917年11月6日，謝彬住塔城調查，游覽老綏靖城西北的沙俄貿易圈洋街，“自東而西，橫亙漢滿二城之北”，四至范圍“東界財神廟，西界龍王宮，南抵漢城城壕，北界劉猛將軍祠”，財神廟、龍王宮、劉猛將軍祠等儒釋道廟宇依然是塔城標志性建筑。

（二）精河直隸廳的儒釋道廟宇

清朝統一新疆后在精河駐軍屯田，歸烏魯木齊都統管轄。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1768-1771），紀昀謫戍烏魯木齊期間在一首詩歌中描述精河屯墾，“秋禾春麥隴相連，綠到晶河路幾千”，反映了當時精河農耕生產情況。乾隆四十八年（1783），精河筑成安阜城，同時也建成精河地域最早的廟宇萬壽宮和關帝廟。紀昀賦詩紀實曰，“金碧觚棱映翠嵐，崔嵬紫殿望東南。時時一曲升平樂，膜拜聞呼萬歲三”，指出各地萬壽宮“遇圣節朝賀，張樂坐班，一如內地。其軍民商賈，亦往往在宮前演劇謝恩。邊氓芹曝之忱，例所不禁”，特別說明“庫爾喀喇烏素亦同”，即庫爾喀喇烏蘇領隊轄治的精河萬壽宮也是如此。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日（1785年3月30日），廢員趙鈞彤路經精河，“自南門入，向門有關帝廟，頗壯麗”，表明精河安阜城最早的關帝廟位于南門內。

晚清精河安阜城內及城關儒釋道廟宇總計21座，包括武廟（3座）、東岳廟、仙姑廟、觀音廟、龍神祠、藥王廟、財神廟、娘娘廟（關煞洞）、城隍廟、老君廟、土地祠、萬壽宮、文昌宮、山神祠、土神祠、昭忠祠、馬王廟、劉猛將軍祠、文廟。武廟，通常稱為關帝廟，民間俗稱老爺廟。城東郊的關帝廟最早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由陜甘商民陳大朋所建，道光六年（1826）加修卷蓬，二十年（1840）增建戲樓，咸豐十年（1860）獲得敕封“萬世人極”匾額，光緒十一年（1885）商民重修。城北門的關帝廟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光緒二十三年（1897）重修。城南關的關帝廟建于嘉慶六年（1801），由山西商民所建。城東郊關帝廟左附東岳廟和仙姑廟，均建于嘉慶四年（1799），右附觀音廟建于道光十年（1830）。龍王廟最早建于嘉慶十一年（1806），位于城東郊，道光二十五年（1845）、光緒十四年（1888）先后兩次重修。城隍廟最早建于道光五年（1825），位于城西郊，光緒十四年商民重修。文昌宮，民間稱為文昌廟，光緒八年（1882）建在城西街。劉猛將軍祠建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位于城東郊。昭忠祠建于光緒二十年（1894），位于城西郊。文廟建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位于城西北隅。1917年5月4日，北洋政府財政部特派員謝彬西行至精河地界，距離精河城東門90里發現一座清末的龍王廟。5月5日，謝彬繼續西行至精河第一繁盛市鎮大河沿，前往市中關帝廟后參天古樹群休憩。

結語

有清一代，伊塔道屬城鎮及郊區的儒釋道廟宇屬于清朝邊疆文教治理的公共基礎設施，成為官府城池修建的標準配置，以及社會秩序穩定的象征。乾隆年間的伊犁河谷“商民阛阓，民樂田疇，輪蹄懋遷，貨殖平準，村落毗接，雞犬相聞”，“今悉無殊內地矣”，逐步形成游牧與農耕相濟相成的地域社會形態。儒釋道廟宇是農耕文明的結構性文化形態，從以惠遠城為中心的伊犁九城創設開始，再到行省時期縣屬轄區的拓展和廳屬轄區的發展，逐漸遍及伊塔道，官府祭祀與民間香火共同構成儒釋道社會風俗的地域化，形成柔性的長效治理機制。而民間社會的參與逐漸成為儒釋道廟宇發展的主導力量，使得伊塔道儒釋道廟宇及其文化風俗能夠歷經戰亂破壞并不斷發展，形成長期存續的人文景觀。關帝廟就屬于典型的儒釋道廟宇，明清關圣帝君的神職已被提升到“掌儒釋道教之權”，“考察諸佛諸神，監制群仙群職”，達到“高證妙果，無量度人”的程度，承載著“護國佑民”愿景。因此，乾隆晚期趙鈞彤謫戍伊犁，西行途中間島“嘉峪關外凡城市村堡祀關帝，或財神與龍王”；嘉慶初年洪亮吉謫戍伊犁，萬里行程中見到“塞外雖三兩家，村必有一廟，廟皆祀關神武，香火之盛，蓋接于西海云”，由此可以管窺儒釋道廟宇在邊地的普及程度。

光緒年間清廷收復伊犁地區后秩序重建的重大工程之一即為廟宇，伊犁將軍金順預算重金重建“伊犁九城”廟宇，“萬壽宮、先師孔子廟、關帝廟、文昌宮、城隍廟，每處約需銀二萬兩，計十萬兩；其次如龍神等廟共七處，每處約需銀一萬兩，計七萬兩；又次如社稷壇、先農壇，每處約需銀三千兩，計六千兩”，成為伊塔道儒釋道廟宇重建的先導。伊犁將軍管轄的錫伯屯墾地藏傳佛教寺廟以靖遠寺最為繁盛，儒釋道信仰交融為一體，8個牛錄都各有自己的關帝廟、娘娘廟和逗神廟，普遍信仰多種儒釋道神靈。蒙古牧區主要為藏傳佛教寺廟，知名的有溫泉積福寺、昭蘇圣佑廟、尼勒克崇壽寺、烏蘇八音溝承化寺，都在光緒年間得到大規模營建，成為地域文化中心。新疆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在伊犁、博爾塔拉的社會調查后指出，該地域每個縣都有過道教的寺觀，一般不是一座，而是兩三座，老爺廟、娘娘廟是較普遍的，伊寧市解放前后有些少數民族也信仰道教，逢災或有病時去找道士求簽。清代伊塔道地域社會經過伊犁將軍制度到行省制度的轉型，儒釋道廟宇相對集中于城鎮和交通要地，與伊斯蘭清真寺長期共存交流，形成儒釋道與伊斯蘭風俗交融的歷史情境。

寧遠城（伊寧市）拜圖拉清真寺宣禮塔（乾隆）

伊塔道的儒釋道廟宇主要分布于駐防城鎮、道府州縣城市和交通樞紐等空間要地，新疆城鎮“能點綴城市風光的就只有廟宇了，大部分廟宇沒有圍墻，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得見”，甚至在索倫營領隊大臣管轄的輝番卡倫“供奉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兩側供有山神、土地神、路神、龍王、火神、風神、馬神、班第瑪法神等神位”。伊塔道的地域社會長期受到儒釋道廟宇及其神靈崇拜的文化浸潤。清代中華禮治體系下的“神道設教”持續發展，最終呈現出多元一體的中華政教文明面貌。這一文明形態的核心運行機制在于儒釋道融合的風教，深度滲透并浸潤于邊疆社會各個層面。儒釋道風教突破了清代新疆早期藩部與行省的制度區隔，廣泛存在于天山南北，形成較為成熟的中華禮儀文化體系。伊塔地區自清朝統一以后，儒家壇壝、祠廟、佛教寺廟、道教宮觀以及儒釋道融合一體的各種民間信仰廟宇與伊斯蘭教清真寺共同構成地方社會文化信仰載體，并且不斷重建與進一步在地化，共同建構出伊犁河谷“塞上江南”的中華社會風貌。清代新疆伊塔道地域社會文化形態雖呈現出多樣性特征，但歷經儒釋道廟宇禮儀及文化風教，使地方社會國家認同持續加強，進而融入“大一統”中華國家的禮教文明秩序。

滿文《來自輝番卡倫的信》（晚清）

（本文首刊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6年第2期，作者對原文進行縮減、修改，授權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發布。）

來源：王鵬輝（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西域新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