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當一個國家被世界頭號軍事強國長期單邊制裁，海上貿易通道處處受限，能源出口接連受挫，國土周邊常年被重兵圍堵，民生在高壓環境里持續承壓，這樣的現實就發生在中東的伊朗身上。數十年不間斷的外部施壓，讓不少研究國際局勢的人，重新翻看七十多年間經過實戰打磨的軍事戰略，那些從戰火里總結出來的經驗，放在如今的大國博弈環境中，依舊頻繁被拿出來討論。
美國對伊朗的封鎖與軍事部署不是短期行為，常年的經濟制裁壓縮伊朗外貿空間，福特號航母戰斗群多次進駐波斯灣水域，美軍時常發起跨境定點打擊，伊朗本土石油外銷規模逐年縮水，本國貨幣匯率長期不穩，物價起伏直接影響普通百姓日常生計。面對外部重壓，伊朗依托自研的導彈與無人機裝備發起反制，曾經打擊過美軍駐外軍事基地、以色列相關產業設施，也有過擊落美軍MQ系列軍用無人機的實際戰果，但零星的遠程打擊，很難從根源上打破美方構建的封鎖包圍圈。部分業內分析人士曾提出，長期消耗之下伊朗的抗壓能力會逐步下滑，該觀點只是民間和智庫的個人研判，并沒有權威機構出具定論，而這樣的拉鋸困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七十多年前我國全民族抗戰初期的艱難處境。
1937年七七事變拉開全面抗戰序幕，開戰將近十個月后的1938年5月，華北、華東大片國土相繼失守，亡國論在國內大范圍蔓延，不少民眾看不到取勝的希望。就在這個節點，毛主席在延安發表《論持久戰》，駁斥亡國論與速勝論，把整場戰爭劃分成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確立敵后游擊戰在整體戰局里的重要地位。這套理論沒有憑空杜撰，依托前線實戰總結而來，1937年10月，劉伯承統領129師386旅，由副團長王近山帶領772團三營在七亙村完成兩次重疊設伏，殲滅數百日軍，繳獲槍械、糧草等大批軍用物資，用實打實的戰果印證游擊戰的可行性。
1947年3月，國民黨集結二十五萬重兵圍攻陜甘寧邊區，彼時陜北我方駐防部隊只有三萬人，兵力差距懸殊。面對來勢洶洶的敵軍，黨中央沒有選擇全員撤離陜北，毛主席堅持留在陜北就地轉戰，遵照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思路，放棄固守孤立城池，轉而以殲滅敵方有生力量為首要目標。隨后數月，彭德懷率領西北野戰軍接連打贏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場關鍵戰斗，分次殲滅上萬敵軍，扭轉陜北戰場的被動局面。
抗美援朝戰事同樣是這套戰略落地的典型案例，1950年美軍部隊越過三八線，戰火直逼中朝邊境鴨綠江，在反復研判國內外形勢后，我國敲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出兵決策，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便是當時決策的核心考量。1950年11月打響的長津湖戰役，入朝作戰的第九兵團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極寒山地隱蔽埋伏，非戰斗凍傷人員數量龐大，三個連隊全員保持作戰姿態凍亡在陣地，也就是后人熟知的冰雕連，全連僅個別幸存者。志愿軍避開和美軍比拼重火力裝備，依靠夜戰、近戰、穿插迂回的打法，一步步把裝備占優的美軍從鴨綠江畔逼退回三八線沿線。
兵民是勝利之本、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這些論述都出自早年的戰略著作。從客觀條件來看，伊朗擁有八千多萬人口，境內山地溝壑密布，天然具備縱深抵抗的地理條件，按照持久戰和人民戰爭的邏輯，依托本土民眾開展分散襲擾、破襲補給線，能夠極大拉扯域外駐軍的后勤消耗，但現實里伊朗更多依靠遠程武器反擊，沒有大范圍落地本土縱深游擊作戰。
現代信息化武器飛速迭代之后，關于這套老牌戰略是否過時的爭論從來沒有停下。一部分觀點認定精確制導、遠洋投送、空中突襲主導現代戰爭，過去依托陸地縱深和兵員數量的打法已經失去生存空間；還有一部分人以伊朗困守多年沒有被拖垮為例，戰爭比拼民心、后勤消耗的底層邏輯沒有發生變化，持久戰的核心思路依舊具備參考價值。
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歷次實戰已經驗證過相關戰略的實用價值，伊朗數十年被封鎖圍困的現狀，又把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擺在大眾眼前，直到現在，相關的討論依舊沒有形成統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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