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6月18日拂曉，長汀小城還籠在薄霧里，賣報的兒童舉著當天的號外一路高喊：“瞿秋白今晨處決！”茶鋪里的人們一愣，隨即低聲議論。消息沿著青石街巷傳開，似炸雷滾過閩西山谷。
往回倒推一年多，1933年冬，瞿秋白收到一紙電報，被通知前往中央蘇區報到。那時他在上海棲身，既受白色恐怖追捕，又因黨內路線之爭頗受猜疑。這份電報成了久旱逢甘霖的信號，他幾乎沒做猶豫，辭別妻子楊之華，向南而行。他說：“那里還有戰斗在等著我。”老友魯迅來相送，兩人深夜長談，誰也沒料到這是訣別。
次年2月5日，瞿秋白抵達瑞金。此時的中央蘇區已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陰霾籠罩。職務只給了一個“人民教育部部長”，卻沒有半點委屈之意。他興沖沖操持蘇維埃大學，張羅高爾基戲劇學校，給傷病員教歌、讀書，見縫插針地辦報，仿佛硝煙并不能遮蔽靈魂的光亮。
然而外圍防線接連失守，10月間中央決定主力踏上長征。留守分局組建，瞿秋白同陳毅、方志敏等人肩挑殘陣。別的同志尚可轉戰，他卻咳血不止，腳步虛浮。即便如此，他把自己那匹公家撥的騾馬讓給徐特立，嘴里打趣：“老徐還得翻幾座大山，騎馬省點力。”
進入1935年，福建西部的青山里擠滿了國民黨追剿部隊。游擊隊員缺鹽缺藥，夜里堆松針取暖，白天躲巡邏。陳毅后來回憶：“我們像野獸一樣在林里爬。”瞿秋白的肺病卻越拖越重。分局商量：把他護送到香港，再找機會去蘇聯醫治。2月11日，他化名“林祺祥”，領著十來人踏上出山小道。
沒走出多久，天降冷雨，隊伍被迫借宿長汀灈田區水口鎮小逕村牛莊嶺一戶土墻屋。雨聲掩不住腳步，地方民團還是察覺，黑夜里合圍槍聲大作。混戰中，何叔衡跌落山崖犧牲，張亮、周月林被捕，鄧子恢僥幸突圍。病中的瞿秋白孤身一人，被民團捆住押往杭縣。
2月26日，他進了獄門，自報姓名“林祺祥，郎中”。審訊官半信半疑，皮鞭、竹簽輪番上陣，他面不改色，只說自己給窮苦百姓“看癆病”。國民黨特務一連折騰了月余，仍摸不清底細。4月10日，另一名俘虜經不起壓力，供出他的真實身份。長汀守將宋希濂喜出望外，連夜給南京發電：“大魚到手。”
蔣介石的批復很快回電臺：“設法策反，若拒，法辦。”于是長汀中學舊舍變成特務云集的舞臺。有人勸降：“瞿先生，轉個身，就是顯貴。”他微微一笑，低聲答：“轉身？我只會向前。”話不多，卻堵死了所有游說的門。
僵持到六月中旬，勸降已成笑談。宋希濂再度飛電，“如何處置？”蔣介石批示的四個字，“就地正法”，像釘子般冷硬。6月18日清晨8點，特務連長把電文遞到牢里示意“還有沒有回頭路”。瞿秋白看了眼紙條，放下筆，繼續寫完《絕筆詩》：“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寫好后，他把紙遞給獄卒，淡聲說：“也算了卻一段緣。”
9點過后，士兵領他到中山公園。兩張桌，一壺酒，四盤小菜。瞿秋白坐定，舉杯自斟。不急不躁，慢慢咀嚼。看守互相交換眼色，卻沒人催他。他忽而抬頭，自言自語：“夜里能睡著是大樂，如今要長睡，可算真樂。”說罷又要了支香煙，站起身，拂去衣襟上的米粒，踱向羅漢嶺。
從公園到刑場兩里土路，他一路放聲高歌。《國際歌》旋律昂揚，《紅軍歌》鏗鏘激越。鄉民扶犁駐足，挑擔停步，只見那位清瘦知識分子在刺刀叢中大步前行，神色澄明。風吹過，他的棉布長衫被雨打得發灰，卻掩不住筆挺的脊梁。
羅漢嶺下是一片野花叢生的草坪。霧水未散，泥土潮潤。瞿秋白在指定地點盤膝坐下，抬頭環視四周，像是鑒賞一幅山水。劊子手尷尬地攥著槍。他抬手示意：“此地很好。”聲音溫和，卻讓人心顫。子彈出膛前，他還在低聲哼唱，旋律戛然而止，生命定格在35歲。
瞿秋白倒下后，長汀鄉親偷偷在夜色中將遺體移到楊樹下草坪掩埋。多年后，墓碑上刻一句詩：“有花有酒趁年華。”這正是他最后一天寫給自己的人生注腳。
人們往往記得他譯介馬克思《國際歌》的才華，記得他與魯迅的“眉批之交”，記得他在莫斯科大學講臺上縱論世界革命，卻容易忽略他離去前那份從容。烈士并非不畏死，而是將生死放在信仰之下。瞿秋白用一杯清酒、一支歌聲，把死亡變成了個人的“大休息”，也把共產黨員的精神寫進了閩西山林的風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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