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拂曉,長汀小城還籠在薄霧里,賣報的兒童舉著當天的號外一路高喊:“瞿秋白今晨處決!”茶鋪里的人們一愣,隨即低聲議論。消息沿著青石街巷傳開,似炸雷滾過閩西山谷。
往回倒推一年多,1933年冬,瞿秋白收到一紙電報,被通知前往中央蘇區報到。那時他在上海棲身,既受白色恐怖追捕,又因黨內路線之爭頗受猜疑。這份電報成了久旱逢甘霖的信號,他幾乎沒做猶豫,辭別妻子楊之華,向南而行。他說:“那里還有戰斗在等著我。”老友魯迅來相送,兩人深夜長談,誰也沒料到這是訣別。
次年2月5日,瞿秋白抵達瑞金。此時的中央蘇區已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陰霾籠罩。職務只給了一個“人民教育部部長”,卻沒有半點委屈之意。他興沖沖操持蘇維埃大學,張羅高爾基戲劇學校,給傷病員教歌、讀書,見縫插針地辦報,仿佛硝煙并不能遮蔽靈魂的光亮。
然而外圍防線接連失守,10月間中央決定主力踏上長征。留守分局組建,瞿秋白同陳毅、方志敏等人肩挑殘陣。別的同志尚可轉戰,他卻咳血不止,腳步虛浮。即便如此,他把自己那匹公家撥的騾馬讓給徐特立,嘴里打趣:“老徐還得翻幾座大山,騎馬省點力。”
進入1935年,福建西部的青山里擠滿了國民黨追剿部隊。游擊隊員缺鹽缺藥,夜里堆松針取暖,白天躲巡邏。陳毅后來回憶:“我們像野獸一樣在林里爬。”瞿秋白的肺病卻越拖越重。分局商量:把他護送到香港,再找機會去蘇聯醫治。2月11日,他化名“林祺祥”,領著十來人踏上出山小道。
沒走出多久,天降冷雨,隊伍被迫借宿長汀灈田區水口鎮小逕村牛莊嶺一戶土墻屋。雨聲掩不住腳步,地方民團還是察覺,黑夜里合圍槍聲大作。混戰中,何叔衡跌落山崖犧牲,張亮、周月林被捕,鄧子恢僥幸突圍。病中的瞿秋白孤身一人,被民團捆住押往杭縣。
2月26日,他進了獄門,自報姓名“林祺祥,郎中”。審訊官半信半疑,皮鞭、竹簽輪番上陣,他面不改色,只說自己給窮苦百姓“看癆病”。國民黨特務一連折騰了月余,仍摸不清底細。4月10日,另一名俘虜經不起壓力,供出他的真實身份。長汀守將宋希濂喜出望外,連夜給南京發電:“大魚到手。”
蔣介石的批復很快回電臺:“設法策反,若拒,法辦。”于是長汀中學舊舍變成特務云集的舞臺。有人勸降:“瞿先生,轉個身,就是顯貴。”他微微一笑,低聲答:“轉身?我只會向前。”話不多,卻堵死了所有游說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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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持到六月中旬,勸降已成笑談。宋希濂再度飛電,“如何處置?”蔣介石批示的四個字,“就地正法”,像釘子般冷硬。6月18日清晨8點,特務連長把電文遞到牢里示意“還有沒有回頭路”。瞿秋白看了眼紙條,放下筆,繼續寫完《絕筆詩》:“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寫好后,他把紙遞給獄卒,淡聲說:“也算了卻一段緣。”
9點過后,士兵領他到中山公園。兩張桌,一壺酒,四盤小菜。瞿秋白坐定,舉杯自斟。不急不躁,慢慢咀嚼。看守互相交換眼色,卻沒人催他。他忽而抬頭,自言自語:“夜里能睡著是大樂,如今要長睡,可算真樂。”說罷又要了支香煙,站起身,拂去衣襟上的米粒,踱向羅漢嶺。
從公園到刑場兩里土路,他一路放聲高歌。《國際歌》旋律昂揚,《紅軍歌》鏗鏘激越。鄉民扶犁駐足,挑擔停步,只見那位清瘦知識分子在刺刀叢中大步前行,神色澄明。風吹過,他的棉布長衫被雨打得發灰,卻掩不住筆挺的脊梁。
羅漢嶺下是一片野花叢生的草坪。霧水未散,泥土潮潤。瞿秋白在指定地點盤膝坐下,抬頭環視四周,像是鑒賞一幅山水。劊子手尷尬地攥著槍。他抬手示意:“此地很好。”聲音溫和,卻讓人心顫。子彈出膛前,他還在低聲哼唱,旋律戛然而止,生命定格在35歲。
瞿秋白倒下后,長汀鄉親偷偷在夜色中將遺體移到楊樹下草坪掩埋。多年后,墓碑上刻一句詩:“有花有酒趁年華。”這正是他最后一天寫給自己的人生注腳。
人們往往記得他譯介馬克思《國際歌》的才華,記得他與魯迅的“眉批之交”,記得他在莫斯科大學講臺上縱論世界革命,卻容易忽略他離去前那份從容。烈士并非不畏死,而是將生死放在信仰之下。瞿秋白用一杯清酒、一支歌聲,把死亡變成了個人的“大休息”,也把共產黨員的精神寫進了閩西山林的風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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