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首次在遠離紅山文化傳統核心區域發現、發掘的紅山文化積石冢遺存，河北宣化鄭家溝遺址近日入選“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紅山文化，是指距今約6500年—5000年之間，主要分布于內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及河北北部一帶的考古學文化。宣化鄭家溝遺址及張家口地區積石冢群的發現，不僅將紅山文化歷史軸線延伸至距今4800年，還將紅山文化的分布范圍向西南推進了數百公里。該遺址揭示出紅山文化由東北向西南遷徙、發展的趨勢，使得河北北部從紅山文化的邊緣區域轉變為紅山文化晚期的又一區域中心，對于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和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大規模、高等級積石冢群

彰顯文明化進程

鄭家溝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西南的群山之間。這里地處燕山、陰山、太行山三大山系的交匯處，同時也是洋河與桑干河兩條重要水系的滋養之地。在史前，這種“三山兩河”之間的地理區位，無疑是絕佳的交通樞紐與宜居地帶。

▲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圖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積石冢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特有的墓葬形式，是用石塊堆筑而成的冢墓，多建于山梁或土丘頂部，形制包括圓形、方形等。2021年至2025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宣化區文物管理所在河北張家口地區持續開展系統發掘，截至目前已調查發現了200多座積石冢。這些冢群分布面積廣闊、規模宏大、形制多樣。其中，宣化洋河南岸25公里的山間就分布有形制各異的積石冢100余座，僅鄭家溝村周邊3平方公里范圍內就發現了7個地點、9座積石冢。

位于遺址東部的一號冢，是目前確認的鄭家溝遺址中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積石冢。其冢體位于一獨立土臺之上，隨土臺形狀而建，殘存平面呈梯形，剖面近半弧形。整個積石冢圍繞中心大墓進行營建，由三級土臺構成，每級外圍均有石塊平砌而成的石護墻，整體由東南向西北逐級升高，石護墻內均發現有土石混筑、分段砌筑的工藝。

▲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出土的玉鸮。圖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一號積石冢中，110余座墓葬與190余處祭祀坑錯落分布，面積達1448平方米。墓葬集中發現于積石冢的西部，依據墓葬形態的不同，可分為石棺墓與石匣墓兩種類型。其中，既有成排、成列分布的特點，也存在上下疊壓的現象。墓葬中，一次葬僅3座，其余均為二次葬。隨葬品多為天河石片、蚌串飾、螺飾器物組合，少數墓主戴有玉鐲，推測墓葬間存在早晚關系及等級差異。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河北醫科大學的相關專家對冢內的24例人骨個體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研究結果表明鄭家溝人群與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人群具有極強的遺傳聯系，可能屬同一族群。

祭祀坑則位于積石冢的東南部，遺跡彼此之間有成排、交錯分布的特點。多數坑內填滿石塊，并有由石板砌筑的坑壁和坑底，每層石塊之間均發現有大量碳灰。

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體量龐大，營建工藝復雜，其建造需長期規劃、專業分工與大規模勞動力，證明當時已出現專職建筑、手工業工匠群體，是社會專業化分工的直接實證，也是早期社會組織能力高度成熟的重要標志。且墓葬排布、墓壙大小、隨葬品組合尊卑有序，這種制度化、差異化的喪葬行為，說明當時已出現統治階層、貴族階層與普通民眾的階級分野。同時，考古人員發現數量龐大的祭祀坑群，位于固定區域且多次使用，體現出當時祭祀活動的制度化與規模化，意味著存在一套被社會成員熟知并遵守的祭祀禮儀。

考古發現顯示，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從選址規劃到營建、改建，持續時間長達500年。這種計劃性、延續性表明，它絕非一處普通墓地，而是一個集物質基礎、信仰體系與社會秩序于一體的大型禮制建筑。其背后應是社會權力高度集中，長期的社會組織動員和資源投入的結果。由此可見，距今5000年前后，鄭家溝地區已產生“高于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對于“古國”的定義），正式邁入文明化進程，為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提供了又一力證。

多種文化交匯

展現融合特質

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中心大墓+墓葬區”的格局，與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代表性遺存——遼寧牛河梁遺址積石冢規劃理念基本一致。而其出土的玦形玉龍等玉器，造型更是與遼西紅山代表性玉器高度一致，帶著鮮明的紅山文化特征。

▲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出土的玦形玉龍。圖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紅山文化玉龍主要包括“C”形玉龍和玦形玉龍（俗稱玉豬龍）兩類。2024年，考古人員在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元寶山積石冢遺址發掘出一件長15.8厘米、寬9.5厘米、厚3厘米的玦形玉龍，是目前考古發掘出土體量最大的紅山文化玉龍。紅山文化玉龍是紅山先民龍崇拜的體現，對后世玉龍造型產生了深遠影響。

▲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出土的彩陶片。圖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目前，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共出土器物600余件（套），多為祭祀、陪葬性質遺存，極少見生活用器，質地包括陶、玉、石、骨、蚌等。其中，陶片主要為網紋泥質灰陶、素面夾砂紅陶，偶見黑、紅相間的弧線紋、三角紋彩陶，可辨器形有鼓腹筒形罐、缽、盆等。從陶系、紋飾等方面看，陶片可能傳承自張家口蔚縣新石器時代中期仰韶文化傳統，與河套地區白泥窯文化、廟子溝文化有相似之處，部分元素還與中原地區的廟底溝文化相關，與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則有所區別。

▲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出土的三聯璧。圖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鄭家溝遺址出土的玉石器種類豐富，主要包括玦形玉龍、玉斧、三聯璧、兩聯璧、方璧、棒形器、匕形器、玉鐲、杵、臼等。其中，玦形玉龍、三聯璧等器型與遼西紅山玉器基本相同，體現出強烈的文化關聯。不過，玉石器的質料分析結果顯示，其與遼西地區所用的玉料存在差異。鄭家溝遺址出土器物多為大理巖、透閃石、蛇紋石、橄欖巖、綠松石和天河石等材質，部分可在附近區域找到來源，剩余部分可能產自外地。

▲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出土的螺飾。圖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此外，冢內還出土了大量蚌、榧螺、麥螺、鱉等水生動物制成的飾件，多數為穿孔佩戴，也有與天河石搭配鑲嵌使用的。其中一種通體磨光的蚌飾，呈頭上尾下、上寬下窄之態，頂部有似“角”的凸起，尾部卷曲，造型與紅山文化“C”形玉龍基本一致，推測可能為“蚌龍”。鍶同位素分析表明，除珍珠和鱉產自淡水外，其余均來自于海洋。

冢內出土器物中一件彩繪獸首泥塑頗具特色。該泥塑寬約20厘米，長約25厘米，通過塑形、鋪設彩色石塊、涂刷白灰地仗層及彩繪等步驟制成。考古工作人員對其進行了曲面熒光掃描，發現了鈣、鐵、錳、鈦等化學元素，其表面彩繪可能由白、紅、黑等顏色構成，其制作工藝、結構、彩繪方法與晚期紅山文化遼寧牛河梁遺址女神廟中的出土壁畫相似。

更耐人尋味的還有葬俗。冢內一位墓主胸前置有一件完整玉鉞，兩側手臂各套一件玉環。這種葬俗并非紅山文化的典型特征，卻與同期山東大汶口文化的葬俗高度相似。

多種文化因素在此交匯、融合，表明其文明化進程的復雜性遠超以往認知，也確立了張家口地區在當時區域格局中的樞紐地位。

從年代上來看，碳十四測年數據顯示，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的年代為距今5300年至4800年，處于紅山文化晚期，且已晚于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的下限。截至目前，綜合多項考古研究成果，已可大致設想這樣一幅遠古圖景：紅山文化晚期鼎盛階段，一支紅山先民攜葬俗、祭祀禮儀及玉禮制等文化因素，自遼西地區向西南遷徙，在與后崗一期文化、廟底溝文化、大汶口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創造性地形成了兼具共性與個性的“紅山文化鄭家溝類型”。這一類型為中華文明早期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關鍵范本，其多元一體的融合特質，正是中華文明形成機制的生動縮影。

探源冀西北

揭示紅山文化去向之謎

長久以來，紅山文化研究版圖主要被框定在西遼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當牛河梁“壇、廟、冢”達到鼎盛之后，紅山人群似乎驟然消失在考古學視野中——他們去了哪里？是氣候變化導致衰落，還是另有去向？這是懸在幾代考古人心頭的未解之謎。

作為首次在冀西北地區發現并系統揭露的紅山文化典型遺存，鄭家溝遺址證實了紅山文化并非衰落，而是越過燕山，向西向南發展遷徙，把一套祭祀禮儀體系貢獻到中華文明起源這一大的脈絡里。確切地說，鄭家溝遺址將紅山文化已知分布范圍從遼西向西南推進了300余公里，使之成為跨東北—華北的廣域文明。

鄭家溝遺址、遺存生動還原了紅山文化晚期人口流動頻繁、貿易網絡拓展、不同族群深度交流融合的歷史圖景，展現鮮明的多元文化匯聚特征，成功填補了中原仰韶文化、西北河套文化與東北紅山文化三大文化系統交流的考古缺環。

在發掘宣化鄭家溝遺址的同時，考古人員也全面摸排河北北部積石冢群的規模、數量與分布規律，探索紅山文化人群如何從西遼河流域一步步來到冀西北地區。

▲考古人員在工作。圖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自2021年開始，考古人員在張家口地區開展田野考古調查。目前，調查面積已達1.2萬平方公里。考古工作人員在張家口地區發現紅山文化時期積石冢280余座。它們或“三兩成群”或“七八一組”，矗立在洋河、白河、桑干河流域的山梁之上，無聲訴說著5000年前那場浩蕩的南下之旅。

調查結果表明，該地區與相鄰的遼西、河套地區關系較為密切。同時，受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后崗一期文化、紅山文化等文化類型的影響，燕山南北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表現出廣泛的包容性，這一地域特點彰顯了其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鄭家溝等地積石冢遺存的發現證明，紅山先民在最強盛時，由遼西越燕山向西南遷徙，他們仿佛懷有一種歷史使命感——向著更接近中原的方向行進，主動融入中華文明的大融合進程中。當考古人員層層剝開積石冢的封石，一個更驚人的圖景浮現出來：這里并非紅山文化的簡單復制，而是一座史前文化交流、碰撞與融合的“大熔爐”。

以鄭家溝遺址為代表的這批遺存兼具多元文化因素，既包含紅山文化典型玉器，又具有廟底溝文化、廟子溝文化彩陶特征。來自中原的“玫瑰花”紋飾與源自遼西的“龍”形玉器在此相遇、碰撞、融合。這種多元文化的匯聚，不僅再次印證冀西北地區是中原與北方古文化交流的“三岔口”，其文化發展更是中華史前文明連續性、包容性與創新性并存的直接證明。

考古是追溯過去，更是為了今天與未來。在持續推進研究的同時，還需加強遺產保護利用與價值闡釋。2025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實驗室建成投用，14個專業實驗室協同發力，為鄭家溝、東山頭等遺址提供人骨、動物、同位素等多維度科技支持。與此同時，考古隊與河北省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第三地質大隊合作，為已發現的200余座積石冢建立三維數據庫檔案。

為保障遺跡本體安全，并推動考古成果的及時轉化，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保護大棚目前正在建設中。下一步將繼續尋找與積石冢群配套的先民居址，以完整復原紅山社會的聚落圖景。二號冢保護工程也將于明年啟動，為后續考古遺址公園的規劃與建設奠定堅實基礎。

5000多年前，紅山先民在洋河南岸壘起積石冢，將信仰與禮制銘刻于這片土地。如今，考古人扎根于此，虔誠叩問文明的來路。這場跨越千年的對話，既是文明的傳承，也是精神的延續。從遼西到冀西北，從“三岔口”到“古文化熔爐”，鄭家溝遺址的每一件玉器、每一片彩陶，都在訴說著同一主題：中華文明，從來不是一源一流，而是滿天星斗匯成的璀璨星河。

（作者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館員、鄭家溝遺址考古發掘項目執行領隊）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周芳　吳艷

制作 | 石建杭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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