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攝影：雷遠東）

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6月13日下午，作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四川主會場系列活動，“世界遺產保護利用主旨演講”齊聚了國內文化和自然遺產領域的“大咖”，共議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之路，以及四川特有的文化和自然遺產。

若是提起四川的文化遺產，不得不說到的就是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這兩處遺址是古蜀文明的代表，它們先后相續，譜寫了一段輝煌的古蜀文明之路。主旨演講現場，四川大學文科杰出教授霍巍以《三星堆-金沙與古蜀文明的遺產價值》為主題，從兩處遺址、出土遺物的異同，論述了兩處遺址如何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為世界提供文明比較互鑒的最佳樣本。

獨特的地理位置

造就特別的三星堆-金沙遺址

青藏高原被喻為“亞洲水塔”，這里是長江、黃河中華民族兩條母親河的發源地，同時也擁有著兩條重要的文化傳播帶，霍巍介紹道，一條是童恩正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來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一條是由費孝通先生提出來的藏羌彝民族走廊。“我們今天提到的三星堆和金沙、峨眉山、青城山，都與這兩條防護帶分不開。”霍巍說。正是這種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自然景觀和族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民俗，讓其成為中國版圖上非常重要的區域。

金沙出土的青銅立人（圖據金沙遺址博物館）

長江流域曾經有過非常輝煌的文化，比如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而在長江上游地區，同樣有非常重要的寶墩文化。“良渚、石家河在距今4000年前后相繼走向了消亡，但是從寶墩到三星堆再到金沙，這是一條沒有斷裂的線。”如此，古蜀文明為中華文明的延續性、統一性，提供了更豐富的內涵和考古實證。

既然是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那么兩處遺址之間一定有諸多的共性。霍巍從城的構造方式、功能分區、祭祀性場域、出土遺物等多方面展開說明。

三星堆遺址的北側緊鄰鴨子河，馬牧河從城中穿城而過；在金沙遺址中也有一條這樣重要的河流：摸底河由西向東橫穿遺址中部，將金沙遺址分為南北兩半。“這兩處遺址都依河而建，且都有一定的城市規劃和布局”。

而在兩處遺址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遺存都與宗教祭祀有關。霍巍在此引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施勁松的部分觀點：這兩處中心遺址的特點不是眾多的人口、廣闊的疆域，而是依靠發達的人和神、天和地之間的溝通，所以觀測天象、溝通天地、獲取神秘力量，可能是這兩處遺址最重要的特點。霍巍贊同該觀點中的部分內容，目前三星堆的祭祀坑，以及金沙遺址點的祭祀場所便輔證了觀點的內容。

三星堆出土青銅大立人（圖據三星堆博物館）

但是兩處遺址的祭祀遺存仍存在明顯的不同。三星堆的祭祀坑反映的是祭祀坑行為的終結部分，這些祭祀坑具有毀器、焚坑、有序放置的規律；而金沙遺址的祭祀遺存則是第一祭祀現場。“兩處遺址的人群祭祀所使用的器物群，從玉器到象牙，尤其是象牙的使用方式非常接近。不過在金沙，我們還看到了切割成段的象牙；而在三星堆，則出土了用象牙做的雕刻與黃金制品所做的復合體，這表明三星堆人對象牙的理解是多方位的。”

金沙出土的商周金面具（圖據金沙遺址博物館）

三星堆與金沙遺址之間，還能找到更多的聯系。例如，兩處遺址的玉器在種類上基本相同；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和金沙的金冠帶上，都有鳥、魚、箭的紋樣。霍巍推測，“這可能是三星堆人和金沙人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帶給我們的一種文化符號，而且是高等級的文化符號”。

三星堆金杖（局部）攝影：劉可欣

與中原文化之間的差異性

為世界提供文明比較互鑒的最佳樣本

“從遺產價值的角度來講，三星堆和金沙共同構建了中國青銅時代完整的面貌。”在全世界的青銅文明中，只有中國擁有這種以鼎為代表的青銅禮制。而三星堆人在中原青銅容器的基礎上，憑借出色的青銅制造技藝，又增加了屬于古蜀人自己的理解：好比青銅面具、青銅神樹這樣的器物，“恰恰是彌補了我們整個青銅文明當中另一個面向，除了規整的嚴密的青銅禮制以外，還有另一面，神靈祭祀、溝通天地人神之間的宗教職能。”

研究性復原的青銅神壇（攝影：劉可欣）

出土于三星堆8號坑的青銅神壇，就用青銅器描繪了這樣“一套高臺祭祀的、帶有藝術夸張性的”的場景；而青銅大立人、銅持龍立人像等，則讓三千多年前的“大祭司”形象更加鮮活具體。

“三星堆跟中原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明顯反映出中華文明中的多元一體體系，展現了中華文明不同區域內文明演進的路徑，從中也可以觀察到長江文明的很多特質。”霍巍說，“其實不僅如此，三星堆-金沙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文明比較互鑒的最佳樣本。”在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這樣一個時間節點，在峨眉山—樂山大佛這樣一個雙遺產的地點，如果把三星堆-金沙放到世界范圍內的文化遺產之中來看，依舊可以看到古蜀文明的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