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南邊望北云，歸時東國拜西鄰。

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里尋。

這首詩出自哲學家、教育家馮友蘭之手。馮友蘭是中國近代以來泰斗級的哲學大師，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先具備哲學史家資格的學者”，對許多西方人來說，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馮友蘭。

然而，馮友蘭的老師胡適對其卻頗不欣賞，1961年4月30日，胡適在與朋友交談中竟稱:“他(馮友蘭)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賣了不少的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里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錢。”

其實，冰箱之說是誤傳，馮友蘭確實從美國買回一臺冰箱，但后來捐給了清華大學醫院。

刻薄如此，似非胡適風格，馮友蘭究竟怎么得罪胡適了?

杜威更看好馮友蘭

1895年12月，馮友蘭生于河南唐河縣。

馮家祖籍山西高平，清初至唐河縣，并在那里發家。傳說一日大雨，有賣布老人將沾濕的布寄存在馮家，此后老人再未歸來，馮家遂將布出售，因而大富。

馮友蘭少年時家有1500畝地，故6歲時便入家塾。他的弟弟、妹妹均學有所成(弟弟馮景蘭是地質學家，妹妹馮沅君是文學史家)，號為“三馮”。

馮友蘭從小口吃，13歲時，他的伯父在春節時出了一個燈謎:“慈禧太后過生日——打一字。”無人能應，馮友蘭說:“慈禧太后生日是十月十日，合起來恰好是 朝 字。”馮友蘭的父親大為驚異。

1915年，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到了1917年，胡適到北大來了。我們那時候已經是三年級了”，而胡適教的是大一，所以胡只在名義上是馮的老師。

大學畢業后，馮友蘭在河南第一工業學校任教，次年考取官費留學生，在去美國攻讀哲學前，他特別咨詢胡適，胡問道:“你要學新哲學，還是學舊哲學?”馮友蘭表示他要學新哲學，胡適說:那你就不要去哈佛大學，去哥倫比亞大學吧。

胡適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他曾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杜威是美國著名哲學家，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但杜威對胡適學業的評價不高，卻稱贊馮友蘭是“真正的學者材料”。

1923年，馮友蘭獲得博士文憑。

成了清華的曾國藩

馮友蘭回國后，謀職頗不順，只能在剛成立的中州大學(今河南大學前身)當教授。

1925年9月，馮友蘭給胡適寫信，說:“近見報載教育部將設國立編譯館，未知果能辦成否……若有機會，甚望先生為圖之也。”信末落款為“學生馮友蘭鞠躬”，可謂謙恭已極，但胡適似乎并未幫忙。

推測原因有二:首先，求胡適謀職的人太多，他與馮友蘭并無深交;其次，馮友蘭口吃，胡適認為他英文糟糕。

此后幾年，馮友蘭均漂泊不定。

1928年6月，國民黨北伐入京，蔣介石派他的秘書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同年9月，馮友蘭被清華大學聘用，馮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此后他長期在清華，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才離開。

當時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均靠外資，故教員能按時領到工資，可以一邊教書一邊做學問，是令人向往的職位。此前馮友蘭已在燕京大學任教，但他嫌棄“教會學校(指燕京大學)出身的人有一種教會味，其精神面貌跟中國人辦的學校出身的人有顯著的不同”。

在清華，馮友蘭展現出善于處事的長處。1930年，清華學生發起“驅羅”運動，羅家倫被迫辭職，羅的親信楊振聲、張廣輿等紛紛離去，馮友蘭卻扛過了“倒馮”風潮，此后梅貽琦當校長，馮友蘭又成了梅的親信，馮友蘭也被人戲稱為“清華的曾國藩”。

被魯迅稱為“安分守己”

1930年，馮友蘭將剛完成的《中國哲學史》送給胡適，胡很快回信，對《老子》寫作時間這一問題提出異議。

馮友蘭認為《論語》早于《老子》，因為:首先，“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其次，“《老子》非問答體”;其三，“《老子》之文為簡明之 經 ，可見其為戰國時之作品”。

胡適認為這三點均不能算是證據(后來考古發現證明，胡適的說法是正確的)。

馮友蘭撰文公開回應胡適，對于第三點，竟稱“我是引用傅孟真(傅斯年)先生說”，胡適認為馮這是“丐辭”。

對于胡的質疑，馮友蘭再度公開答復:“我并非考據家……我的貢獻就是指出現在所有證《老子》一書晚出的證據，若一一看起來，都是不充分的證據。但合起來，卻是很強有力的證據。”此辯法已近乎無聊。

1930年后，馮友蘭學術成績不斷，他在清華的地位也不斷上升，成為梅貽琦、葉企孫之后的第三號人物。胡適此前因《中國哲學史大綱》聞名，馮友蘭的哲學史研究后來居上，令二人關系微妙。

1934年，馮友蘭到英國講學，經法國、瑞士、德國后到蘇聯訪問，最后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國際哲學會議。回國后，馮友蘭突被何應欽部下特務捕去，原來特務們得報告稱有中共代表赴俄，帶回重要信息，誤認為馮友蘭就是中共代表。經清華校方斡旋，第二天將馮放回，何應欽并電令相關人員道歉。

一個多月后，魯迅在給友人信中稱:“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聯大校歌究竟是誰寫的

抗戰爆發后，北大、清華、南開組成西南聯大，由于清華實力最強(1937年時，聯大全校共有教師148人，其中北大55人，南開只有20人，清華占教師總人數的50%)，故馮友蘭出任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聯大當時矛盾重重，學生在搬進新宿舍后不久，三位校長巡視，蔣夢麟認為不宜居住，張伯苓則說學生應該接受鍛煉，蔣反駁說:“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這宿舍里!”張伯苓則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里!”

蔣夢麟曾給胡適寫信:“有時不免痛責兄(指胡適)與雪艇(王世杰)、孟真(傅斯年)之創聯大之議……我發狠時很想把你們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馮友蘭曾將聯大形容為舊社會大家庭，下面各房都有私房，卻都靠著大家長活。馮友蘭等人艱難維持局面，體現出教育家的風采。

北大文科不甘心被清華壓制，羅常培等人多次寫信邀請胡適回國重振北大，胡適未予回應。此時馮友蘭亦出言不慎，一次有人拿論文《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請教馮友蘭，馮說這個題目很好，“因為過了1927，他(指胡適)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馮甚至在課堂上也公開這樣說。

值得一提的是，馮友蘭還是聯大校歌的詞作者，此前人們多誤認為是羅庸，但據《朱自清日記》，1938年10月30日，校歌委員會接受了羅庸所寫歌詞，可到1939年6月14日，校歌委員會又決定改用馮友蘭寫的歌詞。

讓蔣介石潸然落淚

不少人認為馮友蘭因1934年被捕而傾向左派，其實后來馮友蘭與蔣介石頗有來往。

蔣介石想利用哲學統一思想，曾4次接見哲學家賀麟，此外蔣在重慶辦中央訓練團，請馮友蘭來講“中國固有道德”。蔣介石思想趨傳統，更青睞馬一浮、馮友蘭、錢穆、蕭公權等國學功底深厚的學者。

據馮友蘭說:“凡是從別的城市到重慶去的比較知名之士，他(指蔣介石)都照例請吃一頓飯。我差不多每次到重慶，他都送來一張請帖，請去吃飯。”到重慶時，也曾有人邀馮友蘭去《新華日報》講座，馮謝絕了。

1943年，輿論界對蔣介石專制統治的不滿之聲日趨激烈，蔣夢麟讓馮友蘭寫信勸說蔣介石，由陳雪屏代轉，陳雪屏稱該文為“當代大手筆”，雷海宗也說“即使你(指馮友蘭)寫的書都失傳了，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據陳雪屏說，蔣介石看了這封信后，“為之動容，為之淚下”。

1945年1月，蔣介石再度宴請馮友蘭，聽說馮母去世，蔣說:“我不知老太太去世，如果知道，我要叫劉主席(當時河南省主席劉茂恩)去吊祭。”蔣還親自為馮母書寫了墓碑，讓馮覺得“很有面子”。

因與蔣介石來往過密，聯大學生畫漫畫諷刺馮友蘭是“政治哲學家”，并稱馮的《貞元六書》是為了阿諛蔣介石而作。

馮友蘭與蔣介石來往密切的信息傳到遠在美國的胡適的耳朵里，使胡對馮的偏見日深，他曾說:“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指馮友蘭、錢穆等)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

以氣節論人未免殘酷

其實，馮友蘭此時并無仕進之心，孔祥熙要辦孔教會，請馮出任會長，馮謝絕道:一是沒有辦這種會的必要;二是如果要辦，我也辦不了。蔣介石曾想讓馮當國民黨中央委員，也被馮謝絕。

1948年，在中研院院士推選中，胡適提名了湯用彤、金岳霖，卻沒提名馮友蘭，而馮當時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顯在湯、金之上，有趣的是，馮友蘭也沒提名好友陳寅恪。

1948年12月，陳雪屏從南京飛抵北京，梅貽琦請客，約幾位清華教授作陪，大家皆知陳此行目的，心照不宣，陳說誰愿走，可乘他的飛機，在座者相顧無言，不置可否，因大家“對共產黨并不了解……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

1954年，馮友蘭在批判胡適運動中撰文說:“實用主義者的胡適，本來認為歷史是可以隨便擺弄的。歷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裝扮涂抹的。”胡適則在日記中寫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么好處。”

此后馮友蘭言語屢屢失當，晚年他在《三松堂》中懺悔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不過，學者周質平先生認為，在非常年代，以氣節論人未免殘酷，他認為馮友蘭善變中包含著游戲人間之意，實為諷世。

馮友蘭的老師兼老友梁漱溟曾一語道破:馮貌似儒家，但從行事看，更接近道家。可惜胡適未悟到這一層。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