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的西安，下過一夜大雪，城墻灰白。清晨，留著短須的“周繼吾”拎著一只不大的皮箱，走進臨潼行營。他對侍衛說的第一句話是：“勞煩通報少帥，上海來客已到。”沒人知道，這位著長呢大衣的“專員”，其實正是中共地下黨員、“紅色牧師”董健吾。此刻，他懷里揣著宋慶齡和張學良的兩封親筆信，準備把國共合作抗日的意向帶往延安。數年后，當毛澤東在中南海回憶起這段往事，感慨道：“董健吾，確是一位黨內少見的奇人。”

董健吾1892年生于江蘇青浦的基督教世家，先是圣約翰大學的神學生，后來成為隨軍牧師。人們記得他在“五卅”慘案后毅然降下美國國旗、升起青天白日旗的身影，卻不知道這位溫文爾雅的牧師正被新思潮點燃。他讀馬列原著，用神學背景與革命理想對照，竟越看越覺得“救世”之道，恰在馬克思主義的主張里。1928年，經同窗浦化人和河南省委書記張景曾介紹，他在鄭州秘密宣誓入黨。入黨不久，南京國府密電降至馮玉祥：他的英文秘書是共產黨員，應即拿人。馮玉祥卻在晚宴上放他一馬，還塞給他兩百大洋——這是董健吾此生第一次從死亡邊緣擦肩而過。

回到上海后，他恢復牧師身份，成了圣彼得教堂的主持。表面講經布道，暗里為互濟會和中央特科往來傳遞情報。1929年，他參與策劃處決叛徒白鑫。為測算警車趕到現場的時間，他駕著租來的轎車在霞飛路與和合坊之間來回沖刺，掐著秒表記錄，旁人只當這位“王牧師”在練車技。暗殺當晚，他化身夜行人，確認白鑫斃命后，才揚長而去。次日，《申報》一則短訊提及“某洋行職員深夜死于槍下”，背后卻無人知曉這位牧師的身影。

救人比殺敵更見功力。1931年，楊開慧在長沙就義，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抵達上海。上海大同幼稚園成了他們的臨時家園，園長正是董健吾。叛徒顧順章投敵后，形勢急轉直下，幼稚園被迫解散。董健吾把兄弟倆悄悄接回自宅，從此替父兄養子。黨組織每月十元生活費再加牧師微薄薪水，很快捉襟見肘。全家人縫童鞋、洗衣服補貼，鄰里以為他們只是普通教職工，一點也看不出家里住著“要犯”之子。四年里，董夫人親手縫制的棉襖、董家的腌菜饅頭，成了兩兄弟記憶里最溫暖的味道。多年后，毛岸青寫信給董健吾之子：“那段日子，若無董伯伯，恐怕連活下去都難。”

局勢變化，上海日漸險惡。1936年春，中央指示若能將毛岸英兄弟轉往蘇聯最好。在張學良的鼎力相助下，董健吾帶著他們和自己最小的兒子登上法租界開往馬賽的郵輪。隨后，經巴黎輾轉莫斯科，兄弟倆進入莫尼諾爾國際兒童院，終得保全。這一仗，董健吾“輸”掉了自己的兒子——蘇聯只批兩張入境簽證，他只好含淚送兒子隨李杜返國，自己則留在法國周轉，待安排停當才回到上海。

同年初夏，宋慶齡請他擔任秘密信使，帶著期冀和信函赴西北。西安雪夜里，他與張學良那段著名的對話至今仍被軍中老兵傳頌。少帥最終一句“只要為了抗日，這車隨便用！”讓董健吾得以乘專機進延安。瓦窯堡的夜色深沉，黃土地的炊煙和教堂鐘聲風馬牛不相及，但毛澤東、周恩來與他促膝交談良久，卻沒有一句虛言。幾條條件寫進回電——停止內戰、共抗外侮、釋放政治犯……此后發展的西安事變、第二次國共合作，都可以看到這封電報的影子。

抗戰全面爆發后，上海很快淪陷。董健吾既未返教會，也未離滬，他留下來，為中共諜報系統重建聯絡線。滬西愈發嚴酷，日偽憲兵隊盤查甚緊，他便把教堂地下室改造成情報資料室，并在圣壇暗格預埋收發機。有人譏諷說牧師多半清心寡欲，怎知這位“王牧師”通宵不睡，盯著收報機抄密碼。1944年初，他促成蘇州城防司令厲百川起義，一紙電報便讓新四軍少流了血。日軍燒殺搶掠時，董健吾以“教務交涉”為名救出多名被捕同志，消息從神父袍袖中遞出，關隘照樣打通。

新中國成立后，他婉拒高級職務，只做上海市參事。1960年埃德加·斯諾登上天安門，問“王牧師”安在否？周圍一片茫然。毛澤東這才辨明——那便是自己的老朋友董健吾。主席哈哈一笑：“你們不知道，他可是我們黨里頭的奇人！”一句話，把這位隱于市井多年的老牧師重新推到歷史聚光燈下。

遺憾的是，“十年浩劫”來臨，近八旬的董健吾也未能幸免。面對誣陷，他只淡淡說了一句：“知我罪我，自有公論。”1970年12月12日，這位歷經三十余年秘戰、周旋于教堂、軍營、租界與黃土高原多重身份間的“紅色牧師”，在寂靜的冬夜與世長辭。龍華松柏間，如今刻著他的名字；而在當年的石庫門、長安城、延水河畔，依舊有人記得他的腳步聲：輕，卻鏗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