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修義（李媛 繪）

2026年6月8日，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發布訃告：該系趙修義教授因病于6月5日逝世，享年八十八歲。

1957年1月，北京大學哲學系發起了一次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參加者既有馮友蘭、賀麟、金岳霖等早已成名的哲學家，也有胡繩、潘梓年、于光遠、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學者，朱謙之、朱光潛、金克木等其他學科的著名學者也都參與爭辯。這是建國后三十年間一次名家薈萃、老中青學者共聚、自由爭鳴的學術會議。2012年，趙修義教授領銜北京大學哲學系1955級的幾位老校友合作編撰、出版了《守道1957——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實錄與反思》，詳細展示了這次會議的進程。也正是圍繞這本書和這次會議，《上海書評》于當年專訪了趙修義先生。今逢先生辭世，謹重刊訪談部分內容，以志紀念。

《守道1957——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實錄與反思》，趙修義、張翼星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2年11月出版，692頁，89.00元

這次會議是北大哲學系主辦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可是這個領域乃至其他學科的著名學者幾乎都參與了，為什么這么高級別的會議要用座談會這樣一個非正式的名稱？

趙修義：按照現在的習慣，這次會議確實應該安上一個“高層論壇”或者“頂級論壇”之類的名稱了。可是，當時沒有這樣的風氣。

你們這個問題的提法，反映的是當今的語境，而親知者所感受的當時的語境是大不相同的。這使我想起馮契先生在《近代中國哲學的革命進程》一書的“后記”中所說的一段話。他說，自己與已經逝去的時代的思想家“精神相通、血脈相連”，有些就是自己的老師，非常親切，非常親密。我們這幾個七老八十的編者與1957年座談會上活躍的那些前輩也是如此。這種親切帶來的，一個就是“親知”，即對當時的情況有比較切實的了解和感受，另一個就是馮先生所說，就有一種“同情的了解”。

我們之所以會起意編這本書，其中就有對我們的老師的感念。這里先簡單說一下我們編這本書的緣起。最初是在參加汪子嵩先生主持的四卷本《希臘哲學史》發布儀式的同學聚會上。汪先生是我們的啟蒙老師，我們入學的時候，汪先生在系里主持工作，又親自給我們上了一年半的課。對他的為人、他的學問，我們十分敬仰。我們班上的不少同學半個多世紀里一直與汪先生保持著親密的聯系。大家感到汪先生“三十年磨一劍”，完成了鴻篇巨制《希臘哲學史》，已經為學界周知。但是他早年所做的另外一些大事，許多人都不知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院系調整的時候，北大的代理校長是湯用彤先生，湯的黨員秘書，實際操作的就是汪先生。把那么多原來分散在全國各地各校的哲學名家都集中到北大來，組建全國僅剩的一所哲學系，并盡可能地把他們團結起來，還要想辦法發揮老學者的作用，其難度可想而知。這些事本來我們并不清楚。改革開放后舉行的幾次系慶活動上，聽到汪先生非常自謙地檢討自己在院系調整過程中做得不夠的事情（如對清華來的評級較低等等），才有所了解。這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對哲學界來講應該是一件大事。另一件就是1957年的中哲史座談會。當時汪先生擔任哲學系副主任、黨總支書記，是座談會的組織者。巧的是我們同班的調干生方昕，1956年暑期之后就調到系里當秘書，直接在汪先生的領導下，參與了從籌辦到整理檔案的全過程。方昕在同學聚會的時候，建議我們編這本書。他說，這是老一代學者敢于講真話，向教條主義發難的一次會議，非常重要，也非常難得。汪先生能把這批老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又靠他同方方面面的良好的關系，才把這次會開成。于是我們就著手編這本書。方昕還跟我說，會議的全部檔案、原始記錄，他當時都統統整理好，送到學校的檔案部門去了。如果這些材料能找到，很多問題就都可以搞清楚了。可是找來找去，只找到兩份總結，就是書里收的《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的工作總結（草稿）》和《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后的一些反映》。

汪子嵩等著《希臘哲學史》

接觸材料后就想搞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這次會議到底是高層發起的還是北大發起的。“雙百方針”提出之后，影響最大的是兩個會議，一個是1956年夏季在青島開的遺傳學會議，另一個就是中哲史座談會。遺傳學會議，現在正式的黨史都寫上了，緣由和過程也非常清楚。而哲學史這個會，就看不大清楚。我現在的看法是，貫徹“雙百方針”在自然科學找到突破口了，就是遺傳學會議。但是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究竟從什么地方開始做，沒有頭緒。當時為什么要貫徹“雙百方針”？書里收的方昕的文章寫了幾條，大概都說到了，一個要調整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另外一個，想通過對教條主義的批評，使中國從此走自己的路。

在這個會議上，不管對唯心唯物怎么看，多數是討論真問題，也就是在他們自己真正感到有問題的地方說真話。鄭昕的《開放唯心主義》最典型。比起馮友蘭、賀麟這些政治上很老練的人來說，鄭昕非常要求進步。我進校的時候，金岳霖是系主任，后來金調到哲學所去了，他當系主任。他真的很希望改造自己。各人政治經歷不同，但都還是挺真誠的，只是表現的方式不一樣。朱光潛講的也是自己的困境。這是這個會能夠開起來的很重要的前提。包括馮友蘭，他有的時候確實是很不容易的，敢于把真話說出來。一個就是這個會，第二個就在學生都下鄉下廠的1958年，他在《光明日報》上發了一篇題為《樹立一個對立面》的文章，提出一個公式，“理論-實踐-理論”。

雖然是哲學史座談會，但這次會議的重點還是討論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關系，以致有些參會者認為哲學史座談會變成了哲學座談會。

趙修義：開哲學史座談會來談哲學問題，事實就是這樣。汪子嵩先生他們要把這個會開起來是很不容易的。下面有這個想法，上面找突破口，但事情要你承擔的。最先是他們主動去爭取的。要開會需要得到支持和首肯，定什么題目、請多少人、什么規格，都要請示。

汪先生他們做了很好的組織工作。凡是主管單位，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相當于現在的中國社科院）、中宣部、教育部都點頭了。開始北大建議由學部出面召開，學部實際負責人潘梓年一再說，在你們這里開最好了。大概是因為那個時候學部的哲學所剛剛成立，沒幾個人，就金岳霖跟賀麟，還是北大的哲學系人多，都在那兒，影響也比較大。

至于命名為哲學史座談會，要說設計，可以說是，要說不是也不是。當時北大哲學系的格局，說是集中了這么多大家，其實有分量的人，都在哲學史這邊。之前的哲學家現在變成了哲學史工作者。比如賀麟本來是學貫中西的哲學家，后來專門研究黑格爾了，變成外國哲學史專家。哲學史那邊，老中青都很齊全的，老的像馮友蘭，任繼愈才四十歲左右，朱伯崑那個時候還是個講師。任繼愈在這個會上是很堅決地否定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的。

還有一個情況。當時哲學史好像還算不上是哲學。哲學是什么？哲學就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哲學大都是蘇聯專家上課，來培訓中國的教師。主要的有名氣的幾個都在人民大學跟黨校，在那邊培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隊伍。在北大，老先生都要聽薩頗什尼科夫上課。后來汪子嵩等慢慢接上去，才開始由中國的教師講辯證唯物論。

所以這個會從具體的背景來看，是當時多種因素形成的，很難說是誰刻意的。

就歷史環境而言，這樣一場學術討論會，多少會牽涉一些比較復雜的因素，與外部大背景的關聯也不算疏遠。召開這樣一個會議，當時會不會有人擔心在思想認識上引發一些分歧呢？

趙修義：我覺得這個會的組織過程本身就已經有這個意思了。總結里面說得很清楚。當時汪子嵩去請的重點發言，如胡繩、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的名家。關鋒怎么來的不清楚，肯定不是汪子嵩去請的，關鋒剛剛從山東調到北京，汪先生以前并不認識。當時組織者最后請胡繩來總結。他們主觀上也并不希望把這件事引向不合適的方向。當然，再深入一步的話，一些微妙的問題也就隨之浮現了，話鋒多少是指向日丹諾夫的說法的。

從會議中各人的發言看，一些批評還是簡單的、學理性不強。當時會議的氣氛究竟如何？

趙修義：當時有些人說，這個會根本沒什么意思。我們編書征稿的時候，也聽到一種說法，說這個會沒有什么爭鳴。但是，我們仔細看了材料，覺得汪子嵩那個評價還是合乎實際的：這是“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爭鳴的討論會”。起碼有這么幾條：第一個，盡管有些話激烈，但是大家還就問題討論問題。胡繩我還是很敬佩的，按他當時的認識，認真地、平和地與大家討論問題。胡繩當時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可沒什么架子。大家都是坐在大教室里討論。而且不分老中青，林可濟是本科生，蕭萐父是進修教師，他們都可以寫文章，都可以參加會。

第二，是這個會討論的是真問題，講自己的真想法。老知識分子對自己學術思想的真誠還是保留著的。我較關注的就是洪謙，洪謙會上講了什么我也沒查到。按照維也納學派的觀點，唯心唯物都是老問題。洪先生肯定對這套東西是不滿意的。1958年的時候，有位教師問他：“洪謙先生，你從維也納回來了嗎？”他沒有回來。他寫的文章是談哲學史的學習，如何為大家學習哲學史做好史料的編譯工作。大概是想著，借著這個會議，提升大家對哲學史的興趣和重視，自己也能做點有意義的工作。這也是一種真誠的態度。還有黃子通先生，七十多歲了，是極其真誠地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他上課的時候跟我們講，我看了恩格斯《家庭、國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的書以后，覺得自己以前對古代史的研究都不行了。當然賀麟是最厲害的了，書里特地收了他會后發表的文章，觸到了教條主義者的最痛處——“教條主義者并不是小心翼翼，嚴格遵守經典著作的原文的人，而是習以對經典著作加以隨意歪曲的人”，“教條主義者每每是應時主義者”。

第三，是像潘梓年事先期望的那樣“反復論難”。你批評了我的觀點，我可以接受你合理的地方，作出改進，再次發言；你的論據說服不了我，我也可以反駁。馮友蘭、賀麟、張岱年等都有幾次發言。這種反復論難現在也不多見。所以我們不傾向于認為這個會毫無自由爭辯。會議本身還是有許多人在真誠地獨立思考，發表自己的意見，相互切磋和論辯。包括有長期革命經歷的，如胡繩、于光遠這些人，都是很真誠的。他們都有獨立的思考。

《現代西方哲學綱要》，趙修義等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的西方哲學——以問題為中心的斷代哲學史》，趙修義、童世駿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趙修義文集》，趙修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