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經(jīng)驗豐富”的登山者，兩任女友，同一座山峰，同一種拋棄方式。當其中一人死去，人們開始討論這起發(fā)生在奧地利的登山致死案，到底是過失殺人還是完美犯罪？

故事從山頂?shù)淖詈笠宦暋白甙伞遍_始講起。

2025年1月19日凌晨2點，奧地利最高峰大格洛克納山（Grossglockner，海拔3798米），氣溫零下18度，風速每小時74公里，風寒效應下體感溫度接近零下30度。

在距離山頂僅50米的一處巖脊上，33歲的克爾斯汀·格特納（Kerstin Gurtner）已經(jīng)無法站立。她的冰爪松脫，靴帶半解，背包還壓在背上，整個人的重量靠一根固定在巖壁上的繩索勉強懸掛著。她嘴唇發(fā)紫，意識模糊，身體在劇烈顫抖后進入了失溫的最后階段。

就在這時，她的男友，36歲的托馬斯·普蘭伯格（Thomas Plamberger），做出了一個決定。

他后來在法庭上說：“她對我說，‘走吧，快走’。這句話救了我的命。”

他沒有替她打開背包里的應急露營袋，沒有嘗試用繩索將她拖上山頂附近的平坦地帶，甚至沒有將她固定在更安全的位置。他翻過山頂，沿著南坡獨自下撤。

五小時后，一架搜救直升機在清晨的陽光下找到了克爾斯汀。她的手機顯示，曾有一次撥打過“149”的紀錄。奧地利急救電話是“140”，“9”就在“0”旁邊。那是她最后的求救，也許是在意識尚存的最后一刻。

但沒有人接到這通電話。

撰文｜了了

編輯｜玄天

設計｜周末

圖片來源｜網(wǎng)絡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chuàng)內(nèi)容

一場“普通”的冬季攀登

托馬斯·普蘭伯格和克爾斯汀·格特納的故事，始于一個手機軟件。

2024年初，36歲的薩爾茨堡專業(yè)廚師托馬斯，在Tinder上遇到了33歲的辦公室職員克爾斯汀。兩人交往近一年，已經(jīng)開始商量同居的事。他們計劃在2025年1月進行一次登山旅行，目標是奧地利阿爾卑斯山脈的最高峰——大格洛克納山，海拔3798米。

每年有超過7000人攀登這座山。但一月不是常規(guī)的登山季節(jié)。冬季的白晝只有不到八個小時，氣溫常常跌破零下15度，暴風雪可以在幾分鐘內(nèi)將能見度降到零。

他們選擇的路線是西南山脊——施圖德爾山脊，難度評級為UIAA III-IV級。在夏季，這條路線被視作中等難度，大部分路段是三級，只有小部分難點達到四級。但在冬季，冰雪覆蓋、巖石濕滑、風力比山谷高出數(shù)倍，難度成倍增加，早已不是簡單的“三四級”可以概括。

2024 年 10 月 12 日，在奧地利羅里斯附近的Sonnblick天文臺拍攝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奧地利最高的山峰：大格洛克納山，它位于Hohe Tauern山脈中。照片來源：KERSTIN JOENSSON/AFP via Getty Images

托馬斯并非新手。他此前已多次登頂大格洛克納山，其中三次是在冬季。克爾斯汀也并非完全沒有經(jīng)驗。她攀登過瓦茨曼東壁、達赫斯坦南壁，有一定的巖石攀爬能力。

但這對情侶之間最大的差距，不在登山經(jīng)驗上，而在冬季經(jīng)驗上。克爾斯汀從來沒有在冬季走過這個難度級別的高山路線。而這一點，將在接下來的24小時內(nèi)，被放大成一條兩人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

2025年1月18日清晨6點45分，他們從山腳出發(fā)。

按照冬季攀登的常規(guī)建議，施圖德爾山脊路線的出發(fā)時間應該在凌晨四點半到五點之間。他們晚了將近兩個小時。那日的天氣預報也預報的清清楚楚：風速達到74公里每小時，氣溫零下8度，風寒效應下體感接近零下20度。

托馬斯后來在法庭上辯解說，山腳下的風并不大，“低處的風幾乎不存在，只在更高處才變大”。但當天其他幾支登山隊，在天氣明顯惡化后都選擇了下撤。只有托馬斯和克爾斯汀繼續(xù)向上。

下午一點半，他們抵達了“早餐點”，那是海拔約3550米處的一處休息平臺。這是攀登路線上的關(guān)鍵折返點。如果在這個時間還沒能登頂，絕大多數(shù)向?qū)罂蛻粝鲁贰Ｒ驗槔^續(xù)向上，意味著你將在黑夜中完成最難的路段，并在更惡劣的天氣中面對不可預知的風險。

托馬斯的辯護律師后來在法庭陳述中寫道：“由于兩人均未感到疲憊或力不從心，他們繼續(xù)前行。”

這個決定，在事后看來，是整個悲劇鏈條上的第一環(huán)。

冬季的阿爾卑斯山，下午五點天色就徹底暗了下來。而此時，托馬斯和克爾斯汀仍在攀爬。他們的頭燈成了山上唯一的光源。

大格洛克納山頂?shù)膶崟r監(jiān)控攝像頭捕捉到了這一幕，后來這張照片在全世界的媒體上傳播開來。畫面中，一束微弱的燈光在巨大的黑暗山體中緩慢移動，像一只螢火蟲在暴風雨中掙扎。

2025 年1月18日，格羅斯格洛克納山高處，兩位登山者的頭燈。圖片來源：大格洛克納山間小屋網(wǎng)絡攝像頭

晚上八點左右，意外發(fā)生了。他們的攀登繩索被卡住了，耗費了大約90分鐘才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克爾斯汀的手受了傷。但她沒有停下。兩人繼續(xù)向上。

此時，一場猛烈的風暴正在向山頂逼近。

漫長夜晚和遲來的呼救

晚上十點半，山地警察派出了一架直升機。

這是由其他登山者通知的，那些在惡劣條件下選擇下撤的人，看到山頂仍有燈光在移動，擔心出了狀況。直升機在兩人上空盤旋了六圈，用探照燈照射他們所在的位置。救援人員試圖用燈光向他們發(fā)出信號。

托馬斯承認，他看到了直升機。但他沒有發(fā)出求救信號。

他在法庭上說，當時克爾斯汀“感覺還好”，不需要救援。飛行員沒有收到任何求救信號，按照操作規(guī)程，飛走了。

這是整個事件中最受爭議的節(jié)點之一。后來的分析認為，如果當時托馬斯發(fā)出了求救信號，克爾斯汀可能還有機會獲救。但他沒有。他的手機在那之后被調(diào)成了靜音。

檢方指控他“故意忽略”救援部門的后續(xù)聯(lián)系，當?shù)毓賳T從他的登山許可證上找到了他的電話號碼，多次撥打，始終無人接聽。托馬斯辯稱，他“沒有看到未接來電”，調(diào)成靜音是為了“節(jié)省電池”。

畫面中拍到一架直升機飛臨山上，但因狂風肆虐，救援行動被迫中止。

凌晨0點35分，托馬斯或許意識到了問題嚴重性，終于撥通了報警電話。

但這次通話的內(nèi)容，雙方各執(zhí)一詞。托馬斯在法庭上表示，他明確告知警方需要救援，他“確信山地警察了解情況的嚴重性，救援迫在眉睫”。但接聽電話的警官馬蒂亞斯·A在作證時說了一句被多家媒體引用的話：“那絕對不是緊急電話。”

他補充說，通話結(jié)束后，他通過電話和WhatsApp多次嘗試聯(lián)系托馬斯，其中一條消息直截了當?shù)貑枺骸澳悻F(xiàn)在需要幫助嗎？”從未收到回復。“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存在緊急情況。”

凌晨2點，托馬斯和克爾斯汀到達了距離峰頂約50米的位置。此時克爾斯汀已經(jīng)完全無法移動。她的體能透支到了極限。托馬斯在法庭上描述了那一刻：“她完全沒有力氣了，我用繩子把她固定在巖石上。”

然后，他在零下溫度以及時速達45英里的狂風中，做出了最后的決定。他翻過峰頂，沿著南坡獨自下撤。

他在法庭上說，克爾斯汀在他離開前對他喊道：“去吧，自己想辦法活下去吧。”

這句話是否真的被說過，沒有人能證實。克爾斯汀已經(jīng)無法開口。但這句話后來成為辯護律師的核心論據(jù)之一：這不是拋棄，這是兩人共同做出的決定。

畫面中可以看到托馬斯正下山。圖片來源：大格洛克納山間小屋網(wǎng)絡攝像頭

凌晨三點半，托馬斯第二次、也是唯一一次明確地撥出了救援電話。此時他已經(jīng)獨自下撤了一個半小時，他在電話中告知警方，他不得不將克爾斯汀留在山上，“建議再派一架直升機”去接她。當時風勢已經(jīng)變得極其猛烈，根本無法派出救援飛機。

一切為時已晚。

當天上午十點，救援人員徒步抵達克爾斯汀所在的位置。他們發(fā)現(xiàn)她的尸體懸掛在安全帶上，繩索固定在路線的最后一段。她的背包還背在身上，冰爪松脫，靴子半解。法醫(yī)鑒定確認，死因為低體溫癥，也就是失溫。

一個令人不安的細節(jié)，在審判中被披露：托馬斯下山后告訴當局，他把克爾斯汀留在了山頂下方的平坦地帶。但救援人員發(fā)現(xiàn)她的位置是在山頂下方50米處，她不是躺在平地上，而是掛在巖壁上。

法官對此的解釋是：托馬斯缺乏經(jīng)驗，他不知道怎么把她弄上去，所以在描述時出了錯。但在法庭上見證這一說法的記者們，顯然并不都這么認為。

一些人懷疑，托馬斯在撒謊，因為他不想讓人知道他把克爾斯汀留在了那樣一個危險的位置。

一場14小時的審判

2026年2月19日，因斯布魯克地方法院。

庭審持續(xù)了14個小時，從上午一直持續(xù)到深夜11點。超過50名記者擠滿了旁聽席。沒有陪審團，判決由一名法官單獨作出。

這名法官叫諾伯特·霍費爾。他在法庭之外還有另一重身份：山地救援志愿者，曾多次參與高山救援行動，發(fā)表過多篇關(guān)于高山地區(qū)責任問題的文章。

2020年，他曾在德國雜志《Bergundsteigen》上發(fā)表了一篇關(guān)于高山事故刑事起訴的文章：“我們的目標絕不是為每起事故都‘找出責任人’。不過，高山地區(qū)并非沒有法律約束的地方。”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安排。一些媒體質(zhì)疑：一個山地救援人員來審判一個登山者，會不會有偏見？或者，他見過太多因判斷失誤而釀成的悲劇，他會不會因此對托馬斯更加苛刻？但也有人認為，正因為他是救援人員，他才知道什么情況下應該求救、什么情況下不應該拋棄同伴，他的判斷比普通法官更專業(yè)。

檢方列出了10項過失指控。這10項指控幾乎涵蓋了登山者可能犯的所有錯誤：

在冬季條件下延遲出發(fā)、忽視惡劣天氣預報、關(guān)門時間拒絕返回、直升機六次盤旋時未發(fā)出求救信號、將手機設為靜音未接救援電話、凌晨2點拋棄搭檔獨自下山、離開時未使用應急露營袋、未嘗試用繩索系統(tǒng)將搭檔拖上山頂、事后謊報克爾斯汀所在位置，以及追加的未使用動態(tài)保護系統(tǒng)。

每一項指控背后，都是一個具體的時刻和選擇。

托馬斯·普蘭伯格正對有罪判決提起上訴。

“我不是向?qū)В抑皇且粋€同樣在學習的伙伴。”他在法庭上說。他告訴法官，自己沒有接受過任何高山培訓課程，大部分知識都是通過“試錯”和“網(wǎng)絡視頻”自學的。他甚至說：“我以為她跟得上。”

這還不是托馬斯第一次在這山上留下一個人。

庭審進行到后半段，一個意料之外的證人站上了證人席。她叫安德莉亞·B（Andrea B.），是托馬斯的前女友。

她向法庭陳述：2023年夏天，托馬斯也曾帶她攀登格羅斯格洛克納。夜間下撤途中，兩人發(fā)生爭執(zhí)，她想走另一條路線。然后，“他突然就不見了”。

“當時是深夜，我一個人，頭燈沒電了，頭暈目眩，又哭又喊。我完全是一個人……他已經(jīng)走了。那也是我們最后一次一起登山。”

這段證詞在法庭上引發(fā)了巨大的震動。

登山雜志《Climbing》將這段證詞稱為“壓垮被告的最后一根稻草”。因為它讓整個案子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從“一次判斷失誤的意外”，變成了一種“可復制的行為模式”。托馬斯在兩年前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前女友，幸運的是她活了下來；這一次，克爾斯汀沒有那個運氣。

但托馬斯的律師辯稱：“這只能證明他在兩段關(guān)系中都不夠體貼，不能證明他故意殺人。”

法官霍費爾最終沒有將前女友安德莉亞的證詞作為定罪依據(jù)。他在判決書中寫道：“它讓我看清了被告在面對壓力時的本能反應：優(yōu)先自己，放棄他人。”但他在法律上認為，這段前女友的經(jīng)歷與克爾斯汀的死亡沒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

輿論和法律的審判，從這里開始分道揚鑣。下了法庭后，一家媒體的標題這樣寫道：《他留下她等死——而且不是第一次》。

母親的原諒與媒體的審判

本案最出人意料的證人，不是前女友安德莉亞，而是克爾斯汀的母親，格特勞德·格特納。

她沒有指責普蘭伯格。相反，她在法庭上為他辯護。

她在法庭上提交了一份書面聲明：“我的女兒是成年人，她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們不能責怪她的男友。”

她后來對媒體解釋說，她憤怒的是媒體將女兒描繪成“一個可憐的、被拖上山的小傻瓜”。這位母親不希望這是女兒留給世界的最后樣子。

格特魯?shù)聫娬{(diào)，女兒熱愛戶外，擁有豐富的登山經(jīng)驗，無論是獨自出行還是和托馬斯結(jié)伴，都表現(xiàn)得獨立果敢。她極力為女兒辯駁，不希望世人將她看作毫無主見的弱者。

但這份來自母親的原諒，在輿論場上引發(fā)了復雜的反應。有人將其解讀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式的寬容”——一個母親在巨大的悲痛中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反而去維護那個可能害死她女兒的人。

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母親在巨大的悲痛中為自己女兒保留尊嚴的方式。她寧愿相信女兒是一個有自主判斷力的成年人，也不愿接受她是一個單純的受害者。

在生活中，克爾斯汀被身邊人形容為惹人疼愛的女兒、姐妹、嫂子/弟媳、教母、孫女、伴侶與摯友。

但無論外界如何解讀，格特勞德的證詞在法律上確實起到了作用。法官在判決中明確提到了克爾斯汀本人的“共同過失”：她是成年人，她選擇了繼續(xù)向上爬，她也有責任。

格特勞德后來對媒體說了一段話，耐人尋味：

“很多指責克爾斯汀男友的人，從未置身過那樣的絕境。我希望他們永遠不會遇到那樣的處境。因為沒有人知道自己在那種情況下會如何反應。在溫暖舒適的家里，當英雄很容易。”

拋開這起事故案子不說，這句話也在提醒所有人：在評判一個極端環(huán)境下做出的選擇之前，應該保持謙遜。

但媒體和大眾輿論依舊不買賬。

在這起判決中，始終存在無法調(diào)和的矛盾：法律看的是被告人的行為有沒有因果關(guān)系，有沒有主觀故意，是否證據(jù)確鑿，法官不能因為普蘭伯格“人品不好”就多判他幾年，不能因為輿論憤怒就從重處罰。法庭只能依據(jù)事實和法律：克爾斯汀有沒有共同過失？托馬斯有沒有主觀惡意？救援是否可能在更早的時間實現(xiàn)？

而格特勞德的證詞，讓本已復雜的案件更加難以評判。她的寬容是偉大的，還是盲目的？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她對女兒尊嚴的維護，讓法官在量刑時多了一個判斷，那就是受害者家屬選擇了原諒。

為何處罰如此之輕？

如果只看事實，一個男人在零下20度的山頂上把他的女友留在山上，獨自下山，而她在那里凍死了。很多人會認為托馬斯應該被判入獄。

社交媒體上充斥著憤怒的評論，有人說這是謀殺，有人說這是冷血，有人說他應該被關(guān)很多年。

但最終結(jié)果卻遠低于人們的預期：過失殺人罪成立，5個月有期徒刑，緩刑3年，罰款9600歐元。

庭審前向媒體發(fā)放的小冊子，內(nèi)容為過失致人重傷死亡罪相關(guān)說明。圖片來源/貝爾納黛特?拜爾哈默

為什么這么輕？

法官霍費爾在判決中給出了三條關(guān)鍵解釋。每一條都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每一條都在輿論場上引發(fā)了激烈的爭論。

第一條：克爾斯汀自己也存在“共同過失”。

她是成年登山者，有5級以上的巖石攀登經(jīng)驗，天氣和路線信息都是公開的。她選擇繼續(xù)向上，而不是下撤；她選擇在直升機飛來時不發(fā)出求救信號；她選擇信任普蘭伯格的判斷，而不是用自己的手機報警。在法律的眼中，她不是一個被動的受害者，而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年人，她的選擇也是導致她死亡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克爾斯汀的母親格特勞德在法庭上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法官采信了這種觀點。

第二條：普蘭伯格不是“冷血殺手”。

“我不認為你是個殺人犯，也不認為你是個只想自保的人。但你嚴重誤判了情況，而且沒有在關(guān)鍵時刻采取正確行動。”法官在法庭上對托馬斯說。

法官相信，托馬斯在離開時并不認為克爾斯汀會死。他可能真的相信她還能撐一段時間，真的相信自己下山求援是最優(yōu)選擇。這不是蓄意拋棄，而是判斷失誤。法律區(qū)分“故意”和“過失”，兩者的刑罰天差地別。

第三條，也是最關(guān)鍵、最具爭議的一條：他不是故意拋棄，而是“能力不足”。

法官認為，托馬斯之所以沒能把克爾斯汀拖上山頂，不是因為他不想，而是因為他不知道怎么做。他沒有學習過滑輪救援技術(shù)，沒有在實戰(zhàn)中演練過搭檔失溫時的處置流程，他甚至沒有打開過那個應急露營袋。

一位記者在總結(jié)法官的邏輯時說：“法官基本上是說，他沒辦法把她弄上來，因為他不知道怎么做。這證明這位登山者并不具備救援技能。法官的說法實際上對托馬斯是有利的。”

而在很多人看來，這根本是個悖論。一個被判有罪的人，恰恰是因為“不夠強”，而不是“太壞”。如果你根本沒有能力做到，那你的罪責就小得多。

托馬斯被定罪，是因為他本應該在出發(fā)前學會這些技能，他沒有學，這是他的過失。但他沒有被判更重的刑罰，因為他不是故意讓克爾斯汀去死，他只是不知道怎么救她。

克爾斯汀·格特納與男友托馬斯·普蘭伯格

法官在判決中對普蘭伯格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你是一名優(yōu)秀的登山者，但你很難將自己的能力轉(zhuǎn)化為他人的能力，并據(jù)此做出相應的反應。”

托馬斯的疏忽并非源自惡意，而是源自無能，這就是為什么最終處罰如此之輕。

而在凌晨2點那個生死節(jié)點，托馬斯究竟該不該留下來陪著克爾斯汀？這個問題如同人性本身一樣幽深，永遠沒有標準答案。

有人說：“這是登山界最難回答的道德拷問。但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從一開始就不要讓自己陷入這樣的絕境。”

登山倫理的分裂

這份判決出來后，整個登山圈徹底分成了兩大陣營，爭議一直持續(xù)至今。

有一部分人認為，這次判決，直接給民間結(jié)伴登山的模式判了“死刑”。

因斯布魯克大學的刑法教授塞維林·格拉澤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這個判決會帶來極強的寒蟬效應。簡單來說，但凡參與高危登山活動，過往默認的風險自擔規(guī)則徹底作廢，參與者很可能要為隊友的意外承擔法律責任。這會大幅拉高登山的隱性成本，很多人會因為這份未知的法律風險，不敢再輕易進山。

放在以前，登山圈有個大家都默認的規(guī)矩：老手帶新手結(jié)伴登山，所有風險都是自愿承擔的，途中出了任何意外，全都各自負責、聽天由命。

但這次判決打破了所有默契：只要是你牽頭帶人上山，你就要對隊友的人身安全負法律責任。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往后沒人敢輕易帶新人登山了。登山保險的保費會隨之上漲，專業(yè)登山向?qū)兊酶酉∪卑嘿F，而朋友、情侶之間那種隨性、自由的結(jié)伴登山，大概率會越來越少。

而另一部分登山者和業(yè)內(nèi)人士，則堅定支持這次判決，認為這才是登山圈真正該有的責任底線。

德國知名登山家亞歷山大·胡貝爾，曾成功首登多條9級難度路線，還成功完成過格羅斯格洛克納山的施圖德爾山脊，在圈內(nèi)極具話語權(quán)。他接受《登山》雜志采訪時說的一段話，被無數(shù)人轉(zhuǎn)發(fā)引用：“只要我是團隊里經(jīng)驗更豐富的那個人，我就理所應當扛起更多責任。和失去隊友性命的后果相比，自己被判有罪的風險，根本不值一提。”

解讀下胡貝爾的表述，如果打心底里害怕承擔連帶風險、害怕被起訴，那從一開始就不要帶人上山。這不是法律太過嚴苛，而是登山者自身的問題。如果沒有勇氣、沒有擔當為隊友的生命負責，就不該站在帶隊引路的位置上。

而前奧地利高山俱樂部主席安德烈亞斯·埃馬科拉，他覺得大眾完全不用過度恐慌，不必擔心登山稍有意外就會被起訴追責。本案最終定罪，并不是因為托馬斯犯了某一個小錯，而是一連串致命失誤層層疊加的結(jié)果。

其實庭審中，法官也駁回了檢方十項指控里的大部分內(nèi)容。比如“出發(fā)時間太晚”，只能算作登山經(jīng)驗建議，算不上違法行為；所謂“未在凌晨3點30分前呼救”的指控也不成立，因為普蘭伯格在凌晨0點35分就已經(jīng)撥打了救援電話，只是溝通不清、信息有誤而已。

本案定罪的核心原因，自始至終只有一個：凌晨兩點，普蘭伯格拋下了已經(jīng)完全無法自主行動的克爾斯汀，并且沒有給她做任何有效的防護措施。

就像主審法官霍費爾早在2020年寫下的那句話，后來也成了整個登山界的準則，被反復引用：“高山之上，絕非法外之地。”

海拔高低，不會改變法律的底線和邊界。在城市里被禁止的惡行，在深山雪域里同樣不被允許，其中就包括拋棄一個信任自己、依賴自己、徹底失去自救能力的同伴。

在長久的登山文化里，一直有一條不成文的鐵律：永遠不要把同伴獨自留在山里。這雖然不是一條法律條文，卻是真正的登山者默認的底線。當兩個人被同一根登山繩系在一起時，彼此的命運就已經(jīng)牢牢綁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當然，這條底線也并非是僵化的。登山圈內(nèi)也公認一種特殊情況：如果同伴重傷被困、完全無法移動，而自己狀態(tài)良好、有能力獨自下山求援，那么暫時離開求助，是唯一合理、能挽救生命的選擇。

而整件事的關(guān)鍵分歧點就在于：你選擇離開去尋求求援的那一刻，有沒有盡到最大努力，給同伴做好所有安全保障？

再回看托馬斯的所作所為：他離開重傷的克爾斯汀時，沒有給她套上應急露營袋抵御嚴寒，沒有把她轉(zhuǎn)移到避風安全的區(qū)域，甚至連沉重的背包都沒有幫她卸下。他唯一做的操作，是用繩索把克爾斯汀固定在巖壁上。

可恰恰是這個敷衍的操作，埋下了致命隱患。后續(xù)克爾斯汀滑落時，被繩索懸空吊在巖壁上，無法落地緩沖，最終加劇了傷亡后果，而非平躺在相對安全的地面。

這也是所有法官、救援人員、業(yè)內(nèi)人士和大眾，都無法原諒、無法認同他行為的核心原因。

而本案之后，Climbing雜志發(fā)表了一篇主旨為“高山棄伴自救指南”的文章。（The Art of Empowering Yourself Against an 'Alpine Divorce）。

作者瑪婭·西爾弗（Maya Silver）在文章開頭講述了自己的經(jīng)歷：21歲時，她與經(jīng)驗豐富的男友在科羅拉多州的一條路線上徒步，男友因嫌她速度太慢而獨自走開，留下她一個人在荒野中迷路了一個小時。“我當時才意識到，離開他我竟然如此無助。我既找不到原定勘察的路線，甚至連返回營地的路都認不出。”

她說她彼時并不知曉，自己的經(jīng)歷正屬于“高山棄伴”（alpine divorce）。這個現(xiàn)代詞匯專指在山野中遺棄伴侶的行為，它源自百余年前蘇格蘭裔加拿大作家羅伯特?巴爾（Robert Barr）。1893 年，巴爾以此為題創(chuàng)作短篇小說，講述一名男子蓄意將妻子推下阿爾卑斯山崖的故事。

這種是蓄意犯罪型。瑪婭提到另一種則更為常見：“登山者帶著經(jīng)驗不足的同伴進山，因自身疏忽、認知欠缺，或是受情緒影響做出錯誤判斷，最終導致同伴喪命。”

我們看過很多情侶登山遇險后的經(jīng)典故事，而此次事故案件涉及的多位向?qū)Ш偷巧秸咴谠u論本案時都提到：情侶登山，風險更高。

和戀人結(jié)伴登山，很容易產(chǎn)生心態(tài)偏差：有人想在新交往的對象面前表現(xiàn)自己；有人礙于情面，不愿坦言自己體力不支、需要幫助；還有人被愛意沖昏頭腦，高估自身能力。

而本案中的托馬斯并非初犯，三年前他也曾在同一山峰將前女友安德莉亞獨自丟下。

作者瑪婭·西爾弗的建議是，不要將安全完全托付給任何人。自備衛(wèi)星通訊設備、提前告知親友行程和預計返回時間、自帶應急露營裝備、提前熟悉路線、隨時留意天氣變化。如果同伴遇險或棄你而去，你要有能力獨自撤離。

“生命安全遠比維系感情重要。無謂的犧牲，從來都和浪漫無關(guān)。”

這句話在格羅斯格洛克納案的語境中，有了更沉重的分量。即便托馬斯在法庭上一再強調(diào)：他非常后悔所發(fā)生的一切。他非常愛克爾斯汀，不想讓她遭遇任何不幸。

如果你覺得不安全、不確信、不確定，就不要繼續(xù)。山不會消失，今天不登，明天還可以來。但如果你因為面子、因為不想讓對方失望、因為“來都來了”而繼續(xù)，你可能就回不來了。這在所有搭檔關(guān)系中都適用。

克爾斯汀也許在某個時刻感到過不安，感到過恐懼，感到過“我們不應該繼續(xù)”。但她沒有說出來。她選擇了信任托馬斯。這份信任，在極端環(huán)境下沒有得到回報，并且演變?yōu)闉碾y。

寫在最后：在那座山面前，你是否誠實

大格洛克納山依然矗立在那里。每年仍有數(shù)百人攀登施圖德爾山脊。其中許多人會在出發(fā)前想起這起案件，想起那個在凌晨2點被留在零下30度巖壁上的女人。

她的手機里有一條給母親的短信，是晚上6點07分發(fā)出去的：“我們結(jié)束了。”

她自己不知道，這句話既是謊言，也是預言。她告訴母親的是“我們的行程結(jié)束了，不用擔心”。但真正結(jié)束的，是她的人生。

克爾斯汀·格特納

托馬斯后來對媒體說：“我每天都夢見她。她在夢里對我說，‘快走’。但我不確定，那到底是她的聲音，還是我自己編出來的。”

“她不得不在她曾經(jīng)感到如此充滿活力的地方失去生命，這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可理解的。”克爾斯汀的母親說。

“高山之上，絕非法外之地。”但高山從不審判人。它只是記錄。法律也從不衡量勇氣，它只是衡量選擇。你違心決然離去的那一刻，山記住了，法律也會。那座山也會記住任何人的不誠實。

那些正在計劃下一次攀登的人，不妨靜心思量：一繩相連，便是一命相托。繩索的另一端，是一個人的命。

你如何看待這場山難事件？

CONTACT

RECRUI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