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賈汪區網絡文化協會會長單位

◆資料來源：段緒軍

賈汪懷舊記：圓珠筆畫在手腕上的表

段緒軍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賈汪的鄉村被籠罩在一層厚重的貧瘠之中。那時候，夜是純粹的黑，沒有電燈的暈染，家家戶戶只能靠一盞如豆的煤油燈照明，燈芯結了花，光影便在土墻上搖曳出模糊的輪廓。家里沒有鐘，日子的刻度全憑雞鳴聲來劃分，聽到第一遍雞叫便摸黑起床，那是勞作開始的信號。

那時，離我們村五里外的韓橋礦區，是我們這些鄉下孩子眼中的“繁華世界”。我們常成群結隊地跑到北門口的礦商店去買小人書，那是我們唯一的精神食糧。在商店里，最讓我們挪不開眼的，是那些來買東西的煤礦工人。他們穿著深藍色的工裝，挽起的袖口下，手腕上總是戴著一塊亮閃閃的手表。那金屬的光澤在昏暗的商店里顯得格外尊貴和神氣，仿佛那不僅僅是一個計時工具，而是一種身份的象征，一種掌握時間的特權。那時我們雖然年幼，卻也懵懂地覺得，如果手腕上能有一塊沉甸甸的表，那是多么幸福且威風的事！

因為這份渴望，在村里上小學時，我們便發明了一種獨屬于我們的“奢侈品”——用圓珠筆在手腕上畫表。

這“制表”工藝還頗有講究，需要三種顏色的圓珠筆配合。先用黑色的圓珠筆在手腕內側畫一個圓圓的圈，那是表盤；再用藍色的圓珠筆在圈內點上十二個刻度，代表十二個時辰；最后，時針和分針的位置必須用醒目的紅色來畫。

下課了，大家便聚在一起展示各自的“名表”。有人指向五點，那是雞叫剛天明、大人起床燒火的時間；有人指向十二點，那是饑腸轆轆等著吃午飯的時間；而我，每次都固執地把指針畫在四點的位置，因為那是放學鈴聲響起、我們如鳥獸散奔向田野的時間。畫完后，我們還要高高舉起手腕，在陽光下歡呼雀躍，仿佛那真的是一塊走時精準的瑞士表，帶著一種擁有了全世界的驕傲。

那塊“表”比公雞更準時，比鈴聲更貼心。手腕一抬，心就亮了：五點，天邊剛泛青灰，娘在灶前用力吹火，灶膛里噼啪一聲，火星跳出來，像秒針在歡快地跳躍；十點，太陽爬過不老河邊的柳樹梢，我們蹲在田埂上，用指甲蓋刮掉一點藍點，假裝分針挪了一格，心里盤算著還要多久能回家；下午三點，蟬聲最稠密的時候，我悄悄把紅點往“四”上又蹭了蹭，心早已飛到了校門口那棵歪脖子柳樹下——那兒有金蟬脫殼留下的蟬蛻，有紙疊的飛機，還有等我一起翻墻去掏鳥窩的玩伴洋蛋。

洋蛋的父親是董莊煤礦運銷科的干部，在我們要飯都難的歲月里，他是個戴著手表上班的體面人。有一次，洋蛋的父親退下來一塊舊表，表盤玻璃蒙子上裂了一道細紋，走時也慢半拍，但在我們眼里，那簡直是稀世珍寶。洋蛋天天擦，用衣角擦，用舌尖舔，甚至用攢了半個月的彩色糖紙反光去照它。我們圍成一圈，屏住呼吸看他擰發條，“咔噠、咔噠”……那機械咬合的聲音比上課敲的鐵鐘還要悅耳。可沒過幾天，那塊老表徹底停了。洋蛋沒哭，他只是默默低頭，掏出圓珠筆，用右手在自己左手腕上重重地畫了個表，像得了寶貝一樣時刻看著，仿佛那樣就能留住時間。

后來，村里終于通了電，我們鹿莊小鎮的供銷社櫥窗里擺出了電子表。熒光綠的數字一跳一跳，像螢火蟲在排隊走路，充滿了科幻感。我們趴在玻璃上哈氣，把玻璃弄得霧蒙蒙的，數字就晃成一片光斑。可沒人真買——不是買不起，而是舍不得擦掉手腕上那圈黑圓、那十二個藍點、那根固執指在“四點”的紅針。它不報時，卻記得我們踮腳夠黑板的高度；它不計秒，卻量過蟬蛻在樹皮上晾干的整個夏天；它沒電池，卻靠著我們劇烈的心跳上滿了發條。

再后來，我不上學了，就到了鹿莊小鎮的煤礦井下推煤車謀生活。用半個月的工資，我終于買了一塊真正的“鐘山牌”手表，鋼帶冰涼，指針無聲滑過十二個刻度，精確到秒，上班從來沒誤過事。再往后，賈汪的小煤礦都關停了，我外出打工，手腕上的表換成了電子表，又換成了手機……時間被切割成無數碎片，塞進日歷、鬧鐘、日程提醒里，變得精準而冰冷。

如今，我又回到鹿莊小鎮的家具工廠上班，衣袋里時刻裝著智能手機，功能強大，無所不能。但每當我過馬路等紅綠燈時，還是會下意識地翻過手腕——那里早沒了藍點紅針，只有一道極淡的、被歲月漂洗過的印子，像一句沒寫完的諾言，輕輕橫在皮膚上，在夕陽下若隱若現。

原來人這一生，總要先在自己身上畫一塊表，才敢去相信時間真正的存在。那塊圓珠筆畫的表，雖然早已洗去，卻永遠刻在了我的生命里，記錄著那個貧瘠卻充滿希望的年代。

【作者簡介】：

段緒軍，徐州市作協會員，不老河文學社成員。在《大風》等雜志上發表過《不老河，家鄉的母親河》、《我們村的老槐樹》等多篇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