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擺脫“希特勒第一個受害者”神話：瓦爾德海姆事件如何迫使奧地利直面自身歷史數十年來，奧地利一直回避自己在納粹主義和相關歷史罪行中的共責。40年前，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當選聯邦總統，這場風波擊碎了這一長期維持的集體謊言。

那一期被寫入奧地利歷史的新聞周刊《側面》封面上，印著馬特洪峰，以及一個手持弩、頭頂奶酪的人物形象。封面故事問的是“瑞士是否值得效仿？”——這是這個鄰國反復討論的話題。相比之下，后來將在全球引發轟動的那篇報道，在封面上只被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瓦爾德海姆與沖鋒隊”。

1986年，瓦爾德海姆被視為總統選戰中擊敗社會民主黨候選人庫爾特·施泰爾的熱門人選。這位長期從事外交工作的職業外交官、前外長，幾乎具備擔任這一職位的理想履歷。1972年至1981年，他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甚至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奧地利人之一。

他的官方傳記提到，這位當年的法律系學生曾在德國國防軍“東線”服役，并在戰爭中受傷。早在1971年瓦爾德海姆首次競選國家元首時，外界就已流傳有關這段經歷存在疑點的說法。

但直到《側面》的披露，尤其是其在國際上的回響，才在1986年春天真正震動了奧地利共和國，并永久改變了這個國家。該雜志出版次日，《紐約時報》也在頭版刊出調查，稱瓦爾德海姆在1942年和1943年曾以掌握大量信息的情報軍官身份駐扎巴爾干和希臘，而當地發生過針對平民的大規模暴行和對猶太人的大規模驅逐。

瓦爾德海姆對此知道多少？他是否參與過戰爭罪行？他為什么在回憶錄中隱去了巴爾干戰事經歷？數周之內，越來越多的報道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相關討論不僅發生在奧地利，也主要出現在美國和以色列。尤其是世界猶太人大會，暗示這名候選人參與過暴行。1986年3月底，《紐約郵報》甚至打出“瓦爾德海姆是黨衛軍屠夫”的標題，后來證明這一說法并不屬實。

當時67歲的瓦爾德海姆否認自己加入過這些納粹組織，也否認知道戰爭罪行。他解釋說，自己只是作為學生加入過一個騎兵分隊。這引出了時任總理弗雷德·西諾瓦茨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我們注意到，不是瓦爾德海姆加入了沖鋒隊，而只是他的馬加入了。”

瓦爾德海姆和他所屬的奧地利人民黨則把這些指控斥為抹黑行動。他說，自己1940年應征進入國防軍，“就像成千上萬其他奧地利人一樣，履行了自己的義務”。他還表示，世界猶太人大會那些先生們無論怎么找，也找不出什么來。“我們是正派的。”

這些話，正是奧地利戰后敘事的集中體現，而這一敘事當時已經開始動搖。希特勒在維也納英雄廣場宣布“合并”時，現場群眾曾熱烈歡呼。猶太人遭受的迫害尤為卑劣和殘酷。

但二戰結束后，這個國家卻躲進了“希特勒第一個受害者”的神話之中。正如當代史學者奧利弗·拉特科爾布在其代表作《悖論的共和國——1945年至2025年的奧地利》中所寫，這一說法很快成為國家認同的基礎，也掩蓋了兩次大戰之間奧地利社會中的諸多沖突。

瓦爾德海姆事件使這種壓抑和回避徹底無法繼續。它按黨派立場和代際差異撕裂了這個國家，尤其是因為奧地利人民黨在反擊中毫不掩飾地調動了反猶情緒。比如，他們宣稱，不能讓美國東海岸的人來告訴奧地利人該怎么投票。那批黃色底、黑色字的“現在更要如此”競選海報，也讓許多人聯想到猶太人佩戴的黃星。莫妮卡·索默也認為，這種配色深深植根于那一代人的記憶中。奧地利人民黨內部一些人后來還試圖阻止這批海報繼續流傳。直到今天，公共檔案館中幾乎都找不到它們的存本。

盡管如此，1986年6月8日，瓦爾德海姆仍在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以54%的得票率明顯勝出。拉特科爾布認為，這“事實上等于多數民眾對受害者論的確認”。

不過，這位總統的任期并不順利。在西方世界，他幾乎完全陷入孤立。以色列多年召回駐維也納大使，甚至連瑞士也拒絕了奧地利國家元首按慣例進行的就職訪問。1987年，應世界猶太人大會申請，美國將瓦爾德海姆列入涉嫌戰爭罪犯的“觀察名單”。這個他曾長期生活、并先后擔任大使和聯合國秘書長的國家，此后拒絕他入境。

1988年，一個歷史學家委員會未能證明瓦爾德海姆參與過戰爭罪行，但這也未能改變他的處境。報告稱，與他自己的說法相反，他理應知道巴爾干地區發生的暴行。作家托馬斯·伯恩哈德因此稱他為“撒謊總統”，這一稱呼也被外國媒體廣泛采用。

不過，瓦爾德海姆確實改變了這個共和國，只是方式與他本人的意愿不同。歷史學家莫妮卡·索默說，他成了那句常被引用的話中的“非自愿的啟蒙者”，迫使奧地利終于全面面對自身歷史。

1988年3月，在“合并”50周年紀念講話中，正是瓦爾德海姆本人正式宣告與“受害者神話”決裂。他說：“許多最兇惡的納粹幫兇都是奧地利人。”他還以國家元首身份，為奧地利人在納粹時期犯下的罪行道歉。

不過，索默說，這番話在國內外都幾乎沒有引起注意。對瓦爾德海姆本人而言，這已是很大一步，但他缺乏可信度。

瓦爾德海姆本人的看法后來也發生了變化。這位“霍夫堡中的孤獨男人”在1991年放棄競選連任。此后，他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尤其認為“履行義務”那句話容易引發誤解。在他2007年去世后公布的一份遺言中，他寫道，自己對納粹罪行作出全面表態實在太晚了。他將原因歸結為“受害者論”——這種說法在1945年后曾是國家理由。索默也把這一神話稱為奧地利第二共和國的建國敘事。“隨著瓦爾德海姆事件，它消失了，而我們其實并沒有建立起新的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