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北京。

一群在中國精神心理領域深耕數十年的專家，因為一個共同的名字——觀心實驗室而聚集在一起。他們之中，有來自頂尖公立醫院的學科帶頭人，有將科室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開拓者，也有在臨床一線工作數十年、即將退休卻仍希望繼續發揮專業價值的資深醫者。

會議的召集者，是觀心實驗室首席醫療官杜亞松教授。

過去六年，觀心實驗室從線上心理服務起步，逐步發展為覆蓋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19個城市、擁有23家互聯網醫院和診所的腦智健康服務平臺，并于今年正式升級為觀心腦智健康科技集團。

而這場會議，也標志著觀心實驗室“精神科醫生集團”戰略的正式啟動。

六句套話失去的信任與一個行業的斷裂式需求

會議開場，觀心實驗室創始人韓智其坦率地談到創業六年來的感受。“觀心的發展其實充滿坎坷。”

作為一家社會辦醫機構，觀心進入許多城市時，往往是當地第一家甚至第二家精神專科診所。政策、人才、行業認知、社會信任，每一步都需要從零開始建立。

中國非公醫療機構協會名譽會長郝德明在會上提到一段業內流傳已久的話：

“病人一進門，第一句話你有病，第二句話病很重，第三句話可以治，第四句話藥很貴，第五句話有發票，第六句話可以進醫保。”

在他看來，這種急功近利的發展模式透支了非公醫療的社會信用。

“老百姓寧可去擁擠的公立醫院，也不愿意來非公機構。環境再好、設備再好，人家不相信。”

這也是中國非公精神心理服務長期面臨的現實。

然而，挑戰背后同樣存在著巨大的需求缺口。

今年5月，北京啟動中小學心理問題調查。有專家在會上透露，調查中發現存在明顯心理問題風險的學生比例達到11%。

需求正在快速增長，但供給遠遠不足。

來自公立醫院的多位專家都提到同樣的困境：門診量越來越大，而留給患者的時間越來越少。

“我們醫院做心理咨詢的大部分是青少年，但真正需要心理治療時，預約往往要排到一周甚至兩周以后。”

“半天門診幾十個號，醫生能完成診斷和開藥已經不容易了。”

深圳專家周教授在會上總結：“患者選擇非公機構，最重要的是服務，但只有服務還不夠，質量同樣重要。”

這正是觀心實驗室試圖填補的空白。

他們不愿退休，因為還有太多人需要他們

專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一個現象格外引人關注。

郝德明認為，非公醫療真正缺少的從來不是資本，而是醫生。“醫療服務最終還是要回歸醫者仁心。”

他提到自己參與建設的海南醫療特區，擁有全球數百種特許藥械和開放政策，但真正限制發展的，依然是高水平醫療人才。

湖南薛教授今年已經69歲。談到退休后的規劃，他說：

“我們覺得自己的精力還很充沛，還能繼續為患者服務。但也不能擋住年輕人成長的道路，所以希望找到一個平臺，把這些年積累的經驗繼續發揮出來。”

數十年積累的臨床經驗、診療智慧和學科建設能力，需要新的平臺承載。

深圳周醫生則從另一個角度解釋：

“退休人員除了經濟需求，更需要價值感。如果能讓他們把經驗繼續用出來，這就是雙贏。”

這種價值感，也吸引著許多仍在公立醫院工作的專家。

來自北京的楊醫生提到，在公立醫院的高強度門診中，很難給患者足夠的時間。

而在觀心，他希望能夠做到：初診50分鐘，復診30分鐘。

“只有保證足夠的診療時間，才能真正了解患者，也才能與公立醫院形成差異化服務。”

對于很多精神科醫生而言，這種“好好看病”的機會，本身就具有吸引力。

不只是連鎖診所，而是醫生集團

會議上，多位專家反復提到一個關鍵詞：醫生集團。

來自天津的張醫生認為：“觀心不能只是診所連鎖，而應該成為專家團隊。”

他分享自己所在科室的運行模式：每天160多個病人，不可能全部由專家親自負責，而是通過主任、骨干醫生、專家三級協作完成診療。

“最復雜、最困難的問題，由專家解決。”

在他看來，觀心未來也應該建立這樣的分層體系。

這不僅意味著醫療效率的提升，更意味著知識和經驗能夠持續傳承。過去十幾年，非公醫療拼的是資本、規模和擴張速度。而下一階段，真正決定機構價值的將是專業能力。

事實上，從國際經驗看，精神心理服務本身就是一個高度依賴專業人才的領域。

在歐美國家，大量心理治療、精神康復服務都由非公立機構承擔。中國的探索，才剛剛開始。

從單打獨斗到團隊作戰

當然，理想與現實之間仍然存在巨大挑戰。

最大的難題依然是人才。

韓智其分享了一組數據：

在煙臺，觀心曾篩選當地80多名注冊咨詢師，最終通過考核的只有2人；珠海情況同樣類似，不得不從深圳和廣州調配專業人員支援。

“一二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之間，專業人才水平差距依然明顯。”

因此，觀心開始建設自己的培養體系。

通過觀心學院、自主培訓項目以及“少年說”等人才培養計劃，逐步建立咨詢師成長路徑。

與此同時，如何實現服務質量標準化，也成為另一項重要課題。

鄭州李教授提出：

“我們必須形成自己的標準和規范。這樣不同城市、不同門店，才能實現同質化的高質量服務。”

據了解，過去四年多，觀心實驗室累計投入約1億元用于科研建設，已獲得多項國家專利和數字療法相關資質。

這些投入背后的目標只有一個：讓精神心理服務變得更加標準化、可評估、可復制。

諸秉根：以前在公立醫院單打獨斗，現在我們是團隊作戰

面對公立體系長期存在的服務斷層，觀心實驗室提出了一套“醫教康養”四位一體模式。

韓智其認為，精神心理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醫學問題。

很多青少年患者的背后，往往存在家庭關系緊張、教育方式失衡、社會適應困難等復雜因素。

因此，僅靠藥物治療遠遠不夠。

在觀心體系中：

醫：從嚴肅醫療，精準醫療出發，評估患者的身心健康問題，制定理念先進的MDT多學科會診等綜合診療方案。

教：觀心實驗室每年公開直播觸達人群上億次，向公眾科普心理知識，推出針對青少年父母，成人及老年群體的相關科普課程，提升用戶認知；設立公益醫生講堂開展專業心理患教；培養心理學專業人才。教育體系覆蓋面廣，針對不同人群需求，分梯度分層級，滿足各類人群需求。

康：以心理學療法為核心，結合運動醫學，社交支持，生活干預等手段，為心理和情緒障礙的人群提供康復服務。服務模式包括線上線下團輔，一對一陪伴，營地和旅修等。

養：結合精準醫療與功能醫學檢測，通過營養，微量元素，細胞素等精準調理生理狀態，改善大腦認知和神經系統功能。對精神心理問題有效的輔助治療，對精神心理問題引起的共患病進行有效干預。

真正重要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如何落地。

以上海觀心童創中心為例，其Day Care日間康復項目采用“擬校園化”管理模式。

患者每天上午進入中心，下午返回家庭，在治療周期內接受醫生評估、心理治療、團體活動、藝術治療、音樂治療等綜合干預。

其中最關鍵的角色之一是個案管理師（CM）。

他們負責連接醫生、治療師與家庭，持續跟蹤患者狀態，確保治療方案能夠真正執行。

觀心醫療業務部醫學總監諸秉根教授對此感觸頗深。

“過去在公立醫院，門診結束后孩子就回家了，后續情況很難持續跟蹤。”

“現在不一樣，我們是團隊作戰。”

在諸秉根看來，團隊協作是觀心模式最大的價值所在。

醫生不再只是開藥的人，而成為整個康復系統中的一部分。

觀心的下一步：把“精神科醫生集團”這幾個字，變成更多醫生的名字

會議接近尾聲時，深圳高醫生分享了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細節。

在珠海觀心開業現場，一位曾經接受過她培訓的學生，如今已經成為觀心的全職咨詢師。

見到老師后，對方激動地說：

“高老師，你來觀心吧。這里真的很好，我們的理念在這里被認可。”

這位從未與非公醫療機構合作過的專家坦言：

“我覺得它是一個真真實實能夠幫助患者的組織。”

對于長期面臨信任挑戰的非公醫療行業而言，這種來自專業同行的認可尤為珍貴。

它意味著，在公立體系之外，一個以醫生為核心、以專業能力為基礎的精神心理服務平臺，正在逐漸獲得行業認同。

大會最后，韓智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愿景：

“希望未來觀心專家委員會不斷壯大，成為中國最大的精神科醫生集團之一。”

過去六年，觀心實驗室完成了從線上到線下、從單一服務到“醫教康養”體系化探索的轉變。

而今天，這場關于“精神科醫生集團”的嘗試，或許才剛剛開始。他們期待探索的，不僅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更是一種新的醫療可能。當越來越多醫生開始從“單打獨斗”走向“團隊協作”，從“治病”走向“長期陪伴”，中國精神心理服務或許正在迎來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