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希臘雅典開幕。這是繼2024年11月北京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成功舉辦之后，由中國和希臘聯合主辦的第二次世界性古典學盛會。習近平主席在向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致賀信時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斷滋養和啟迪后世。習近平主席的賀信站在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戰略高度，深刻揭示古典文明對推動人類文明演進的奠基性貢獻，是深化古典學研究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正是在這樣的文明視野下，世界古典學大會所關注的已不僅僅是古典文本與古代傳統本身，更是不同古老文明之間如何重啟古典智慧，展開跨越時空的對話，以期為現代世界提供新的思想啟示。中國和希臘兩大文明雖各具特質，卻在諸多根本問題上同聲相應、息息相通。從北京到雅典，從首屆到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走過了一條怎樣的路？中國學術界闡釋的“中國的古典學”內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又將如何以古典智慧回應時代之問？

中西合璧的古典學如何重新定義古典

自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成功舉辦以來，國際學術界日益認識到，古典學研究不再局限于單一地域、語言或傳統，而是面向人類歷史上一切擁有傳世經典、滋養美好德性與精神品格的古典文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賀方嬰認為，從傳統意義上看，古典學主要指對古希臘、古羅馬典籍的研究，同時也包括圍繞這些文本展開的哲學、歷史、考古以及碑銘等材料的綜合性研究，“在這一傳統框架中，西方古典學長期以來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較為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而在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之后，在習近平主席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賀信精神的引領下，中國的古典學界通過推進古典學內涵和外延的拓展，正在致力于建設中西合璧的古典學。賀方嬰提出，這種新的理解強調將古典學的研究對象擴展到人類歷史上一切對思想體系、思想方式及精神品質的形成具有奠基性影響的古傳典籍，推至人類歷史上一切優秀的文明傳統。她將“中西合璧的古典學”理解為一個具有三個面向的整體結構：面向中國自身文明傳統的研究、面向人類文明整體的古代典籍研究，以及對以古希臘—羅馬傳統為代表的西方古典學的持續研究與深化。在她看來，這三個面向共同構成了新的古典學內涵與外延結構，使古典學從單一文明傳統的研究，走向更加開放與多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張志強從理念層面強調，中國的古典學以古典學為切口，使不同文明得以在其經典傳統、歷史經驗與價值體系層面展開更為深入的對話與交流，這一學術構想不僅推動了古典學學科本身的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當代文明關系的一種新的理解方式，即強調在多元文明并存的格局中，通過平等對話與相互理解來深化人類文明的整體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劉作奎從全球古典學學術演進脈絡的角度作出判斷。他認為，當下古典學的概念認知“已然完成了從封閉到開放、從單一到多元、從西方中心到文明平等的根本性躍遷”，古典學從西方獨有的學科轉變為承載全人類古典文明遺產的通識性學術領域，“這是對古典學概念最本質的糾偏”。劉作奎認為，過去，西方古典學將古希臘羅馬文明視為人類古典文明的代表，賦予西方古典文明非常重要的學術地位。他認為，新的古典學內涵和外延將進一步推動全球范圍的古典學研究形成多元文明對話、平等交流的學術格局，讓古典學回歸人類共同文明研究的本質。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高光時刻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以“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為主題，將古典學從故紙堆的考據之學，升華為回應時代、以古鑒今、連接人類命運的活態智慧。“習近平主席賀信、希臘總統賀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致辭，提升了古典學研究的國際關注度。”劉作奎談道。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開幕式上，正式宣布在希臘雅典設立的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是亞洲國家在西方文明腹地設立的首個古典學研究機構。劉作奎認為，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既是中希文明互鑒的實體載體，更是古典學多元共生的標志性成果。

張志強表示，如果僅僅按照傳統意義上“小范圍的希臘羅馬古典學”來理解古典學，其實是很難團結如此廣泛的學術群體的。在他看來，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之所以能夠匯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學術傳統的學者，關鍵在于對古典學有一個更寬廣的理解——以“各文明的古代經典研究”作為最大公約數，使從事不同文明古典研究的學者都能夠參與進來，從而形成了一個廣泛的學術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說，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以古典學團結不同文明知識分子”的作用。

張志強同時觀察到，從西方古典學自身的發展來看，近年來它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下，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甚至在一定范圍內其學科正當性也受到質疑。在這樣的背景下，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召開，“在某種意義上重新給予了西方古典文明及其研究以應有的尊重和位置”。一些來自西方古典學界的學者表達了積極的感受，認為古典學在西方內部長期處于被邊緣化的狀態，而通過這樣一個由中國主辦的大規模國際會議，這一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張志強提到，不少學者認為，“這樣規模和層次的古典學大會，只有中國能夠組織舉辦，單靠西方自身很難完成。從這一點來看，會議的整體效果是非常積極的，在國際學術界也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更重要的是，這種交流不僅促進了中國學術界對西方古典學的研究發展，也推動了中國自身學術體系的構建。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已經形成了一支相對成熟的研究隊伍，建立了相關平臺，并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西方古典學研究傳統，在國際學術界也開始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話語權。與此同時，新的古典學內涵和外延也顯著推動了我們對東方文明的研究，包括中國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以及阿拉伯文明等。可以預見，未來圍繞東方古典智慧與古典傳統的研究，將會進一步升溫，并形成新的學術熱點。

賀方嬰從中國學者身份轉變的角度分享了她的觀察。她說：“中國的古典學研究學者們開始以更具主體性的姿態，登上古典學研究的世界性舞臺。”這一點的重要性并不只是體現在具體議題的呈現上，更體現在長期以來的學術結構位置的變化上——過去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古典學研究往往被納入“漢學”或“東方學”等區域性知識框架之中。而在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上，中國學者正式以古典學研究者的身份，與來自古希臘—羅馬研究、埃及學、兩河流域研究、亞述學以及古印度經典研究等不同傳統的學者展開直接對話。這種跨文明的學術匯聚，使不同古典傳統之間的研究成果得以在同一交流平臺上呈現，從而在經驗層面形成了一種更為多元的比較視野。

從古典學學者的角度來看，賀方嬰認為，當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國時，其實不僅僅是在關注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傳統的國家，同時也在通過實地考察交流等方式，更直接地接觸和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現實遺存與文化空間。在這一過程中，國際古典學同行得以親身觀察中國古代文明所留下的豐富物質與精神遺產，從而更加直觀地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深度與精神廣度。因此，這種交流不僅僅是一種學術意義上的互訪，“更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中國古典文明之美的整體性形象——既是歷史延續中的中國，也是審美意義上的中國，是一個在文明形態與精神氣質上都具有獨特表達的中國”。

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時代使命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古典學雖然以古典文明為研究對象，但其關懷始終面向人類的現實處境與未來發展。現代文明的諸多重要進步，往往建立在對古典傳統持續發掘、重新理解與創造性轉化的基礎之上。

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以“古今對話：古典智慧的現代啟示”為主題，嘗試重新激活古代經典中所蘊含的思想資源，使其與當代人的問題意識與思考方式結合起來。圍繞這一主題，大會設置了四個分議題，其內在邏輯具有清晰的遞進關系。分論壇一以“德性與教化”為起點，討論古典傳統中關于德性、善與人格養成的思想資源，并思考其在當代社會中的基礎性意義。分論壇二在德性基礎之上，引申出“友愛與共同體”的問題，討論人與人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如何建立基于信任與倫理的關系結構。分論壇三進一步擴展至“和平與秩序”的層面，從個體關系與共同體關系出發，思考國際社會是否能夠在古典倫理資源的啟發下形成更具穩定性的和平基礎與秩序結構。分論壇四面向當代技術與工業文明背景下的現實問題，討論在信息化加速發展的時代，古典智慧是否仍然能夠為現代社會提供價值指引與精神資源。

賀方嬰介紹，從整體結構來看，這四個分議題構成了一個由內而外、由基礎到展開的遞進體系：以德性為根基，經由友愛與共同體關系，延伸至和平與秩序，最終回應技術時代的現代性挑戰。“我們希望在快速技術化與高度原子化的現代社會中，重新將古典傳統中關于德性、友愛與善的理解引入當代語境，使之成為現代人思考世界與自我時的一種重要視角。”

賀方嬰表示，如果說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體現的是學科層面的框架拓展與國際交流的初步展開，那么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則更強調古典學的現實關切，即推動古典學從學術研究走向對當代世界的思想回應。“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飽含著我們對現代世界的深切關懷，也寄托著對古典世界的深情回望。”

劉作奎回顧了兩屆大會的推進歷程。他提出，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重點是擴展古典學的內涵和外延，而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此基礎上，“將進一步從‘擴展古典學’推進到‘激活古典學’”。其核心問題可以概括為：在全球變局、技術變革和文明關系重塑的時代，古典學如何為當代世界提供價值判斷、思想資源和文明方案。

劉作奎認為，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有兩條突出主線：一是“以古典智慧回應時代之問”，強調古典學不是對過去的懷舊，而是從人類文明的源頭性經驗中尋找理解當下、面向未來的思想能力；二是突出“世界古典學大會是文明互鑒的平臺”，說明中國不是古典學的旁觀者和接受者，而是重要的組織者、闡釋者和貢獻者，中國學者可以把中國經驗轉化為世界學術共同討論的議題。

張志強則從“友愛”這一具體概念切入，講述了議題設置背后的思想脈絡。他說：“友愛其實是古典學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尤其是在中西古典學對話中具有基礎性意義。”這一概念主要源自古希臘哲學傳統與古典思想，但在中國文明中也存在相應的思想表達——比如中國傳統中的“仁愛”“仁義”以及“德性”的觀念，都在不同層面體現了類似的價值關懷。可以說，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古典傳統，都對“共同體”這一問題具有內在的共同關注與價值取向。

張志強進一步強調，這樣的交流，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提供一種古典視角，以反思當代世界秩序中占主導地位的現代性敘述”，尤其是以英美現代化經驗為代表的發展路徑。在這種現代性框架中，個體往往被納入較為機械化的整合結構之中，并最終服務于民族國家的建構邏輯。而引入“友愛”“德性”以及“共同體”等古典概念，正是希望從另一種思想資源出發，對這種現代世界秩序的理解方式進行重新審視與平衡。他認為，我們強調這些概念“并不僅僅是回到古典概念本身，而是希望在這些概念基礎上，構想一種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形態，即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內涵的新的文明愿景”。這些概念的背后實際上蘊含著文明重建的思想取向。

談及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希臘雅典召開的特殊意義，張志強認為這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姿態。“我們希望通過在文明源頭處展開對話，能夠更深刻地把握不同古老文明之間在根源層面的共同性。”事實上，人類文明在面對共同問題時，在其早期階段就已經形成了相似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這正是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基礎。然而，在文明后續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以來，一些文明逐漸形成了文明等級論等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這種原初的共同性。因此，“本次會議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重新回到文明的源頭處，重新發現對話的可能性與共同基礎”。也正因為如此，只有回到根源處，才能更好地面向未來，展開更具深度的文明對話。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楊雪 劉雨微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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