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茶的故鄉。自18世紀以來，茶葉長期成為中國最大宗出口商品，同時中國也幾乎是世界茶葉出口市場唯一供給國。但從1860年代中期起，印度茶業(后來還有錫蘭即斯里蘭卡茶業)橫空出世，日益擠壓華茶出口空間。從1873年至1920年，華茶出口從215，710，000磅跌至40，787，000磅，在世界茶葉貿易中的比重從92%一路下跌至6%。其關鍵原因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雇用園藝學家羅伯特·福鈞(RobertFortune，1812-1880年)，暗中竊取了中國的優質茶樹苗和茶籽，以及茶葉種植、制作、包裝加工的全部秘密，從而將一個完整的制茶產業復制到印度喜馬拉雅山區，然后又與英帝國的工業化生產技術及先進的管理制度相結合，并傳播至錫蘭(斯里蘭卡)、肯尼亞等地，最終使得中國茶葉出口幾乎面臨滅頂之災。

福鈞是竊茶計劃的關鍵實施者，而且他在東方“發現”并在歐洲推廣的名貴植物種類數以百計。大英圖書館如今仍收藏有東印度公司的大量相關檔案記錄，美國記者、作家薩娜·羅斯依據這兩方面的資料寫成《將中國茶葉一網打盡》一書，詳盡披露這樁“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貿易機密間諜案”；但其對于福鈞在中國經歷的敘述，與福鈞原著有相當的區別(詳見下文)。本文以福鈞原著為基礎，結合羅斯著作及近代中國茶葉貿易資料等，較為全面地還原福鈞的竊茶行徑。

一、東印度公司竊茶計劃緣起

英國人的飲茶習慣始于17世紀中期；到18世紀中葉，茶葉已經成為英國最受歡迎的飲料，銷量甚至超過啤酒和麥酒。英國東印度公司自1689年首次直接從中國(廈門)進口茶葉。到1812年，在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的貨物中，茶葉的價值已與其它商品的總值相當；在1833年之前的幾年中，東印度公司甚至發展到只買賣茶葉。

為平衡貿易赤字，該公司鼓勵其他商人向中國銷售其在印度壟斷生產的鴉片，用其所得收入購進茶葉。在鴉片戰爭前的數十年里，這種鴉片換茶葉的交易成為英國經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如在1813年，英國人均消費茶葉1.36磅，英國政府所征收的茶葉進口稅高達其財政收入的10%；而鴉片的生產和走私貿易，則有力地支撐著其印度殖民地(英帝國皇冠上的耀眼明珠)的財政。

但英國議會在1833年取消了東印度公司最為有利可圖的對華貿易壟斷權，其它貿易公司迅速插手茶葉貿易，該公司在東方保持無與倫比優勢地位的日子已屈指可數。與此同時，中國對于茶葉這種長期主宰英國人品味的飲料有著完全的控制。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時任印度總督亨利·哈丁認為：“在我看來，北京政府通過讓中國鴉片生產合法化——而那兒的土壤已被證明與印度一樣適合種植鴉片，數年之后將讓印度政府喪失其目前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之一。因此，我認為我們最好是不遺余力地鼓勵在印度種植茶葉……隨著時間的推移，后者可能證明其對于政府收入的貢獻，將與來自鴉片的收入一樣豐厚，而又更為安全。”

服務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丹麥植物學家納塞尼爾·瓦立奇(1786-1854年)可以說是印度茶業的創始人。1824年，軍人出身的茶葉商布魯斯兄弟向瓦立奇報告并遞交了在阿薩姆省發現的據信為野生茶樹的樣本，而且了解到當地人用它來煮水飲用或者通過咀嚼它來緩解情緒；七年之后，一名印度陸軍中尉又從那里送來一批樣本，不過瓦立奇都拒絕證實印度土生茶樹的存在。1834年，隨著對華貿易壟斷局面即將結束，印度總督本廷克在加爾各答成立了一個茶葉委員會，進一步調查在印度種植茶葉的可能性。瓦立奇最終被鼓勵承認印度的確有土生茶葉。隨后，他利用公司部署在印度各地的外科醫生所組成的巨大網絡采集到各種土地數據，開始全心全意相信在南亞次大陸開辟茶業的可行性。

英國殖民者數年內投入數百萬英鎊在阿薩姆省試產土生茶。1839年1月，阿薩姆土產茶葉到達倫敦，鑒賞家們認為其“具有相當的品質”，最后甚至連其茶葉碎片、嫩枝也拍賣出比此前品質更優的茶葉更高的價格，達到每磅34先令。英國人對于印度茶葉的渴望，由于其新奇性以及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對華貿易的停滯局面而達到瘋狂的地步。但此茶具有一種強烈的刺激感和辛辣、煙熏的味道，而且單位面積產量可憐，再加上勞資關系糟糕以及投機狂熱不時爆發，茶葉生產很不成功。

東印度公司接下來對喜馬拉雅山茶葉寄予厚望。瓦立奇確定由植物學家休·法科訥掌管的薩哈蘭普爾植物園為茶葉種植試驗場所。法科訥使用的很可能是從當時英國人惟一獲準前往的地方——廣州走私出來的茶種，在中國茶種中屬于品質低劣者。1848年1月，喜馬拉雅山區古門地區生產的茶葉運抵英國，川寧等著名茶葉商均肯定其品質和中國最好的茶葉一樣，但“香氣欠缺”。這既是因為其由來自中國的普通茶種生產，也是因為中國茶葉與茉莉花、檸檬等芳香物一道包裝，以及制作技術欠缺、裝箱運輸時密封不好。東印度公司認為不可能通過正常的外交渠道解決這些問題，正如英國在上海的領事艾爾科克告誡哈丁的那樣：“中國人可能將帶著很大的妒意，看待敝人索取茶籽或者茶樹的任何要求，與獲得茶種、引誘擅長種植與生產茶葉的中國人離開國家前往印度培訓人們的努力有關的任何企圖，都將不可避免地失敗。”最終完成這一計劃的就是集植物采集專家、園藝師、間諜于一身的福鈞。

△ 羅伯特·福鈞 （Robert Fortune，1812—1880）

二、竊茶計劃的實施

福鈞出身平凡，只在蘇格蘭邊境小鎮艾德羅姆接受過教會教育，曾獲得園藝學方面的一等證書，但沒有藥物學方面的文憑，無法躋身學術界主流階層。他曾擔任愛丁堡植物園園長，后來掌管皇家園藝學會在奇斯維克的植物園。

在英國工業化的起初年月里，植物研究的作用相當于今天工業上的研究實驗室，英帝國對于殖民地植物資源的掠奪性研究，是讓其殖民地得以自行運轉的一種途徑。與此同時，隨著英國鄉村農民因工業化而離開土地進入城市，人們開始渴望自然，一個為家庭提供裝飾性植物的新興市場形成了。福鈞擅長培育來自東方的蘭花和各種溫室裝飾植物，因此成為皇家園藝學會在鴉片戰爭后派往探索中國的首選。

1843年7月6日，福鈞從英國起航，4個月后抵達中國。8月23日，他從香港出發，途中遭遇臺風，年底方至上海。在中國各通商口岸的野外采集植物標本時，福鈞曾遭遇扒竊、追打、海盜逼搶，但最終都化險為夷。當時清政府只允許洋人超越租界向內地一天的行程，然后在24小時之內返回。1844年6月，為進入蘇州城搜集最好的裝飾性植物樣本，他喬裝打扮后和上海洋行的買辦及船夫一道前往，一路上均未被識破。1846年年中，福鈞最后攜帶著一些裝滿奇花異草的鑲嵌玻璃箱——沃德箱回到倫敦。在中國期間，除了作一絲不茍的考察筆記，福鈞還用日記記錄其各種植物學發現以及“奇異的”中國民眾與習俗，并據此在1847年出版游記《中國北面省份三年漫游》，受到各界熱切追捧。

首度從中國歸來后，福鈞被任命為倫敦附近的切爾西藥用植物園園長。1848年5月7日，東印度公司正式提議福鈞為在印度引種中國茶葉而重返中國竊茶。與其當時100英鎊的年薪相比，福鈞的薪水將達500英鎊，并將擁有其所搜集的其它所有植物的所有權。他們希望當時新近發明的沃德箱能幫助輸送中國最好的茶樹和茶籽。

1849年9月，福鈞抵達上海，寄居在寶順洋行(英國遠東地區三大貿易行之一)股東比勒位于英租界的家中，并旋即前往安徽休寧的綠茶產地。他通過洋行買辦雇用了兩名來自著名綠茶產地徽州的仆人，其中的年長者被福鈞稱為“苦力”，負責搬運行李并在途中挑著沉重的沃德箱；另一位二十出頭、受過教育的姓汪(Wang，也可能是姓王)，負責張羅行程中的其它事務，這位精明的小商人不失時機地從每一筆交易中“揩油”。福鈞扮成一位體面而不招搖的中國商人，使用筷子，整個行程中只說中文。其中文名字為“盛華”，對人稱“我是外省人，是從長城外的一個遙遠的地方來的”。

福鈞相信綠茶和紅茶需要不同的生長條件，最好的紅茶來自華南，而綠茶出自北面。他選擇先前往綠茶產區，因為去那里大抵只需沿運河和江河溯流而上數個星期。綠茶之旅前往路線為：從上海經水路至杭州府，然后溯江而上直至徽州屯溪，再由陸路至休寧松蘿山；返回時由屯溪順江而下至杭州附近，再大體上取水路經紹興府、上虞、余姚至寧波，經金塘島(舟山群島島嶼之一)和乍浦回到上海。

汪氏家離松蘿山在兩英里之內。福鈞一行接連數天在松蘿山周邊采集所有能找到的茶種和茶樹幼苗。福鈞還得以進入徽州一家茶葉工場觀察工序。此前西方的植物學家們一直未能解開茶葉的制作之謎。偉大的植物學家林奈曾研究早期探索者從中國帶回的干制樣品，斷定紅茶和綠茶屬于不同種類(taxon)：Theaviridis(綠茶)和Theabohea(紅茶)，兩者外形雖然幾乎一樣，但后者更小、顏色更深。在第一次中國之行里，福鈞對于茶葉的了解已經超過任何其他西方人。《中國北面省份三年漫游》里有整整兩個章節描述他所觀察到的茶葉種植、采摘、制作及茶樹料理過程。通過實地考察寧波天童寺附近的綠茶產區和福州附近的紅茶產區，他斷定紅綠茶之間的任何不同都只是加工過程的結果。他的第二次中國之行將讓這一爭論塵埃落定：紅茶要經過一個發酵的過程，而綠茶不要。這一實證性證據最終改變了茶葉的林奈法分類，茶葉不久就被劃分為“Theasinensis(來自中國的茶葉)”。

在工場內，福鈞注意到工頭親自在一個白色瓷臼里研磨一種深藍色的粉末——亞鐵氰化鐵(也稱普魯士藍，有毒性)；它將和熟石膏粉末混合形成淺藍色粉末，在茶葉烘焙時使用。福鈞此前已經知道“那些在廣州制造的綠茶毫無疑問曾染色以迎合外國‘蠻夷’的喜好”，而中國人自己并不喝它。這些物質將引人注目地陳列在1851年的倫敦萬國博覽會上，讓中國綠茶聲譽嚴重受損，同時無疑會為在印度生產的茶葉鳴鑼開道。

福鈞在1849年農歷新年前數天回到上海，再度寄居寶順洋行并利用洋行在英租界的一座空置新工廠和土地，成功移植和照顧茶苗及茶種。他接下來將輸送大約1.3萬株幼苗和1萬棵茶籽，從上海起航至香港，再前往印度加爾各答和喜馬拉雅山種植園。他制作了11個沃德箱存放幼苗。按照當時的標準運送程序，福鈞將部分茶種包裹在紙里和布袋里，一部分茶種與干土混合，由4艘不同的船只輸送；他還將各地茶種各自保留了一部分，打算在上海播種和培育，長成結實些的幼苗后再運往印度。福鈞將每一株茶苗和每一顆茶種都登記下來：采集自何處，包裝在哪個箱子里，并將其護送至香港，他寫道：“從這里(上海)到加爾各答沒有直達航班，在香港的任何延誤或疏忽對于這些植物來說可能會是致命的。”

這些茶苗和茶種原本要從香港搭乘帆船(這時仍然是帆船的黃金時代)直達加爾各答，但出于某種原因繞道錫蘭。加爾各答植物園園長、印度事實上的農業部部長法科訥在3月23日才收到這批貨物，離其從中國起航已整整兩月。細心的他只是滿足于從玻璃箱外端詳，里面看來一切狀況良好。數天后沃德箱由一艘沿恒河上行的汽船運到阿拉哈巴德，當地官員打開了箱子；又由于當年干旱，直到6個星期后夏季第一次季風雨降臨才繼續行程。但有報告稱其受到園丁照料，而且狀況不錯。此后這批貨物先乘汽船后搭牛車，翻山越嶺來到薩哈蘭普爾。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只有1000株幼苗還活著，而且存活者覆蓋著霉菌。盡管植物園園長、年輕的植物學家詹姆士盡可能地采取了各種搶救措施，但存活率最后降低至區區3%。詹姆士報告稱茶種“結果是完全的失敗，一顆都沒有發芽。我最近從沙床上取出了許多種子來確定它們的狀況，發現無一例外地爛掉了。”

詹姆士熱心茶葉試驗，但無視試驗茶園里中國茶農的建議，多年來在平地種植茶樹并進行漫灌。茶樹根需要排水良好，否則植株會水浸過度發霉，無法長出健康幼芽。福鈞在第一次中國行之后就已發表有關中國茶葉種植的著作，但詹姆士毫不理會同時代的科學進展。

1849年5月15日，福鈞從寧波出發前往武夷山。此次紅茶之旅前往路線為寧波—嚴州府—蘭溪—龍游—衢州府—常山(由此轉陸路)—江西玉山(由此再取水路)—鉛山府—河口(由此轉陸路)—福建崇安—武夷山；在返回時，為了探索新的“不明地帶”，福鈞并沒有順閩江而下前往福州，而是向東經浦城縣翻越武夷山脈進入浙江，其最終路線為武夷山—浦城縣—浙江清湖(由此轉水路)—嚴州府(—途中轉道，仍多為水路)—寧波—上海。福鈞由新雇用的新徽州仆人辛虎(SingHoo)帶路，此人曾在北京侍候一名與皇室有關系的高官。福鈞此時的中文算是過得去了，筷子使用嫻熟，裝扮成高官。他自信地寫道：“我懷疑我最親密的朋友是否能認出我。我甚至幾乎認不出我自己。”

在武夷山這個紅茶王國的中心地帶，福鈞聽說有近千座寺廟，他們落宿在一座靠近山頂的寺廟(武夷山最大的寺廟之一)里，可以南眺茶葉集散中心崇安縣和星村鎮。讓福鈞感到吃驚的是，東道主們并不怎么誦經拜佛，他們“更多地關注種茶，而不是宗教信仰儀式。”福鈞他們在第三天離開寺廟前往星村鎮方向，途中在九曲溪旁的一家小道觀里落宿了兩天，從附近的許多茶園獲得了大約400株茶樹苗，道觀的老道士還贈給他大量茶苗。在武夷山地區，福鈞作了大量關于經緯度、降雨、土壤特性、茶樹栽培和茶園管理、茶葉打包和運輸、茶葉價格構成的考察筆記。福鈞記錄著茶葉加工與烘焙程序、紅茶與綠茶的地區性差異。他還熱切地搜羅種種傳說：猴子采茶，處女茶等等。作為一位素來勤奮、親力親為的科學家，福鈞甚至記錄和分析每一道沏茶工序中的訣竅。比如煮水，他就引用了宋代蘇東坡《試院煎茶》中的詩句：“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

福鈞在近三個月之后回到上海，他從東印度公司寄來的信件中得知其此前所輸送的茶苗與茶種幾乎完全失敗，但他沒有沉溺于任何的自責，而是潛心構想出了新方法——迫使種子在沃德箱內發芽，植物的生命在沃德箱里未被中止，仍然活著而且生長著。當年10月和11月，福鈞已經集中了來自松蘿山、武夷山、舟山金塘島和寧波各大茶區的大批茶種和幼苗。他迅速進行了一個試驗：首先在沃德箱里以“尋常的方式”種上眾多桑樹幼苗——他在獵茶途中曾經過長江流域的最優質絲綢產區，他相信印度也許可以從中大大受益。在兩三天后桑樹適應了新“家”時，他將一捧捧的紅茶籽撒入一層層土壤里，并讓工匠為箱子安上橫桿，防止土壤移位。最后將沃德箱盡可能緊密地封閉起來。

第一箱種有茶種和桑樹的沃德箱在加爾各答打開后，茶種不僅活了下來，而且在運輸過程中完全發芽。法科訥十分高興，福鈞的創造不止是彌補了詹姆士的無能，而且意味著一個有利可圖的物種亦即一個完整的產業可以遷移。龐大的英帝國有遍及全球的附屬殖民地等待開墾和種植盈利，福鈞的發現不啻于革命。

在1849年這一年里，福鈞將大量茶種播散在種有茶樹幼苗的沃德箱里，親自護送至香港；他在1850年夏天滿意地得知茶苗和茶籽均已平安到達喜馬拉雅山。從1850年起，喜馬拉雅山茶園將種植福鈞輸送的茶樹的后代，它們與阿薩姆土種及從廣州引進的品種雜交，歷經數代的選擇和培育，品質更為優良。

1851年2月16日，福鈞從上海起航前往香港，同時攜帶有8名年輕的制茶匠和大量的種茶和制茶工具，茶樹幼苗、茶籽及薰茶所用芳香植物裝滿了16個沃德箱，這些人手及沃德箱都將由他一路護送到喜馬拉雅山。攜帶人手外逃是有不小風險的，而福鈞又拒絕雇用除種茶世家后代之外的其他人，最后還是寶順洋行的買辦們從福鈞此前三年尋覓茶樹的那些地區，為他找來了6名上乘茶匠和2名擅長制作茶葉密封罐的專家。

福鈞對于綠茶著色秘密的發現，促使英國人只想喝紅茶了。因此他在1853年3月又到達上海，聘請了8名來自武夷山地區崇安和星村的優秀茶匠，還在當時紅茶已享譽歐美的江西婺寧和寧州聘請了9名紅茶匠，并攜帶大量茶種、茶苗和制茶工具到達喜馬拉雅山區。

大吉嶺位于喜馬拉雅山脈東段。鎮長坎貝爾負責大吉嶺的管理、計劃、監督、建造、治安、種植、規劃等，而且是當時世界上關于喜馬拉雅山的一切事物的頂尖專家之一。大吉嶺因此將成為福鈞紅茶的理想家園。在十年時間內，“坎貝爾博士將英屬錫金(包括大吉嶺)從不可穿越的叢林的原始狀態……一躍提升為一個欣欣向榮的歐洲人山地定居點，一個頭等重要的國際交易中心和富饒農業區”。

三、結論

與列強利用炮艦外交強迫簽訂系列不平等條約，將近代中國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淵的“豪奪”行徑相比，東印度公司完全無視中國利益和國際行為準則，雇用福鈞竊取中國茶葉全部秘密，這一行徑堪稱“巧取”，但同樣無法掩蓋其貪婪無恥、純粹掠奪性的本質。

近代中國在政府與民眾或懵懂無知或汲汲于一己之私利的情況下，痛失茶葉機密這一國之瑰寶，委實讓人扼腕長嘆。（節選自《歷史教學問題》，2014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