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吐魯番博物館藏《論語》鄭玄注本。資料圖片

《論語》以“名”“類”為核心，構建了儒家分類認知的獨特體系。“名”為基石，確立社會名分、倫理角色與價值標準；“類”為路徑，貫通人性認知、教育實踐與道德修身。二者一體貫通，正名為體，別類為用，形成“正名以定序、立類以明倫”的思想架構。既有研究多分別從哲學、政治學、教育學等角度探討“名”或“類”，缺乏將“名”作為分類標準、“類”作為“名”之落地形態的內在貫通研究。事實上，“名”與“類”互為表里：以“正名”厘定秩序之綱，以“有教無類”“君子小人辨”“類推思維”提供認知踐行之法，構建起以“名”證實、以“類”統物、以倫理貫天人的語言體系，彰顯重倫理、重實踐、重整體的中國傳統思維特質。重新梳理“名”“類”思想，厘清其邏輯關系，不僅有助于還原早期儒家思想的完整架構，對于以傳統智慧涵養社會倫理、規范社會角色、推進教育公平、塑造健全人格等亦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

正名立基：“名”是認知分類的語言本源

《論語》中的“名”思想融符號表征、倫理規范、價值評判、政治秩序于一體，是古人開展分類認知的邏輯起點與根本基石。其核心命題“正名”被視為為政與修身的首要前提，奠定“名定而序立”的認知根基。

“名”是事物本質的語言表征，名實相副是認知的首要準則。“名”作為事物本質屬性的概括與濃縮，與事物本質之間存在必然對應，必須準確反映事物真實屬性，即“名實相副”。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癥結在于名實淆亂，表現為諸侯僭越名分、臣子不守本分、父子失卻倫常。孔子答齊景公問政時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精準詮釋了名實關系的核心要義：每一身份之名都對應既定的德行責任與行為范式。君主之名要匹配仁政之德、禮待臣下之責；臣子之名要求恪守臣道、忠心事君；父子之名要求為父盡慈教之本、為子守孝悌之倫。唯有名實相副，方能避免語言混亂、認知偏差與秩序崩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深刻揭示了“名”的規范性對言語、實踐乃至社會秩序的決定性影響。

“名”是分類標準的語言載體，以概念界定劃清認知邊界。“必也正名”揭示了正名的深層邏輯：名稱內涵清晰、邊界確定，是非善惡、尊卑長幼、職責權利才有穩定的評判尺度。通過規范“名”的內涵與外延，為不同事物、不同角色確立分類標準，讓分類認知有章可循。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通過“名”的規范確立社會角色的分類標準，為人類對社會關系的分類認知提供了語言工具。《論語》還通過“名”為人的道德品質、言語行為確立分類標準。“仁”“禮”“義”“孝”“悌”等核心抽象價值之名，各自形成清晰的概念體系，成為人格分類、倫理辨別、言行取舍的根本標準。孔子從“愛人”“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多維度界定“仁”的內涵，并以此作為劃分道德高下、辨別行為善惡的最終標尺，讓抽象的價值理念轉化為可參照、可踐行的分類依據。

“名”是認知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根本保障。語言的邊界就是認知的邊界。《論語》中的“名”通過規范語言與現實對應關系，為認知秩序提供重要語言保障。在《論語》的認知邏輯中，世界本身是連續、混沌、無邊界的，沒有天然的“君子—小人”“仁—不仁”“禮—刑”的區分，是語言賦予了這些二元分類。語言如同“認知利刃”，通過“命名”對混沌世界進行切割，劃出類別邊界，賦予每個類別特定意義，讓世界呈現出可理解、可把握的秩序。若沒有“君”“臣”“父”“子”等概念，就沒有社會角色分類，也就沒有社會秩序的存在。“名”不僅是標識身份的符號，更是承載道德義務與禮制規范的價值載體，每一個“名”都對應一套既定行為范式與道德標準。定名分就是定認知秩序，守名分就是守社會秩序。語言不僅是認知的工具，更是認知秩序的立法者和社會秩序的構建者。

別類踐行：“類”是認知分類的實踐路徑

《論語》極少使用抽象的理論定義，而是善于運用具象的自然物象、日常場景作為隱喻，將認知理念轉化為可理解的語言。這種“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方式，形成了“萬物同類、天人同構”的分類思維，背后是“同類可推”的認知邏輯：自然物象與人類社會具有同構性，通過對具體物象的認知可推理出抽象理念。《論語》構建了一套以倫理為核心、統合天地萬物與人倫世事的分類框架，其中“精神認知”是貫穿自然、人倫、政治等分類維度的靈魂。精神認知通過“仁”“道”“德”等核心概念展開。“仁”是最高道德境界與精神追求，貫穿于各維度：在自然維度，仁者“樂山”“樂水”，體現天人和諧；在人倫維度，“仁”是君子人格的核心標識，以“愛人”“克己復禮”為行為規范；在政治維度，“為政以德”是“仁”的治理外化。“道”分為“天道”與“人道”，“人道”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倫理規律，“朝聞道，夕死可矣”彰顯其精神指引價值，“君子謀道不謀食”強調以道為人生目標。“德”是“仁”的外化，為政以德、立身以德，“孝”“悌”“忠”“信”等均為德的具體體現，將抽象精神追求轉化為可操作的實踐行為。

自然認知。中國古人對自然的認知始終不離倫理視角。《論語》將“天”分為“自然之天”與“天命之天”：自然之天指客觀運行規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命之天指道德必然性與倫理規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這一語言分類既承認自然的客觀性，又賦予其倫理意義，體現了“天人共生”的智慧。自然之天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天命之天是倫理的源頭，二者相互關聯，共同奠定了“天人合一”的認知根基。

人倫認知。人倫是《論語》認知分類的核心。孔子對“君子”“小人”的劃分，本質上是人格與道德的分類，而非單純社會等級。在言語行為、道德修養上，二者形成鮮明對比：“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分類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具有流動性，通過后天修養，“小人”可以轉化為“君子”。這種以道德品質為核心的人格歸類，不是為了固化等級，而是引導人們通過修養提升人格、完善社會倫理，使語言分類成為引導追求善德、規范社會秩序的重要工具。

政治認知。《論語》將治理方式分為“禮”“政”“刑”三類，確立“禮治為本、政治為用、刑治為輔”的體系，體現“德主刑輔”的政治認知。“禮”是治理的根本，是社會秩序的核心。“克己復禮為仁”，禮規范社會關系，也是刑罰的基礎——“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對禮的分類細致，涵蓋祭祀、宴飲、朝聘等場景，通過語言明確行為準則，實現禮治秩序化。“政”是治理的實踐，核心是“正名正實”。“政者，正也”，統治者以身作則，通過規范社會角色、明確名實對應，實現秩序穩定。“刑”是治理的輔助，僅在禮、政失效時使用。孔子反對“不教而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鮮明區分刑治與禮治。《論語》強調“先禮后刑、德主刑輔”，體現了“以人為本、注重教化”的政治認知。

名實相應：“名”與“類”的辯證關系

名以定類，正名是別類的邏輯前提。“名”作為分類標準的語言載體，為“類”的劃分提供明確依據。先有定名，才有定類；名的內涵與外延直接決定分類的標準與維度。若無“君子”“小人”之名，便無道德人格的清晰劃分；若無“仁”“禮”之名，便無言行善惡的評判依據。名稱確立價值尺度與角色規范，世間人事據此各歸其類、各安其位。

類以成名，別類是正名的落地實踐。“名”作為語言符號，其生命力在于實踐，而“類”的劃分正是“名”的實踐體現。通過“類”的劃分，“名”的內涵得以深化豐富，其認知價值得以彰顯。若沒有“類”的實踐，“名”將成為抽象符號，失去實際認知意義。抽象的名唯有通過具體歸類實踐才能擁有現實內涵，實現名與實的雙向契合。

正名為體，別類為用。名是分類之體，類是定名之用。“名”思想搭建社會倫理、名分秩序與價值標準的根本框架；“類”思想承擔教化民眾、修身育人、類推明理的實踐功能。無體則用無所依托，無用則體難以踐行。二者共同指向修身成仁、天下歸仁的儒家終極理想。

這種“名類合一”的認知范式體現了“名—實—類—理”的邏輯遞進：制名以指實，用語言指稱客觀事物；核實以定類，將屬性相同的事物歸為一類；循類以明理，從同類事物中抽取共性、總結普遍規律與價值準則。理又可反過來正名、核實、別類，形成“名—實—類—理—名”的循環自洽邏輯模型。這是與西方分類思維迥異的東方智慧，實現了認知、倫理與實踐的高度統一。

《論語》以極簡語言建構了完整的認知分類體系，體現了語言對世界進行分類、是認知世界思維密碼的思想。世界因語言而清晰，認知因分類而深刻，秩序因語言而確立。我們應深入挖掘其中的認知智慧，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基因，結合時代語境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文化建設、社會治理、個人修養提供借鑒，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支撐。

作者：董正存，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