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寧

來源：文化縱橫（ID：whzh_21bcr）

3月24日，網紅張雪峰突發心臟病去世。那天網絡上、微信群里鋪天蓋地都是這個消息。有資料顯示，有關信息在微博上閱讀量超過15億次，抖音、快手相關視頻總播放量超50億次，微信上超10萬閱讀量的網文逾百篇。這幾乎構成了一次“輿情事件”。我原本不知道張雪峰，也不明白他為什么受到如此關注，但很快便發現，我周圍的人(尤其是家里有學生的家長們)對此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3月28日，張雪峰告別儀式在蘇州舉行，再次引發廣泛關注。據說有成千上萬民眾自發前往殯儀館送別，場面感人。我的一位蘇州朋友告訴我，當天許多外地人專程駕車來送別張雪峰，以至于蘇州周邊的高速路口發生了擁堵。我這才意識到，張雪峰是個現象級的人物，送別張雪峰也成了現象。

既然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自然也就成了我思考、研究的對象。這段時間我很認真地探究了一番。

在社會大眾特別是在千千萬萬“家有考生”的家長心目中，張雪峰是教育領域中的一位“平民英雄”。在當下這個世俗化，甚至被普遍認為是“平庸化”的社會里，一位以高考咨詢為主業的網紅居然成為“英雄”人物，顯然應該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與背景。

費孝通先生有句名言：當今中國一切社會學問題都與中國的工業化有關。同理，在我看來，當今中國一切政治學問題也都與中國的工業化有關。工業化是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發展的共同道路。我們這幾代中國人有幸遇上和經歷了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工業化推進城市化，工業化、城市化帶來了包括社會意識、文化在內的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遷，這種綜合性的社會進程被人們稱為“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這“三化”中的一條主線便是社會流動。社會流動是人的身份改變，人們從第一產業流向第二、三產業，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低社會層級流向高社會層級。社會流動是社會的活力所在，是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釋放。社會流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因此而獲得發展進步。

在亞洲，日本是工業化的“領頭羊”。1868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工業化的起點。明治維新的綱領是《五條誓文》，其中最核心的一條是“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說的就是工業化進程中社會流動的動力來源。后來，美國駐日本大使、著名日本研究者賴肖爾在其名著《日本人》中，將推動日本工業化的明治維新的重要作用精要地概括成一句話：明治維新把日本從一個以世襲為主決定地位的社會，變成了以受教育為主決定地位的社會。賴肖爾準確深刻地揭示了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最重要變化，教育在潛移默化中打破了日本傳統社會森嚴的等級壁壘，推動國家走向了工業化。

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和面貌，帶來了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大發展。2018年，中央電視臺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制作了一部電視政論片，其中有一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話：1977年恢復高考是中國社會基本價值的改變。這句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評論與賴肖爾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評論一樣，深刻揭示了教育制度變革對社會流動、社會發展進步的重大意義。社會流動意味著原有社會結構的改變，意味著階級階層壁壘的破除。社會革命會帶來社會流動，但革命也會造成巨大社會動蕩和破壞，而教育則不同。教育，特別是“人人接受教育”，可以繞過社會等級的藩籬，通過一種公開、和平、公平的方式實現社會流動，實現社會階層的躍升。這就是人們愛說的：教育改變命運。教育，可以說，是一種靜悄悄的“革命”。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兩三代中國人經歷了這樣的變革。與日本明治維新類似，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社會變革就是把中國從那種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態度為主決定地位的社會，變成了以接受教育和個人成就為主決定地位的社會。這種偉大而深刻的變革中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教育改革，恢復高考。高考是中國教育制度的核心，高考是社會流動的總開關。

社會流動在推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原有社會結構逐漸解體消失，代之以新的社會結構?，F在回想起來，20世紀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國社會經歷了怎樣的巨大變化，日新月異、翻天覆地!似乎一切都在快速地發生變化，一片欣欣向榮，人人爭先恐后。我是77級的大學生，我們多么幸運呀!我記得上大學后，我常常坐在教室里舍不得離開，能夠有機會再回到學校，坐在教室里，是多么幸福、多么享受!

我們上大學時，要經常接受一個教育：上了大學不是進了“保險箱”，意在督促我們努力學習，保持危機感。但后來我們明白了，那時候上大學就是進了“保險箱”。1977年，中國已經停止高考招生近12年，在此期間，中國的高等教育基本上處于停辦狀態。1977年底恢復高考，全國12屆的數千萬計的中學畢業生有資格參加高考。當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570萬，錄取27.3萬，錄取率約為4.8%。這27.3萬大學生在當年簡直被視為“天之驕子”，前途可以說是一片光明。按中國老話說，這叫“鯉魚跳龍門”。按現在的說法，就叫“階層躍升”。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階層躍升”的主渠道就是高等教育，階層躍升的門檻就是高考。1982年至2012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超過10%，在這一快速發展階段，中國社會出現了大量社會流動及階層躍升，其結果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在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中，黨政干部及公務員、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城市白領和民營企業家等四大階層，被普遍認為屬于中等及以上社會階層。一般估計，中國現職黨政干部、公務員約有1000余萬，國有企事業職工約7000萬，城市白領約8500萬，民營企業家約5500萬，四大群體合計約有2.2億人。從社會結構角度看，形成2.2億規模的中上層社會群體，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以及快速工業化進程中出現了巨大的社會進步。

但中國的社會結構轉型卻仍未完成，中國的社會結構尚未從“金字塔”轉為“橄欖球”。令人擔憂的是，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流動速度卻逐漸放緩，還出現了“階層固化”的苗頭。“階層固化”是兩種趨勢的共同結果：一方面，社會流動速度下降，階層躍升減少;另一方面，社會中上層出現了代際接續現象。二者共同滯緩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優化，影響中國社會持續進步。

人們普遍感受到現在社會中彌散著大量焦慮情緒。批評張雪峰的人們說他是個販賣焦慮的網紅，甚至指責他靠販賣焦慮賺錢。這顯然是過分的、夸張的。當今社會上焦慮還用販賣嗎?普遍的焦慮情緒是客觀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民眾對于社會流動趨緩和階層固化的擔憂。

但是，在對社會流動和階層固化的焦慮背后，人們依然保留著對教育的期待。因為人們仍然相信和寄希望于依托教育改變命運。對于中下層社會群體而言，過去、現在、將來，要改變命運、實現躍升的唯一途徑就是跨越高考門檻。這樣就不得不說到張雪峰了。他是一個幫助無數普通家庭打破了教育信息差，進行高考升學咨詢的頂流專家。他是靠《七分鐘解讀34所985高?！返纫曨l出圈走紅的。他被視為萬千寒門學子和普通家庭的“指路明燈”。

張雪峰的出現對于他個人也許偶然，但“張雪峰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中國高等教育制度演化和高考現狀導致的一種必然。

伴隨著近半個世紀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國的社會流動機制、社會結構變遷，以及作為其內在動力機制的教育制度和高考，也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1977年恢復高考時，全國高校錄取率僅為4.8%，到2025年，全國高考報名1335萬人，錄取907萬人(含本?？?，錄取率高達68%。從高等教育發展角度看，現在與1977年時相比是大大進步了。但從社會流動角度看，普通高等教育已經失去了社會流動的閥門作用。擴招及高等教育普及化，使本科學歷從“稀缺品”變成基礎配置。大學失去了保底階層躍升的作用。

當下階層躍升的“篩子”已經從普通大學變成了名牌大學及優質專業?，F在要“一躍龍門”，就是要考上985/211大學及其熱門專業。接受高等教育的關鍵，從“有學上”變成“上對學”。擴招和高等教育普及發展，大大升級了高考的競爭激烈性。當今實現階層躍升的邏輯鏈條呈現出新的樣式：高等教育普及→社會流動通道變窄→教育篩選從“有無”轉為“優劣”→升學選擇的重要性空前提升。在這個邏輯鏈條的終端，無比焦慮、惴惴不安的千萬個普通家庭，急需高考信息與學校和專業選擇的指引。在這種形勢下，張雪峰應運而生。張雪峰以及張雪峰們，恰好滿足了這一社會需求，成為萬千普通人、普通家庭進入社會流動的“加油站”與“指路人”。我想這就是張雪峰之死能夠引發如此廣泛社會共情的根本原因，它是無數個普通家庭及中低收入群體在社會流動趨緩、教育競爭內卷化背景下的一次集體情緒投射。

張雪峰值得受到民眾的同情和愛戴。但人們更應該關注由“張雪峰現象”引起的對社會階層固化現象的思考與重視。社會大眾，尤其是普通家庭對教育及高考的焦慮，折射出隱含著的對階層固化的憂思。當城市化率超過65%以后，工業化便進入了成熟穩定期。在這個階段，經濟社會的增量空間變小，社會焦點從“做蛋糕”轉向“分蛋糕”，流動減速、階層固化是必然的伴生現象。在增量減少的同時，階層內代際接續卻在增強，這就是社會流動、社會進步新的結構性阻礙。

現在有這樣一些數據應引起我們更多的警覺。在我國，代際收入彈性系數已經達到0.45，該系數為1時，代表階層完全固化，系數為0則代表流動性極高，0.45意味著父輩收入差距會有近一半傳至子輩。從國際標準看，這一系數反映出社會中存在比較明顯的階層固化現象。這種水平的代際接續性投射到社會流行語上，就是現在青年人常掛在嘴上的“拼爹”。再有就是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的階層分化。在985/211大學里，城市重點中學生源是農村普通校的8倍以上。超一流的名校中，農村戶籍學生僅占16%左右。這些數據與事實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受到了挑戰與削弱。人們憑借個人努力和公平規則實現社會流動和階層躍升的途徑，正在受到其他社會因素的擠壓。還以高考為例，現在高考還在，高考仍是實現階層躍升的主渠道，但高考競爭同時也意味著一次“家庭實力總決賽”。由此，形式上的、規則上的公平性，就受到了金錢、權勢和人脈等等“場外因素”的消解。

最后還要再一次提到張雪峰。張雪峰的高考報名咨詢給了那些寒門學子和普通家庭，在高考“臨門一腳”時刻，獲得了對抗那些他們所不具備的“場外因素”的一點點技術支持。但我想，要保持高考公平性、維護社會正義、保障社會流動，讓更多寒門子弟實現階層躍升，實現他們的“中國夢”，僅僅靠“張雪峰們”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有更多的人，包括更多的社會精英，共同擔負起那份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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