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疼痛部》轉自 | 楚塵文化

[荷]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 著

姜昊騫 譯

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2023.5

小說的主人公塔尼婭·盧齊奇是一名文學教授，因為戰爭流亡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一門理論上已經不存在的課程——使用由 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創作的 南斯拉夫文學。

“來自一個已不存在的國家，教授一門四分五裂的語言，我像童話一樣吐出舌頭，然后它就分叉了。”

在傷痕累累的語言里如何描述疼痛，在所有共同的隱喻流亡之時，語言能記住什么，文學又能記住什么？

▲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Dubravka Ugre?ic，1949.3.27 — 2023.3.17），克羅地亞裔荷蘭籍作家，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并堅持用克羅地亞語寫作。代表作為《疼痛部》《芭芭雅嘎下了個蛋》等。

我們的語言，我們靈魂唯一的寶藏， 我們把它裝在旅行箱里 放在家庭相簿旁， 接著，我們出去向風車挑戰 與荷蘭的冰冷空氣戰斗。 ——菲麗達·杜拉科維奇

我要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文字回答幾個問題。我問了他們對課程的期望，問既然南斯拉夫已經不在了，他們希望是把文學作品分到各國里面講還是作為一個整體講，問他們有哪些喜歡的作家和作品，等等。接著，我要他們寫一段個人簡歷，用英語寫。

“干嗎要用英語？”

“你們寫起來輕松一些。”我說道。

是真的。我害怕 （盡管我錯了） 使用我們的語言會讓他們開啟懺悔模式，而這是我不希望的。至少當時不希望。

“隨便吧。”有人嘟囔道。

“呃，怎么方便怎么來。”

“我們要把姓名寫全嗎？”

“只寫名字就行。”

“你想讓我們寫什么？”

“想到什么寫什么。”

“我小學才干這事。”又有人抱怨道。

我拿回家讀了。他們的回答幼稚得讓我吃驚。 （“文學是心靈的圖畫，是靈魂的歌聲。”） 他們列出的最喜歡的作家和作品俗套得令人失望。赫爾曼·黑塞，當然有他了，代表作是幾部長篇：《悉達多》《玻璃球游戲》《荒原狼》。然后是梅薩·塞利姆維奇 （為了文學中關于生命的有力思想而讀書的學生 們將塞利姆維 奇視為南斯拉夫版的黑塞，說對也對，說錯也錯） 和他的經典作品《死亡與托缽僧》 (Death and the Dervish) 。我肯定他們都能背出書里的兩段話，一段是鼓動他們脫離外地小鎮的狹隘生活 （“人不是木頭做的；人最大的悲劇就是被綁住”） ，另一段則為他們注入對于小鎮生活的甘美的虛無主義態度（“因為死亡與生命同樣沒有意義”）。另一部高人氣作品是《動物園站的孩子們》 (The ZooStation Kids) ，一部與他們那一代人有共鳴的小眾青少年故事書。還有不容錯過的布考斯基，他的叛逆局外人形象讓好幾代人大開眼界。他們用酷、潮、火來形容他；他代表了文學的全部意義、有種的文學。

本文圖片丨Picture@erik witsoe、Robbie Lawrence

他們的回答喚起了久被遺忘的南斯拉夫地方小鎮的形象：書店只有一家，賣文具多過買圖書；影院只有一家，只要上新片就要去看——不看兩遍，也要看一遍；幾家煙霧繚繞的咖啡館，他們經常聚在里面；還有korzo，是地中海沿岸地區公共廣場的步道，大家像小狗一樣聞著彼此的味道。他們的品味是由別洛瓦爾、維特茲、貝拉帕蘭卡這些暗淡的地方小鎮塑造的，再加上一批卡洛斯·卡斯塔尼達這樣的作家，他從小就陪伴著他們，一點三手的佛教，一點新時代浪潮，一點素食主義，一點布考斯基，一堆搖滾，一點必讀書目 （能把教授糊弄過去就成） ，大批漫畫書 （藏在書桌底下） ，大批電影，一點主要是從電影而不是英語老師那里學來的英語。拼拼湊湊，有苦也有甜，燃起了他們追求的欲望，一有機會就去薩格勒布、貝爾格萊德、薩拉熱窩——或者更遠的地方。

最后，我的小測試表明他們對文學的關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們覺得煩。即便他們受過文學教育——梅麗哈有薩拉熱窩大學的南斯拉夫文學學位——但戰爭改變的不只是他們對輕重先后的看法，還有他們的品味，梅麗哈寫道：

從戰爭開始的那一刻，我的品味就開始改變了。現在，我幾乎認不出自己了。戰前我看不上的東西，嘲笑它甜膩得令人惡心的東西，我現在會為它流淚。以正義取得勝利結尾的老電影讓我不住落淚。可能是講牛仔的，或者羅賓漢，或者灰姑娘，或者《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我可能已經把大學里學到的東西都忘了。凡是不能撥動我心弦的書，我都會放下。我沒耐心看那些精巧的廢話，自鳴得意的文學手法或諷刺——它們恰恰是我當年看重的東西。我現在就喜歡簡單，喜歡樸實無華如寓言一般的情節。我最喜歡的體裁是童話。我熱愛弘揚正義、勇敢、善良、誠實的浪漫主義。我熱愛的文學英雄是，普通人膽怯時他勇敢，普通人軟弱時他堅強，普通人刻薄無恥時他高貴善良。我承認戰爭讓我的品味低幼化了：我讀小時候看的童書時會落淚——《學徒哈皮查的奇異冒險》《保羅街的男孩子們》《雪中列車》。要是有人在波斯尼亞跟我說，我會愛上講述游擊隊員英勇事跡的故事，比方說，布蘭科·喬皮奇的書，我肯定會以為他剛磕了藥。

對于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文學應不應該合起來講這個問題，大多數人都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當然應該了。我們說的是同一種語言，不是嗎？不過再往下看，為什么不把斯洛文尼亞人、馬其頓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也包括進來呢？多多益善嘛。”馬里奧寫道。）

到了個人簡歷環節，他們都是用生硬的英語寫了兩三句話 （“1969年，我出生于波斯尼亞薩拉熱窩，一直生活在那里……”“1979年出生于薩格勒布，母親是天主教徒，父親是猶太人……”“我1972年出生于茲沃爾尼克。父親是塞爾維亞人，母親是穆斯林……”“1972年出生于萊斯科瓦茨……”） 我讀得越多，情況就越來越明顯，用外語寫作為他們提供了干癟簡短的借口。除了1962年出生于南斯拉夫薩格勒布，我自己也擠不出多少別的內容，因此看到伊戈爾那句“媽的，我沒有簡歷”時，我不禁哈哈大笑，對他很是感激。

我本人的簡歷像我的公寓一樣空蕩蕩，我不知道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搬走了家具，還是一貫如此。直面近年來的經歷純粹是遭罪，而展望未知的未來——我感到不安。 （話說回來，是什么的未來呢？那邊的未來？這邊的未來？還是在別處等著你的未來？） 這就是我們覺得標準的個人簡歷如此艱澀的原因。就連最基本的問題都會讓我頓一下。我出生在哪里？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克羅地亞？媽的！我有簡歷嗎？

我對他們的出生時間也有點迷惑：他們的心智發展遠遠落后于實際年齡。或許流亡是一種倒退吧。像他們這么大的人應該干著有價值的工作，撫養子女長大，但他們卻在這里，躲在書桌后面。流亡狀態喚起了各種被深深壓抑的孩童的恐懼。媽媽突然間看不見，摸不著了。這就像噩夢一樣。我們在街上，在市場里，在海灘上，不管是我們的錯還是她的錯，我們的手都分開了，媽媽消失到了空氣中。我們面對著一個龐大的、敵意的世界，它令人恐懼。我們穿行在人腿的叢林中，巨大的鞋子兇狠地向我們邁過來，我們越來越驚慌……

從學生們臉上一閃而過的陰影中，我常有一種看到了那種恐懼的全息圖的印象。“流亡途中，你既過早地衰老，又永遠長不大——兩者是同時的。”安娜有一次說。在我看來，這句話里有著深刻的真理。

關于期望從課程中收獲什么，烏羅什寫道：“回去”。從他的用法來看，它的意思似乎不只是從沖擊中緩過來、恢復意識、回到生活，還有回到自身，仿佛它預設了一片空間和一個人，他在空間里漫步，尋找著回家的路。我起初對烏羅什的回答感到氣餒，后來卻覺得害怕。我做好應對這種需求的準備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