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栻，四川綿竹人，是?南宋時期巴蜀出身的理學大家、湖湘學派集大成者，也是兼具愛國情懷與實學精神的經世實踐者?，同時在易學領域有獨特的理論建樹。本期將為讀者介紹巴蜀易學人物張栻，綜合翔實的考證全面的予以闡釋，本期不涉迷信，重在正本清源文化傳播，請理性閱讀。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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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栻畫像 / 來源四川省情網

一、張栻生平

張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后改字欽夫，又字樂齋，號南軒，學者稱南軒先生，謚號宣，后世又稱張宣公，南宋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市）人，為南宋中興名相張浚長子，是南宋時期著名學者、理學家、哲學家、教育家，湖湘學派集大成者，與朱熹、呂祖謙齊名，并稱“東南三賢”。

據《宋史·道學傳》與民國《綿竹縣志》記載，張栻出身于官宦理學世家，幼承庭訓，自幼隨父親張浚輾轉各地，六歲即隨父遷居永州（今湖南零陵），十四歲隨父謫居連州時，從當地學者王大寶游學，張浚則親自教授其《周易》，由此埋下了易學研究的種子。《南軒文集·答陳平甫》中張栻自述：“吾少隨父南來，閱三十余載，故吾雖蜀人，而不嘗與蜀士相處”，可見其早年雖生于巴蜀長于南方，但鄉梓的文化基因始終融入其學術血脈。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二十九歲的張栻前往衡山拜理學家胡宏為師，問學二程理學。胡宏是二程再傳弟子，為湖湘學派奠基人，在接納張栻后即對其大為贊賞，在《五峰集·與孫正孺書》中稱：“敬夫特訪我，一見若舊，言合意契，真天下英才也。吾見其中心有正氣，日進不己，非淺器所能局也。吾門有人，何幸如之！”張栻師承胡宏后，得到了湖湘學統與二程理學的真傳，胡宏去世后，張栻居潭州（今長沙）城南妙高峰筑城南書院，聚徒講學。

岳麓書院 / 網圖侵刪

乾道元年（1165年），張栻受湖南安撫使劉珙之聘主管岳麓書院教事，苦心經營三年，從學者達數千人，初步奠定湖湘學派規模，成為一代學宗。此后張栻歷知嚴州、袁州、靜江、江陵諸州府，在朝曾充侍講，后進直寶文閣，淳熙七年（1180年）遷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祐觀，同年去世，年僅四十八歲。南宋理宗淳祐初年（1241年），張栻從祀孔廟，后與李寬、韓愈、李士真、周敦頤、朱熹、黃干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

二、易學造詣

張栻一生著述頗豐，其中易學專著《南軒易說》是其易學思想的核心載體，此外在《論語解》《孟子說》《太極解義》等著作中也蘊含著豐富的易學思想。據朱熹所作《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記載：“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后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而《南軒易說》則是張栻完成度較高的代表性易學著作，現存五卷，被收入《四庫全書》經部易類。

張栻的易學思想繼承了其父張浚與胡宏的易學傳統，同時在二程義理易學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易學體系。

其一，張栻堅持“義理為本”的易學觀，反對將易學流于象數占驗。他在《南軒易說》開篇即提出：“《易》之為書，所以明天理，敘人倫，定吉兇，決得失，圣人之用以是出焉”，認為《周易》的核心價值是發明天理、指導人事，而非單純的占卜之書。這種觀點繼承了程頤“因象以明理”的義理易學方向，同時又將其與湖湘學派的經世思想結合，強調易學對現實人生與社會的指導意義。

其二，張栻以“太極即性”構建其易學本體論，與朱熹“太極即理”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話。朱熹在《太極圖解》中將太極界定為形而上之理，而張栻則在《太極解義》中提出“太極本于性”，將太極與人性本體相結合，認為太極作為宇宙本體，內在于人即為性，天理不離人心，性外無太極。這種觀點繼承了胡宏“性為天下之大本”的思想，將易學本體論與心性論結合，是對北宋以來易學本體論的重要發展。清代學者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南軒學案》中評價：“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這種評價恰如其分地說明了張栻在易學本體論上的推進。

其三，張栻在易學方法論上堅持“知行互發”，將易學修養與躬行實踐結合。張栻認為，學習《周易》不能只停留在義理的闡發上，更要在實踐中體悟易學的道理，他提出：“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蓋致知力行，此兩段功夫，進進不已，則日有新功”，這種知行互發的觀點，既區別于朱熹“知先行后”的說法，也發展了湖湘學派“經世致用”的傳統，將易學從純粹的義理思辨拉回到了現實實踐之中?！端膸烊珪偰刻嵋吩u價《南軒易說》：“其說解《易》，大旨本于程子，而參驗以人事，不事穿鑿，故所言皆切于理，而不流于空虛”，精準概括了張栻易學切理務實的特點。

其四，張栻的易學還保留了巴蜀易學“象數與義理并重”的傳統。張栻之父張浚就著有《易解》《紫巖易傳》，繼承了漢儒以來巴蜀易學重視象數的傳統，張栻自幼隨父學習《周易》，因此其易學雖以義理為主，但并未廢棄象數，而是主張因象明義，象數為義理服務。比如在解釋乾坤卦象時，張栻既通過象數說明乾坤的陰陽變化，又落腳于“君子修己治人”的義理，體現了巴蜀易學兼容象數義理的傳統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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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巴蜀易學的推動

張栻雖長期居湘講學，但其作為巴蜀籍學者，對巴蜀易學與蜀學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溝通與推動作用。正如近人夏君虞在《宋學概要》中所言：“南軒承繼了家學，又受學五峰，于是蜀學與湖南學合流。而南軒一人占住了蜀學和湖南學兩席”，這種合流極大促進了巴蜀易學的發展。

首先，張栻通過弟子后學將湖湘易學傳回蜀中，推動了巴蜀易學的理學轉型。據《宋元學案·二江諸儒學案》記載，張栻主教岳麓、城南書院時，蜀中學子多從之學，學成之后返回蜀中講學，傳播張栻的易學與理學思想。其中代表人物有宇文紹節（字挺臣）、范蓀（字文叔）、陳概（字平甫）等人，他們將張栻的易學思想帶回四川，在成都兩江地區建立講舍，講學授徒，規模不下于長沙岳麓書院。全祖望評價說：“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 、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宋元學案·二江諸儒學案》），明確指出了張栻對宋代蜀學包括巴蜀易學發展的奠基性作用。清代《四川通志·儒林傳》也記載，南宋中期以后，蜀中講易學多宗南軒，“岷峨之間，弦誦不絕，皆南軒之教也”，足見其影響之廣。

其次，張栻的學術傳承加強了湘蜀兩地易學的交流互動，豐富了巴蜀易學的思想內涵。張栻本人作為巴蜀人，將巴蜀本土的易學傳統帶到湖湘，又將湖湘學派成熟的理學易學傳回巴蜀，實現了雙向的學術流動。嘉定元年（1208年），張栻的門人吳獵（四川成都人）在成都府學修建三先生祠堂，祭祀周敦頤、二程，配祀朱熹、張栻，并囑托蜀籍學者魏了翁撰寫《成都府學三先生祠堂記》，這種建學立祠的方式進一步確立了張栻易學在巴蜀的正統地位。此外，張栻的私淑弟子魏了翁作為南宋后期蜀地大儒，繼承了張栻的易學思想，在四川蒲江建立鶴山書院，傳播南軒易學，進一步推動了巴蜀易學的發展。據《巴蜀史志》記載，魏了翁在《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中將周敦頤、胡宏、張栻、朱熹并列為儒學正統，明確將張栻納入巴蜀儒學傳承體系，鞏固了張栻在巴蜀學術史上的地位。

再次，張栻的教育思想與辦學理念也深刻影響了巴蜀書院的發展，為巴蜀易學傳承提供了平臺支撐。張栻在主教岳麓書院時提出“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的辦學宗旨，反對將學校作為科舉牟利的工具，這種理念被蜀地書院廣泛吸收。南宋以后，巴蜀地區的書院大多以傳播理學易學為宗旨，繼承了張栻“傳道濟民”“知行互發”的教育傳統，培養了大批易學人才，使得巴蜀易學在南宋以后得以持續發展，沒有因為中原戰亂而中斷傳承。四川師范大學首席教授蔡方鹿指出：“張栻對巴蜀文化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促進了宋代蜀學的發展，張栻講學于湖湘，蜀人多從之，學成返蜀后傳播其思想，南軒之教遂大行于蜀中，巴蜀易學也因此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評價準確概括了張栻對巴蜀文化包括巴蜀易學的推動作用。

四、后世評價與歷史地位

張栻作為南宋前期最重要的理學家之一，在易學、理學、教育等領域都有著深遠影響，后世學者對其評價歷來極高。朱熹作為張栻的摯友，對張栻的學識極為推崇，他在《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中稱“學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又在《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中寫道“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承認自己的理學思想深受張栻啟發。據統計，張栻與朱熹交往十六年間，張栻致朱熹書信七十二封，朱熹致張栻書信五十二封，二人往復討論太極、中和、仁等核心理學易學問題，張栻的觀點對朱熹最終形成“中和新說”起到了關鍵的啟發作用，可以說，沒有張栻的啟發，就沒有朱熹理學的最終成熟，正如當代學者王麗梅在《張栻的思想世界》中所言：“沒有張栻，便不會有朱熹，便不會有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

元代學者脫脫在《宋史·張栻傳》中為張栻立傳，并在《宋史·楊時傳》中評價：“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于時”，明確將張栻之學定為程氏理學正傳，肯定了其在儒學傳承中的正統地位。明清時期，學者對張栻的評價進一步提升，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不僅梳理了張栻的學術傳承，還辯駁了后世所謂“張栻隨朱子腳跟轉”的說法，他說：“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于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也”，充分肯定了張栻思想的獨立性，認為張栻在宋代學術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近現代以來，隨著對蜀學與湖湘學研究的深入，張栻作為連接湘蜀學術的關鍵人物，其地位愈發受到重視。民國《綿竹縣志》在《人物志·張栻傳》中評價：“栻以蜀人徙楚，倡明道學，開湖湘學派之宗，而其學復流衍蜀中，蜀學之盛，栻實有力焉，蓋吾蜀宋代學術之柱石也”，明確將張栻定位為宋代巴蜀學術的柱石人物。當代四川學者也普遍認為，張栻是巴蜀易學從漢代象數易學到宋代義理易學轉型過程中的關鍵人物，他繼承了巴蜀易學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湖湘理學的思想精華，不僅推動了湖湘學派的發展，也極大促進了巴蜀易學與蜀學的繁榮，是巴蜀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大儒。

五、結 語

張栻作為出生于巴蜀的南宋大儒，幼承家學傳承巴蜀易學基因，后師承胡宏創立湖湘學派，其易學思想兼采巴蜀易學與二程理學之長，以義理為本、知行互發為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易學體系。張栻雖長期居湘講學，卻通過弟子后學將其易學思想傳回蜀中，溝通湘蜀學術交流，推動了巴蜀易學的理學轉型，使得南宋時期巴蜀易學出現了“蜀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的繁榮局面。后世對張栻的評價，從朱熹的“名于一世”到全祖望的“砥柱岷峨”，再到當代學者對其湘蜀學術樞紐地位的肯定，都印證了張栻在中國易學發展史，尤其是巴蜀易學發展史上的重要貢獻。張栻“傳道濟民”的治學精神、“知行互發”的為學方法，至今仍對我們研究易學、發展傳統文化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文案：梅園居士（2026丙午仲夏 成都?西林書院）

編輯：元慧

校審：多寶道人

出品：正源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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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引用文獻：《宋史·道學傳》《綿竹縣志》《南軒文集·答陳平甫》《五峰集·與孫正孺書》《南軒易說》《論語解》《孟子說》《太極解義》《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宋元學案·南軒學案》《易解》《紫巖易傳》《宋元學案·二江諸儒學案》《四川通志·儒林傳》《成都府學三先生祠堂記》《巴蜀史志》《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宋史·張栻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