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是新時代賦予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大使命。“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提出，為構建這一體系提供了根本方法論與深層文明支撐。

一、從知識危機到知識生產(chǎn)的主體性自覺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伴隨著中西文明的交流交融交鋒，中華民族的知識危機日益凸顯。“向西方取經(jīng)”“學習西方、趕超西方”成為那個時期中國現(xiàn)代化歷程的內(nèi)在基本邏輯。因此，當時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也在相當程度上沿著“以西釋中”的路徑展開。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民不斷艱辛探索，終于找到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卻面臨一個根本性困境：為何“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這一困境的表層是話語傳播力問題，深層則是知識生產(chǎn)的主體性問題。

這不是個別學科的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困境。西方文明在走出中世紀之后，歷經(jīng)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其社會科學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知識體系，以其強大的學術建制與話語霸權，將自身特殊經(jīng)驗變?yōu)楹饬恳磺形拿鞯某叨取Ｈ欢袊浆F(xiàn)代化的成功實踐，以其無法被西方既有理論框架充分解釋的“溢出效應”，從根本上撼動了這種知識霸權的合法性。當中國以不同于西方現(xiàn)代化的路徑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時，一個深層問題便浮現(xiàn)出來：中國不僅是需要被解釋的對象，更應是知識生產(chǎn)的主體。

這一主體性自覺，正是“兩個結合”命題得以提出的時代語境。“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其深層意涵并非簡單的方法疊加，而是一場知識生產(chǎn)范式革命。

二、“兩個結合”意味著知識生產(chǎn)的范式革命

理解“兩個結合”對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意義，關鍵在于把握其不是外在的“拼接”，而是內(nèi)在的“化學反應”。“第一個結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實現(xiàn)了對教條主義與經(jīng)驗主義雙重困境的超越，形成了以實踐為檢驗標準、以具體國情為中介變量的理論再生產(chǎn)機制。“第二個結合”的明確提出，則進一步打破了自五四以降在部分學術場域中存在的“傳統(tǒng)—現(xiàn)代”“中學—西學”對立預設，使中華文明的本土范疇不再僅被視為思想史研究對象，而是作為具有理論建構潛力的“活態(tài)知識資源”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再生產(chǎn)過程。這種跨文明、跨時代的范疇間對話與融合，本質上挑戰(zhàn)了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以“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為模板的普適性知識生產(chǎn)模式。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揭示，自我活動、自我創(chuàng)生的社會實踐才是知識的真正源泉。“兩個結合”的本質意涵，正是將知識生產(chǎn)重新錨定于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這一最宏闊、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實踐之上。這不是簡單的理論“應用”于實踐，而是理論內(nèi)生于實踐：脫貧攻堅、共同富裕、全過程人民民主等重大實踐，本身就在“生產(chǎn)”著既有概念無法容納的新經(jīng)驗。知識工作者的使命，是將這些經(jīng)驗從“沉默的知識”轉化為“清晰表達的知識”，從感性具體上升到思維具體。

“兩個結合”內(nèi)蘊的認識論，是“實事求是”的實踐認識論。它要求研究者“投身入局”，在具體的歷史條件與實踐語境中把握事物的“所是”。“兩個結合”明確回答了“為誰立言”這一根本問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不僅是政治要求，更是學術真理性的內(nèi)在保證。因為只有站在人民立場上，才能穿透表象把握社會運行的本質；只有以“人類解放”為旨歸，才能超越“資本邏輯”的局部視野。人民既是知識的來源，也是知識服務的歸宿，更是檢驗知識真理性的最終標準。

三、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核心在于實現(xiàn)從“以中國為對象”到“以中國為方法”的轉換

所謂“以中國為對象”，是指將中國作為西方理論的“應用場域”或“案例庫”。在這種研究取向中，研究者的問題意識由西方議程所設定，概念工具來自外部移植，中國的獨特性僅僅被表述為對普遍規(guī)律的“偏離”或“例外”。所謂“以中國為方法”，則是指將中國五千年文明與現(xiàn)代化實踐所內(nèi)蘊的獨特邏輯上升為方法論原則。這意味著，從中國自身的“事情本身”出發(fā)，提出新的概念、建構新的解釋框架、形成新的問題意識，并以此反觀人類普遍性問題。

這一轉換的哲學基礎在于：中國本身是一個具有主體性的“文明體”。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其在數(shù)千年的歷史中形成了獨特的宇宙觀、價值觀與治理邏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落地生根并結出碩果，恰恰因為其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第二個結合”的深刻之處在于，它打破了“傳統(tǒng)—現(xiàn)代”的線性敘事：傳統(tǒng)不是現(xiàn)代化的“包袱”，而是可被激活的“資源”；馬克思主義不是外來的“異質物”，而是可與中華文明相互成就的“他者”。“結合”的產(chǎn)物，是一個既有馬克思主義“魂脈”又有中華文明“根脈”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四、文化主體性是知識自主性的靈魂

所謂文化主體性，是指一個文明對自身價值體系、思維方式和生存境遇的自覺意識與自主選擇能力。近代以來，中國在西方?jīng)_擊下經(jīng)歷了深刻的文化焦慮，“古今中西之爭”的核心正是“我是誰”的身份認同危機。“第二個結合”的歷史性貢獻，在于它從理論上確立了一種不依賴外部標準來定義自身的主體地位：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不是對中國文化的“取代”，而是對中國文化生命力的一次“激活”。反過來說，也正是中華文明作為“母體”，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其在西方工人階級運動中所沒有的、扎根于深層文明的文化支撐。這種“相互成就”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理論形態(tài)，其核心特征便是文化主體性的牢固確立。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并非一場學術上的“脫鉤斷鏈”，也不是要以一種“中國特殊論”取代“西方普遍論”。真正的自主，意味著有能力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建立一種新的辯證關系：既不將中國的特殊性上升為新的普遍主義教條，也不將中國的經(jīng)驗僅僅降格為普遍規(guī)律的例證，而是讓中國經(jīng)驗成為檢驗、修正和豐富普遍性認知的“試金石”與“策源地”。

中國不僅是現(xiàn)代性的“追趕者”，更是五千年文明的“承載者”；不僅是全球化的“參與者”，更是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創(chuàng)造者”。當這種多重身份在知識生產(chǎn)中得到自覺的理論表達時，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便不再是西方學術話語的“中國分店”，而將成為人類知識譜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具有原創(chuàng)性貢獻的思想源泉。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鑒的時代潮流中，具有文化主體性的中國學術必將在回答“中國之問”的同時，以中國智慧為“世界之問”“時代之問”提供獨特的解答。這正是“兩個結合”最深遠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原標題：《張軍：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核心在于從“以中國為對象”轉向“以中國為方法”》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蘇唯 編輯郵箱：shhgcsxh@163.com

來源：作者：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