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6日，浙大城市學院浙江歷史研究中心主辦的“江河湖海：水域輿圖研究方法”工作坊在杭州舉行。本次工作坊由浙江歷史研究中心黃義軍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丁雁南副教授共同策劃。黃義軍教授、林建博士召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陜西師范大學、浙大城市學院以及荷蘭萊頓大學的八位學者圍繞水域輿圖研究方法進行了報告和對談，來自歷史地理、地圖史、水利史、海洋史、藝術史、測繪與博物館等領域的近40位學者參加了會議。

本次工作坊的主旨是以江河湖海為中心，借由不同類型的水域輿圖個案，討論流動空間的圖像表達、知識背景和研究方法，推動歷史地理學、地圖學、測繪學、藝術史、科學史的跨學科對話。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韓昭慶教授的報告題為《河流視角下中國古地圖的繪制》，從早期中國古地圖中的河流繪制入手，討論河流認知及其對于古代制圖實踐的意義。韓昭慶通過對早期古地圖內容的分析，指出在缺乏經緯度坐標體系的傳統制圖中，河流承擔了組織空間、標識方位的重要功能。她的報告提示我們，河流不只是絕大多數傳統輿圖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還是理解古人空間認知和制圖邏輯的重要線索。報告為從水域角度重新考察中國古地圖提供了方法啟發。

韓昭慶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孫靖國研究員的報告題為《漫談明代海圖的幾個問題》，圍繞海圖展開全方位討論，梳理了海圖的保存現狀、類型劃分、史籍記載及其度量和數字化分析問題。孫靖國指出，海圖研究不僅涉及航海實踐和空間測量，也關聯著地圖知識的傳播、整理與交流，通過海圖可以進一步理解傳統中國對海洋空間的認知方式及其知識表達。孫靖國還討論了鄭若曾地圖的譜系，為理解明代海防知識與海圖傳統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線索，對研究明代海圖及海洋認知具有參考價值。

孫靖國研究員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丁雁南的報告題為《費解的注視：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的長江測繪》，以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艦隊進入長江為中心，討論近代軍事、外交與測繪活動如何共同改變長江的空間意義。報告將胡林翼見洋船的軼聞置于中英交涉、戰爭局勢和長江水道調查的背景中重新考察，通過細密考證，復原了這一軼聞所涉及的歷史真相，展現出清晰的問題意識和扎實的考證過程。該研究使我們看到水道、測繪與空間控制在近代中外關系中的作用，也說明歷史地理學和地圖學史可以為鴉片戰爭史提供新的觀察角度。

丁雁南副教授

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社會發展研究院李鵬副研究員的報告題為《重審作為中華文化標識的長江輿圖》。李鵬長期致力于存世長江輿圖的全面調查，其報告從多個方面反思清代至民國長江輿圖的編繪實踐及研究路徑。李鵬指出，當前長江輿圖研究在版本流傳、圖像譜系、全線水域的整體把握、史料價值挖掘以及與黃河圖、運河圖的比較等方面仍有進一步推進的空間。同時，長江輿圖具有重要的文化遺產價值和中華文化標識意義，值得在整理、研究和闡釋層面繼續深化。

李鵬副研究員

在對談環節，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楊雨蕾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成一農教授、荷蘭萊頓大學區域研究院林凡副教授、浙大城市學院浙江歷史研究中心的黃義軍教授分別對上述專題報告進行了點評，并圍繞水域空間的圖像呈現、水域輿圖背后的知識體系與水域輿圖研究的新問題等既定的議題展開討論，旁聽觀眾也積極參與，現場形成了一場富有啟發性的頭腦風暴。

水域空間的圖像呈現：江河湖海如何被記錄與繪制

圍繞“水域空間的圖像呈現”這一議題，與會學者分別從明代海圖、長江輿圖、黃河輿圖以及西湖輿圖等材料出發，討論江河湖海如何進入地圖圖像，以及水域空間如何影響地圖的結構和觀看方式。

除了上述孫靖國、李鵬有關明代海圖和長江輿圖的報告，黃義軍和楊雨蕾補充了黃河輿圖和西湖輿圖的材料，回應了水域空間如何被記錄與繪制的問題。

傳統輿圖上的黃河至少有十種形象，即作為地理骨架的黃河、作為文明象征的黃河、作為經學研究對象的黃河、作為歷史地圖描繪對象的黃河、作為災害對象的黃河、作為工程現場的黃河、作為國家治理空間的黃河、作為地方空間結構的黃河、作為地方景觀的黃河，此外還有《河防一覽圖》這類體現多重知識背景的黃河圖。她指出，同一條河流在不同材料和語境中，往往承擔著不同的知識功能和圖像意義。

黃義軍教授

楊雨蕾則圍繞西湖圖像展開討論。她發現宋明以來的西湖圖像生成于不同的觀看視角，城隍山視角、寶石山視角、鳳凰山視角等在西湖圖像中具有各自的象征意義。明代西湖圖與《西湖游覽志》之間存在密切對應關系，而自《湖山一覽圖》以后，原本以北高峰為中軸的空間結構不再始終居于核心位置，西湖圖像趨向于景觀化。浙江歷史研究中心的何兆泉教授也回應，元朝對宋代皇宮空間的處理，的確存在某種去中心化的傾向，西湖圖的視角變化呼應了這一傾向。

楊雨蕾教授

林凡對李鵬的報告作出了詳細回應，進一步討論長江在傳統輿圖上的呈現問題，如《長江名勝圖》的比例，對景圖的使用方法，以及是否可以用文字朝向重構河道。她還指出，《峽江圖考》之類的長江輿圖，媒介從長卷過渡到石印冊頁后，如何重新定義了水道空間并借用蝕刻技法作為視覺語言的表達方式。她還從藝術史角度回應了河流的文化意義，指出古人常將大地比作活化的人體，河流則可與筋脈相比，或可嘗試從河流自身的視角重新觀看河流，理解其在圖像、身體隱喻和文化想象中的意義。

林凡副教授

水域輿圖背后的知識體系：交通、軍事、疆域與認知

圍繞“水域輿圖背后的知識體系”這一議題，與會學者指出，水域地圖不僅記錄自然地貌，也與交通、軍事、疆域、治理、測繪技術和空間認知密切相關。

孫靖國關于海圖的研究，涉及鄭若曾地圖譜系、海防知識和海洋空間表達等問題。李鵬關于長江輿圖的報告，則提示我們從長江全線水域、版本流傳和圖像譜系入手，重新理解長江地圖的知識結構和史料價值。

丁雁南的報告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艦隊進入長江這一事件，呈現了水道、測繪、軍事行動和外交談判之間的復雜關系。成一農認為，丁雁南的文章可讀性好，提供了侵華國家與清朝官員兩個視角之間的張力。他指出，近來條約研究往往重視文本與結果，卻較少關注簽約過程及其背后的利益訴求。丁雁南的研究提醒我們，條約并不只是最終文本，也包括談判過程、軍事壓力、空間控制和信息獲取等環節。水道、測繪與通商利益之間的聯系，是理解近代中外關系的重要入口。

圍繞海洋認知與觀念，成一農提出，傳統所謂“四海”，并不一定對應今天意義上的具體海域，而常與“四夷”觀念相關。古代王朝在東、南方向以海為邊界，海更多被理解為王朝秩序之外、防御意義上的空間。邊海圖、海防圖往往將海置于外部，體現了這種空間意識。至清代以后，內洋、外洋等概念逐漸出現，海疆意識也在較晚時期才逐步形成。島嶼之所以受到關注，也往往首先是因為其土地屬性和人群居住意義，而不是因為海洋本身已經被作為完整治理空間來理解。

成一農教授

這一討論提示我們，水域輿圖研究不能簡單套用現代海洋、疆域或測繪概念，而應把相關地圖放回其生成時代的知識結構、政治秩序和實踐需求中加以理解。

從陸地到水域：輿圖研究方法與新問題

圍繞“輿圖研究方法與新問題”這一議題，與會學者集中討論了地圖分類、定位與度量、使用者與市場、文本與地圖關系，以及如何重寫地圖史等問題。

首先是地圖分類問題。孫靖國、李鵬和楊雨蕾都對現有海圖和長江輿圖分類提出了疑問。成一農認為，分類應當回到歷史語境，而不應只依據現代學科和研究者預設的標準。浙江歷史研究中心的張珮博士也指出，海圖分類可能與不同使用人群有關，可以考慮從使用者角度重新理解海圖類型。

其次是定位與度量問題。幾篇報告實際上都與定位和度量有關。韓昭慶討論了河流在傳統地圖中的空間定位功能；何兆泉回應了西湖對于南宋都城空間定位的意義；曾長期負責浙江地理信息工程建設的徐韜則從測繪專家的角度指出，河流與海岸線常常構成地理表達的骨架，居民地、道路等也可以作為參照系。在非量測制圖條件下，河流因其源流、脈絡和沿線聚落關系，往往成為表現地形地貌和組織空間的重要方式。對此，中國水利博物館的張裕童博士提出質疑，認為河流具有移動性，如果將其作為地理坐標，其可靠性仍值得討論。楊雨蕾認為，孫靖國開展的海圖量度工作很有啟發性，并提出是否可以從中國式數學的角度出發，回到中國科學史的語境中重新理解相關問題。著有《“非科學”的中國傳統輿圖》一書的成一農回應，傳統時代的地圖很大程度上是工匠作品，中國古人對于“準確”的理解未必等同于現代測繪意義上的精確；關于河流定位，也應注意其知識積累和層累形成的過程。

再次是地圖的用處、讀者與市場問題。成一農討論了地圖的使用場景、讀者群體和市場需求，指出東南地區對地圖具有一定市場需求。由此也引出文本與地圖之間的關系，以及古人的地理知識究竟達到何種程度的問題。這些討論說明，地圖史研究不能只關注圖像本身，還應追問地圖被誰制作、誰購買、誰閱讀、如何使用，以及它與文字文本、地方社會和知識市場之間的關系。

本次會議吸引了眾多師生和學者參加。除正式參會人員外，還有來自浙大城市學院人文學院、藝術與考古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以及上海大學、浙江測繪與地理信息科技博物館、浙江農林大學、浙江師范大學、浙江工商大學、浙江省自然資源廳、中國水利博物館、浙江水利電力學院、嘉興南湖實驗學校等十余家單位的觀眾。會議現場討論充分，交流氣氛熱烈，顯示出“江河湖海：水域輿圖研究方法”這一主題具有較強的學術吸引力和問題延展性。

與會者合影

總體而言，本次會議以江河湖海為切入點，展示了水域輿圖研究在傳統空間認知、國家治理、交通軍事、知識傳播和文化象征等方面的豐富可能。報告、對談與討論從不同材料和問題出發，推動了地圖學史、歷史地理、水利史、海洋史、藝術史與測繪實踐之間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