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結構主義思潮中的思想家們迅速成為公共學術明星，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出版業功不可沒。在接受文學批評家、學者安托萬·孔帕尼翁的采訪時，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出版界核心人物之一的皮埃爾·諾拉說：“一系列的系列，事后看來，這些圖書系列標志著出版業對知識和意識形態格局的有力構建。”

在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那一代思想家，如福柯、德勒茲、德里達初出茅廬的時期，法國人文學者的論著的出版，只面向業內的讀者群體，出于學界晉升的考慮，成果多由PUF（法國大學出版社）這樣權威的學術出版機構負責出版。但隨著嬰兒潮一代的成熟，消費社會的發展，像伽利瑪（Gallimard）、門檻出版社（Sueil）這樣更市場化的人文出版社，愿意為他們的思想實驗提供場所，那些學術話語開始變得流行，潛入到消費社會的內部。當然，也有像午夜出版社（Les éditions de Minuit）、馬斯佩羅出版社（Francois Maspero）這樣一貫專注于自己的主張的小型出版社，以更激進的方式，把出版作為一種革新的運動。它們競相邀請新興學者主導圖書系列。這些系列有著鮮明的個人印記，打破了學院的慣性，也因此通過思想譜系的編織而塑造了新的思想范式。值得一提的是，那幾年，中國也曾作為一種神奇的異國情調和激進的政治理想參與其中。今天那些思想和著作已經大量被翻譯成漢語，以許許多多圖書系列的形式出現在讀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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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結構主義達到了頂點”。福柯出版了《詞與物》，羅蘭·巴特出版了《批評與真實》，拉康匯集出了一本重磅的《文集》，阿爾都塞在頭一年出版的《保衛馬克思》《讀〈資本論〉》已經開始讓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熱烈討論，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學》出版了第一卷，這些著作都取得了商業成功。那一年，一本書只要“加上‘結構’一詞就會多銷1000冊”。10月，一場盛大的研討會在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舉行，在這場會議中，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逐一登場。在美國，“法國理論”這個詞即將被發明出來。

電影《狂人皮埃羅》在1965年底上映，僅限18歲以上觀眾觀看，戈達爾精準捕捉了時代氛圍，費迪南德從書店出發，以爆炸為終結。

電影《狂人皮埃羅》開場，男主角在采購口袋書

理論和思想，結構主義和人文科學，一種顛覆過往又預示未來的新學說成為市民時尚，一時間法國出版業仿佛又回到了啟蒙運動時期。這種夢幻般的繁榮將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被撕得粉碎，也將其中真正的力量經由現實的斗爭釋放了出來，并催生出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激蕩，一次又一次的理論旅行。今天我們仍在這場思潮的余波之中。

福柯的《詞與物》毫無疑問是這場思想新潮之中一本里程碑式的書籍，或許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在《結構主義史》的作者弗朗索瓦·多斯看來：“結構主義事業全球化另一個偉大實驗是由米歇爾·福柯所引領的。他1966年出版了《詞與物》，宣告了哲學的死亡，并以行動思想取而代之。”

這本晦澀的、厚達400頁的著作在1966年4月首版，首印在出版當月便迅速售罄，在出版的第一年就售出近兩萬冊。福柯也從此成為法國知識界的中心人物，在一段時間里，福柯甚至在媒體聲勢上壓過了薩特。1966年4月，伴隨著福柯的《詞與物》誕生的，還有伽利瑪出版社的“人文科學圖書館”書系。

福柯《詞與物》，1966

自1958年起，法國不少的大學將自己的文學院更名為“文學與人文科學學院”，而這一新領域的具體意涵仍有大面積的空白需要填補。主編皮埃爾·諾拉將書系命名為“人文科學圖書館”，正有用書的秩序去探討這個新名詞何為的野心。福柯本打算將《詞與物》一書的副標題寫作“結構主義的考古學”，在與諾拉的商量下，福柯愿意將副標題擬作“人文科學的考古學”，而在這本書的第十章，福柯詳細討論了“人文科學”是什么。

諾拉是從《古典時代的瘋狂史》認識福柯的，這本書于1961年由普隆出版社（Plon）在“昨日與今日的文明”系列叢書中出版。而諾拉與福柯最初合作是在1963年，那時諾拉還在伽利瑪出版社所在地街對面的朱利亞爾出版社（Julliard）工作。諾拉在朱利亞爾負責一個名叫“檔案”的系列，采用簡易的平裝書規格，將看似枯燥實則與讀者休戚相關的學術內容推向大眾市場。福柯應約為“檔案”系列撰寫一本研究巴士底獄檔案的書，這本書曾出現在了出版預告中，但到了1982年，福柯才與阿爾萊特·法爾熱合作完成這項寫作，以《家庭的失序》的標題在伽利瑪出版。

《家庭的失序》中譯本，張引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版

從法國出版界的情況來說，諾拉入行之時，新的媒介（電視和口袋書）有長足的發展，知識界權力格局的暗流涌動，戰后經濟高速發展期創造多元文化的需求，讓年輕學者敢于在學界之外尋找出路。除了大量文化類電視劇、電臺節目的出現，本來僅限于通俗文學的口袋書開始涌現各類嚴肅難懂的選題。伽利瑪是法國現代文學的圣殿，普魯斯特、紀德、加繆等人位居其中，思想領域也不乏代表性的系列和書籍。伽利瑪的非文學類系列起始于1927年的“藍色文獻”（Les Documents bleus），1931年開始的“隨筆集系列”持續收錄各類思想性隨筆，從克爾凱郭爾的“日記”到加繆的《西西弗斯神話》，而最具典范色彩的自然是“思想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s idées）系列，里面收錄了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和莫里斯·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這是存在主義兩大支柱。

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收錄于“思想圖書館”系列

但皮埃爾·諾拉加入伽利瑪的時候，他發現整個出版社都與當時的人文學術脫節了，編輯部里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等級森嚴的文人小圈子文化。哲學主編布里斯·帕蘭作為一個堅定的存在主義者，對結構主義的興起充耳不聞，而那些曾經輝煌的非文學系列疏于照看，有的甚至幾年沒有推出新作，列維-斯特勞斯曾將《憂郁的熱帶》的手稿投到伽利瑪，也遭到漠視。因此諾拉的加入，被初掌大權的繼承人克勞德·伽利瑪寄予厚望，因為伽利瑪不能繼續缺席這場幾十年一遇的思想浪潮了。

“人文科學圖書館”系列延續了“思想圖書館”的封面設計，只是將“思想”換成了“人文科學”，再換了一種封面用紙。系列在1966年首發的五本書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開端，除了《詞與物》，剩下的四本是埃米爾·本維尼斯特的《普通語言學問題》、埃內斯托·德·馬蒂諾的《悔恨之地》、卡內蒂的《群眾與權力》以及詹妮薇芙·科拉梅-格里奧爾的《民族學和語言：多貢人的口頭語言》，它們都是打破既定觀念的著作，與所謂的結構主義有著曖昧的距離，又從不同領域，很好地傳遞了這個系列的信念——“人文-科學”的內部張力。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也成功地將福柯和雅克·勒高夫、保羅·韋納這些年鑒學派新一代們聯合了起來。在“人文科學圖書館”成功之后，1971年，諾拉推出了“歷史圖書館”，這個系列的名字里，“歷史”一詞使用的是復數。《規訓與懲罰》就是在這個系列出版的。

1968年的5月之后，福柯的政治立場更加激進，而諾拉則趨向溫和保守，向雷蒙·阿隆的思想靠攏，兩人之間的裂痕不可避免。但在后來的十幾年中，即使有幾次正面沖突，福柯還是留在了伽利瑪。在諾拉看來，這是因為對福柯來說，這段長期的友誼仍未消失，“在伽利瑪家他畢竟被視為王者”。于是就像伽利瑪過去的那些封圣的作者，福柯和這家出版社相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2022年出版的回憶錄里，諾拉將自己定義為“處于中心的邊緣人物”，在“現代法國最富于激蕩和創造力的時代”，他在一個不引人矚目的位置，將不同的思想和行動連接在了一起。

2015年，福柯的著作全集收錄進了伽利瑪出版社的“七星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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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1966年出版，比《詞與物》還要晦澀、還要厚的，是拉康的《文集》，這本900多頁的“磚”在冬天推出的時候，同樣大獲成功。

雅克·拉康本不想自己的論文被公開出版，他對于他人剽竊或擅自解讀其思想有著近乎偏執的警惕，他也有意像古代先賢一般，述而不作。在伊麗莎白·盧迪內斯庫撰寫的《拉康傳》中，記敘了這樣一則軼事：“（學者）讓·阿盧什寫道，我想要買一本拉康的博士論文，所以我走進了弗朗索瓦書店，但他們告訴我已經賣完了。當我詢問店員時，他說前一段時間，這本書的作者曾經掃蕩了整個書店，買下了剩余的所有書。”

拉康《文集》，1966

因此，這位成名已久的精神分析導師直到1966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物。讓拉康產生轉變的關鍵人物是弗朗索瓦·瓦爾，來自門檻出版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家天主教背景的出版社異軍突起，足以與伽利瑪在文化領導權上并駕齊驅。

1935年，開明的天主教神父讓·普拉基文及其弟子亨利·謝貝格創辦了一家小型出版社，取名“門檻”，代表著前進、跨越和過渡，“在教會門口重新筑起的嶄新門檻，讓那些徘徊不前的人們得以進入”。兩年后，讓·巴爾代和保羅·弗拉芒接管了出版社的經營，巴爾代負責枯燥的財務，弗拉芒則盡情探索天主的精神在新時期的可能，兩位性格迥異的伙伴默默合作到了1980年代末。1951年，他們出版了一本意大利小說《唐·卡米洛的小世界》，后來還被改編為電影，里面那位風趣幽默的神父成了家喻戶曉的角色。這本書奇跡般地售出了上百萬冊，巨額的利潤讓后來的事情得以發生：門檻出版社先是在1955年與讓卡約爾合作，一起投身青年文學事業，又在1960年代成為前沿思想和世界文學的重鎮。

唐·卡米洛神父的故事被改編成系列電影

弗朗索瓦·瓦爾是在1957年加入門檻的，入職沒多久就為公司帶來了蘭佩杜塞的《豹》，以及其他意大利現代文學，比如卡爾維諾的小說。

早在1954年，瓦爾就開始接受拉康的分析，也多次參加拉康的研討班，深得拉康的信任。這位自己人展現出足夠的誠意和專業度，是他的建議讓拉康開始對出版自己著作一事有了初步打算。與此同時，拉康也想以著作的權威性去阻止那些對自己的扭曲和剽竊。但一開始，拉康還是沒有下定決心出版自己的著作，只是愿意成為一個新系列的指導，這個系列叫作“弗洛伊德領域 ”，所有書稿需要獲得拉康的準許才能出版。而他自己的那本書，唯一的書，也作為系列中的一本。

除了拉康，所謂結構主義的幾位主將中，羅蘭·巴特早已和門檻出版社有著密切合作，他也是弗朗索瓦·瓦爾的密友。在羅蘭·巴特的一生中，除了《符號帝國》和《明室》兩本書外，所有的著作都由這家出版社刊行。

作為當時法國文壇新批評的旗手，1966年的巴特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也讓他走向了第一次思想上的轉折。1966年，由《論拉辛》一書引發的論戰還在發酵，索邦大學的年輕教師皮卡德怒斥新批評是新騙局，對巴特的質疑也因此變多。這一年，《批評與真實》出版了，收錄在“原樣”（Tel Quel）系列中。這本書是對這場論戰的集中回應，巴特在宣告：“批評家是作家”。

1966年出版的《批評與真實》腰封寫著“是否要焚毀羅蘭·巴特”

1965年，巴特和菲利普·索萊爾斯以及原樣派結成了同盟，巴特不再關注阿蘭·羅布-格里耶的新作品，而對索萊爾斯1965年的小說《戲劇》給予了好評（雅克·德里達同樣也撰寫了一篇贊賞之辭）。也是在這一年，圣誕節，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跨越鐵幕，抵達巴黎，迅速進入左岸知識界的內部，并帶來了巴赫金的“對話”與“狂歡”，啟迪那些已經開始感覺到結構主義的局限性的批評家。

這個自1963年3月問世的圖書系列，秉承著同名雜志的精神，想完成一場科學的文學革命。這個系列里，一邊是各種關于文學的思想文集，一邊是深受這些理論影響而誕生的實驗性質的小說。1966年，他們試圖超越之前的“新小說”——至少在文學觀念的革新上，他們完成了這一點。在1966年前后，“原樣”系列接連推出了眾多時至今日仍然被廣泛引用的文學理論著作。

1966年，巴特的兩位后輩，熱奈特和托多羅夫，為文學的結構主義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在“原樣”系列之中，熱奈特出版了《辭格》第一卷，托多羅夫則編選了一本《文學理論》，俄羅斯形式主義者在法國完成了一次集中亮相。1967年的重點，則是德里達的文集《書寫與差異》，德里達后來所有的關鍵詞幾乎都發軔自此。

1974年，羅蘭·巴特和克里斯蒂娃在中國

回到1966年，我們可以在門檻出版社編輯部的桌上，看見拉康、羅蘭·巴特、德里達、熱奈特等人的手稿，思想大師們也時常出入那些辦公室，群星璀璨。但也有很多書籍，比如那些理論性很強的先鋒小說，其實如今已不再出版，它們都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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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作為“新小說”發源地的午夜出版社雖然在小說領域面臨瓶頸，卻在哲學和人文科學領域大放異彩。1960年代，午夜出版社有三個重要的圖書系列對當時的法國知識界有著很大影響力，分別是“常識”“批評”“論證”。

1961年，年輕的社會學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帶著自己的研究和田野調查從阿爾及利亞回到巴黎。他先是在法國大學出版社歷史悠久的通識系列“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專著《阿爾及利亞社會學》。1964年，他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了三本與他人合著的書，其中包括一本重磅的關于阿爾及利亞社會的民族志研究。

布爾迪厄對阿爾及利亞的研究深受午夜出版社社長熱羅姆·蘭東的賞識。而當時，午夜出版社是支持阿爾及利亞反殖民主義斗爭的先鋒。1965年，蘭東邀請布爾迪厄主編一套學術叢書，布爾迪厄把這個學術叢書系列命名為“常識”。文化如何塑造社會則是這個系列的重要主題，書目橫跨哲學、圖像學、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等不同領域。與這個系列同時開始的，還有布爾迪厄自己對于文化實踐的研究。1965年，他與同事合作完成了《中等藝術：論攝影的社會用途》。1966年，他又出版了《藝術的愛》。這是一個關于藝術博物館及其公眾的社會學研究項目，布爾迪厄通過覆蓋多個歐洲國家的大規模問卷調查，“試圖讓審美標準接受科學的檢驗”。與此同時，他也開始接觸歐文·潘諾夫斯基的藝術史研究，而其影響將在隨后他對《哥特建筑與經院哲學》的翻譯與闡釋中逐漸顯現——這本書也被收入了“常識”系列。

1965年，布爾迪厄《繼承人》一書的出版引發了許多人對法國大學制度的反思

在“常識”系列里，布爾迪厄還引進了歐文·戈夫曼這樣被法國社會學界忽視的美國社會學家。英國學者理查德·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也在這個系列出版。這本具有強烈經驗主義色彩的著作生動且細膩，布爾迪厄在其中看到了與法國學者截然不同的寫作方式。

在午夜出版社的經歷對布爾迪厄來說，就像阿爾及利亞的那幾年一樣，為他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切身之感。后來，在那些關于文化的社會學研究里，布爾迪厄圍繞著場域和象征資本這些概念，反思了那個年代的思想繁榮，以及背后的出版業和媒體的資本運作、學術界的權力結構。

1962年，讓·皮爾在喬治·巴塔耶去世后，接任《批評》雜志主編，并在1963年推出了“批評”系列叢書。《自我分析綱要》里，布爾迪厄稱贊這份刊物“通過使人進入一種國際性的和跨學科的文化，讓人有可能擺脫整個精英學派實施的封閉”。1966年1月，德里達在《批評》發表《論文字學》的最后一部分。次年，這份解構主義的奠基性文本也被收入“批評”系列出版。

德里達批注修改所使用的《論文字學》校樣，現藏于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當然，吉爾·德勒茲堪稱最能代表“批評”這個系列精神的思想家，總是在不斷地生成，從不走向封閉。德勒茲和費利克斯·加塔利后來合著的那些書就都屬于這個系列。

1979年，這個系列還出版了利奧塔的《后現代狀況》，在結構主義令人大失所望的時候，“后現代”這個詞很好地填補了空缺。

哲學家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在1960年前后參與推動的“論證”書系同樣獨具一格。該系列以馬克思主義問題意識為起點，但迅速擴展為一個跨越現象學、結構主義與技術哲學的開放理論平臺。其書目并不局限于盧卡奇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也逐漸引入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問題以及雅各布森等的結構語言學資源，從而構成一個跨學科的思想交匯空間。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從這位被低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思想活動中汲取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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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前后，一家剛剛成立七年的出版社，像年輕的游擊隊員一樣，活躍在巴黎的思想戰場。這就是1959年，由年輕的書店老板弗朗索瓦·馬斯佩羅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馬斯佩羅出版社。他們出版了一系列關于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書籍，其中包括弗蘭茨·法農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由薩特作序推薦。

弗蘭茨·法農《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

自誕生之日起，這家激進的左翼出版社就不斷和審查、封禁打交道。但從1959年到1981年，作為一個小型出版社，馬斯佩羅驚人地出版了1350種圖書，平均每年居然多達100種。也只有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才會存在如此的出版方式。出版社被打造成一個充滿辯論和民主的空間，編輯的權力被下放，馬斯佩羅總是盡可能地滿足不同的左翼觀點的表達。

1965年，馬斯佩羅出版社與阿爾都塞合作，帶來了一個全新的系列：“理論”。阿爾都塞將“理論”這個概念定義為“任何具有科學性質的理論實踐”，這讓馬斯佩羅成為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版的核心陣地之一，并在1960年代重塑了馬克思主義的閱讀方式與理論生產機制。后來，系列里的很多書都成為了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這些經典在中國國內，多由西北大學出版社的“精神譯叢”翻譯引進。

“理論”系列最初出版的就是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以及阿爾都塞和幾位學生（其中包括后來和他決裂的）合著的兩卷本《讀〈資本論〉》。這兩部書的影響體現在，它們讓馬克思的理論在法國乃至整個歐洲似乎重獲青春。

“理論”系列第一本書《保衛馬克思》

除此之外，“理論”還有幾位阿爾都塞弟子的著作，包括雅克·朗西埃、阿蘭·巴迪歐、皮埃爾·馬舍雷；以及一些子系列，收錄馬克思主義相關的外國文本，魯迅的《雜文選》也出現在該系列一個名為“政論”的子系列中，由米歇爾·羅阿翻譯并輯選。

1966年，阿爾都塞和偏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羅杰·加洛蒂展開了一場爭論，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正面交鋒。這場辯論之后，阿爾都塞的權威性得到了提升，特別是在巴黎的大學里，形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派別。

“理論”系列完全由阿爾都塞自主管理。在系列的封面上，他使用了一只鵝的形象作為標志，那是拉文納阿里烏斯大教堂殘存的東羅馬時期的馬賽克畫。阿爾都塞顯然知道朱庇特神廟那些鵝的典故，在評判葛蘭西的歷史觀念的時候他就曾運用過，在高盧人夜襲駐扎在神廟的羅馬守軍時，那些鵝發出鳴叫，驚醒了熟睡的戰士。

1967年，馬斯佩羅推出了自己的小開本系列：“馬斯佩羅小文集”。這個系列在媒介上延伸了左翼思想的現實場景，在1968年5月成為大學生們隨身攜帶的讀物。然而彼時，阿爾都塞沒有出現在巴黎街頭，大學生們在墻上寫下了“結構不上街”。

1967年6月，馬斯佩羅和幾個朋友（包括導演克里斯·馬克）一同飛往玻利維亞，他們要尋找作家、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將他帶回法國。然而，這位和切·格瓦拉一起在玻利維亞打游擊的巴黎高師學生還未回到法國就被捕，整個法國為之轟動。不論是犧牲并成為精神圖騰的切，還是德布雷，他們都是馬斯佩羅出版社的作者。

“小文集”里德布雷的著作和Verso出版社出版的馬斯佩羅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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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有限的篇幅里，我只是試著向那個歷史時刻投去短暫的一瞥，回顧幾家關鍵出版社令人印象深刻的圖書系列。還有許多重要的人和事未能仔細討論，比如薩特當時在做什么，是怎么應對新學說挑戰的，列維-施特勞斯這位結構主義的先驅又在想什么，以及阿爾及利亞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與幾位思想家的淵源。

1960年代法國的這些“思想類”書籍，在今天很難界定到底是什么，他們是流行讀物，是理論武器，是學術著作，也是文學作品；有時候，則是曾經不會放在一塊的不同領域的文本，混合在了一起。而這些新思想驅動而生的出版范式，在法國并沒有隨著這些傳奇人物的凋零而銷聲匿跡，人文科學仍然是許多出版社長期投入的領域，有新的出版社出現，故去的思想大師也不斷有新的檔案和手稿被整理出來。

門檻出版社如今還在持續出版拉康、德里達的研討班記錄。伽利瑪出版了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講稿和各種訪談與未刊手稿。午夜出版社從2023年開始出版德勒茲的課程實錄，收錄在他們自1993年開始的“悖論”系列里。去年秋天，德勒茲誕辰一百周年，這個系列又出版了最新的兩本。而德勒茲生前最后一本書《批評與臨床》是這個系列的第二本書。

德勒茲百年誕辰時推出的兩本“課堂實錄”

一方面，這的確是一場浩大的對激進思想的再體制化，但這也正是弗朗索瓦·馬斯佩羅所厭惡和憂慮的，他在晚年面對Verso出版社的采訪說：“在許多大型出版社（有時在那些中小型出版社也一樣），存在著一種令人惡心的專屬權文化。簡單來說，我厭惡占有如同厭惡權威。”

但對往日那些思想家一切言語的漫長整理，也意味著他們仍然以活生生的形式存在，被整理出來的都是曾經的現場、言語。

一些系列仍在延續，并在時間之流中，擁有自己的生命。今年，“歷史圖書館”出版了安托萬·孔帕尼翁的《1966，奇妙之年》，在書里他寫道：“結構主義思潮和‘新浪潮’也并未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1966年是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年份，就像所有年份一樣。”

德里達與《原樣》雜志的決裂，是這段歷史里分叉出來的另一條線索。1970年代初，德里達開始和小型出版社伽利略（Galilée）合作，直到逝世。從此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依照理想的形式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在伽利略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從形式到內容都符合解構精神的《喪鐘》（Glas）。后來有更多的思想家嘗試繞過大出版社，繞過派系，建立自己的平臺。阿甘本在意大利將自己的大部分作品版權交付給了由他的幾位學生創辦的夸得利貝特出版社（Quodlibet）。左翼中年埃里克·巴贊在1998年創立了工廠出版社（La Fabrique），出版薩義德和齊格蒙特·鮑曼的書，后來朗西埃和巴迪歐也將書稿交給他。

另一方面，從書籍媒介的角度，觀察這些著作的引進和傳播，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時間上的斷裂和語境上的斷裂是如何在一個全新的場域生長出思想的肌理的。書籍的譯介過程中，本土的社會思潮與歐美存在不同的側重點，全球化在21世紀初又加深了一些共同處境。這些系列被打散，流布，通過不同的介質傳播，在遙遠的東方重組，再重組。

1990年代，這些法國思想家的著作才被大量引入了中國。此時，1980年代的思想熱，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熱潮已漸漸沉寂，就像曾經在1960年代的法國所發生的，結構主義再一次對薩特的思想和存在主義現象學的范式發起了挑戰。

另外，美國在這次中國學界引入法國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思潮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時候，法國理論早已在美國成為顯學，性別理論、后殖民、空間研究，這些被法國理論啟迪的學術方向，也一起被介紹進了中國。一些深受法國理論影響的東亞學者如今也在中國擁有大量的讀者，像研究宅文化的東浩紀，還有十分暢銷的上野千鶴子和韓炳哲。

今年，西北大學出版社的“精神譯叢”突破了100種

雖然大多數著作只是作為學術書籍引入中國，但在最近十年里，這些書獲得了大量的年輕讀者，甚至是2005年后出生的青少年，他們在抖音和bilibili這樣的平臺上討論阿爾都塞、拉康的細枝末節，并制作各種各樣的meme傳播。

當下復雜的媒介環境下，這些思想的傳播狀況，讓那句尼采使用打字機寫下的格言“我們所用的寫作工具參與了我們思想的形成過程”，可以進一步被延伸——我們所用的媒介參與了我們思想的形成過程。

當我們回顧一個又一個的思想圖書系列，也是在思考當下一套思想類叢書的可能性在何處，或許60年前的思想現場，仍能教會我們許多——思想和出版都是一種行動，但止步于此，這些行動就只會是“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回到那些法國思想尚未被學術經典化的時期，我們看見的，是思想家們和自己的書在一起，他們聚攏不同的書，也和自己的讀者在一起。他們正在面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