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是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一支極具特色的考古學文化，以其發達的玉器系統、規模宏大的積石冢群及相關祭祀遺存而備受學術界關注。關于該文化的社會復雜化程度，學術界主要存在兩種認識：一種以牛河梁遺址群及玉禮器系統為依據，認為其已具備高度發達的祭祀體系與社會整合能力，可能已進入以神權為核心的早期文明階段；另一種則基于區域系統調查資料，主張紅山文化聚落等級分化尚不顯著，缺乏具有全域控制力的核心聚落，因而對其是否構成高度集中的政治實體持審慎態度。若僅從祭祀遺存或聚落形態的某一側面進行討論，上述分歧實難彌合。然而，若將紅山文化的社會進程置于遼西特定的地理環境中進行整體考察，或可為理解其社會復雜化的獨特路徑提供新視角。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雖聚焦于地理環境的作用，但并非主張環境決定論，而是將地理環境視作理解社會復雜化進程的結構性背景，進而揭示該文化在本地生態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發展模式。

牛河梁遺址女神廟 作者/供圖

紅山文化玉龍 作者/供圖

地理單元與文化認同

遼西地區在地理上呈現為三面環山、東臨渤海的半封閉格局，與同時期其他文化核心區空間距離較遠。在史前，這種相對隔離的狀態有效限制了大規模外來人口的遷入與文化系統的直接替代，從而為本地文化傳統的延續提供了穩定的地理基礎。

從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到紅山文化，這一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雖持續演變，但筒形罐與“之”字紋陶器系統、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房址聚落格局、玉器使用習俗以及對原始宗教的重視等核心傳統，均表現出明顯的承襲關系。尤其是紅山文化晚期，玉器形制、積石冢結構、無底筒形器等祭祀用器，在老哈河、大凌河乃至西拉木倫河流域均展現出跨越廣闊地域的高度一致性。這種物質文化層面的廣泛趨同，是在特定地理空間內長期互動與文化認同積淀的結果，其形成機制主要依賴于地理隔離背景下持續的內部傳承與交流，并不一定依賴于單一政治中心。

資源條件與生計模式

遼西地區位于蒙古高原向華北平原、東北平原過渡的生態交錯帶，地貌涵蓋中低山、丘陵、臺地、沙地等多種類型，植被呈現出森林、草原與農耕區交錯分布的復雜景觀。多學科研究成果表明，盡管紅山文化時期處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暖濕階段，粟、黍等旱作農業有所發展，但狩獵、采集與漁業經濟在生業結構中始終占據核心或至少是極其重要的地位。這種對多樣化野生資源的廣泛利用與依賴，是紅山先民適應本地獨特資源條件的理性選擇。

混合經濟模式深刻影響了紅山社會的演進軌跡。一方面，多元且互補的食物來源降低了單純依賴農業的風險，增強了社會系統的穩定性與彈性，從而支撐了紅山文化遺址數量和人口規模的顯著增長。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大規模、可持續的剩余農產品的積累。而剩余農產品的集中與控制，常被視作社會復雜化深化、等級制度固化以及專職管理機構出現的重要經濟基礎。紅山文化混合經濟的主導性，意味著其社會復雜化進程可能缺乏如中原地區那樣、基于剩余農產品集中再分配帶來的強大經濟驅動力。其社會權力的積累與彰顯，或許更側重于對非農資源的掌控，如儀式知識與技能、特殊手工業技術，以及與遠距離交流網絡相關的能力。

生存空間與社會組織

遼西地區內部地貌極為復雜，中低山、丘陵和臺地構成其主體地貌，河谷平原與山間盆地分散其間。雖然整體海拔適中，但地形復雜、溝壑縱橫，可供集中、連續開展較大規模農業生產和平坦居住的生存空間十分有限而且分散。聚落選址多位于河流兩岸的階地、臺地、緩坡或丘陵頂部，呈現出“大范圍集中、小單元分散”的分布模式。這種聚落形態與依賴一定流動性、需利用多樣化資源的混合經濟高度契合。

復雜的地貌將人群分割在眾多相對獨立的小型地理單元內，每個單元的資源承載力有限，且易受局部水文災害影響。這種固有的空間分散性與生態脆弱性，難以自發催生出人口高度密集、功能齊備、能強力輻射周邊的大型核心聚落。同時，各地理單元內基于混合經濟的自給自足能力較強，降低了聚落間形成依附性經濟聯系的內在需求。因此，紅山社會的基層組織結構可能以家族或擴大家族為核心，具有較強的獨立性與分散性，難以在區域內自發形成層級嚴密、控制力強的區域性政治體系。

交通網絡與社會整合

遼西地區內部交通顯著受到山地丘陵地貌的制約，主要通道沿河流谷地延伸，形成天然的線狀交通網絡。考古調查資料顯示，紅山文化聚落多沿河流分布，尤其在南北流向河流的西岸、東西流向河流的北岸分布更為密集。這種沿河分布的態勢，既滿足了取水便利的需求，也可勾勒出當時主要的交通與交流路線。然而，受地形切割影響，河谷通道往往利于縱向聯系，而橫向交通則較為困難，使得分布在不同流域的聚落群更易于保持較強的獨立性。

在這種線狀且受限的交通網絡與相對獨立的流域格局下，實現跨區域的廣域社會整合，很難依靠以緊密的經濟依賴或軍事征服為基礎的集權體系，反而更可能以“聯盟”或“協約”式的松散方式進行。紅山文化晚期，牛河梁、東山嘴、鄭家溝、草帽山等不同規模、等級有序的祭祀禮儀中心不斷涌現，其意義或許正在于此。它們通過建構共同的信仰體系和規范化的祭祀禮儀，來凝聚不同血緣與地緣社群的文化認同，協調超越基層聚落的社會關系。玉禮器系統成為標識身份等級、溝通神與人的重要物質載體和文化符號。大型臺基、祭壇、積石冢的營建，需要動員和組織相當數量的人力物力，這一過程本身既是對社會管理能力的鍛煉與展示，也強化了參與者的群體歸屬感。這種以宗教禮儀和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整合方式，是在缺乏緊密經濟紐帶和強大政治結構的情況下，實現廣域范圍內社會一體化的一種有效且獨特的選擇。

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一號冢M27出土雙勾形勾云形玉佩 作者/供圖

紅山社會復雜化模式

紅山文化的社會復雜化進程，展示出一條與中原農業文明迥異且極具地域特色的發展道路。遼西地區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滋養了連續的文化傳統與廣泛的文化認同，為社會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歷史基礎。生態交錯帶的資源條件，塑造并穩固了以混合經濟為主導的生計模式，賦予了社會穩定性并支撐了人口增長，但也限制了大規模剩余農產品積累的可能性，從而影響了復雜社會賴以發展深化的經濟基礎形態。破碎分散的生存空間，直接促成了小規模、分散化的聚落形態與相對獨立的基層社會組織，抑制了超大型政治經濟中心與嚴密等級秩序的自然形成。而受限的內部交通網絡，則使得不同流域聚落群保持較強獨立性，進而催生并強化了以共同信仰、規范禮儀和玉禮器系統為核心的社會整合機制。

紅山社會通過對宗教權威與儀式知識的壟斷、對大型公共禮儀工程的組織以及專業化玉器手工業的掌控，成功協調整合了廣大地域內相對分散的社群，實現了社會的繁榮與精神文化的高度發展。這一神權主導、禮儀整合的模式，不僅為理解遼西地區邁入“古國”階段的文明進程提供了實證，也為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斗”的多元格局，以及中國北方地區社會復雜化的獨特路徑提供了關鍵個案。紅山文化所孕育的禮制雛形與精神信仰，成為后世中華禮樂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與深厚底蘊。

作者系榆林大學法學與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赤峰大學副校長、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楊陽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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