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你大概常會聽到一個說法，中國企業“不出海是等死，出海是找死”，那到底怎么才能活呢？

在我看來，中企出海是大勢所趨，但它需要走向一場成人禮。我在最近觀察到的兩件事中，似乎看到了成人禮的雛形模樣。

2026年5月中旬，我去美的集團在泰國的空調工廠調研。這是目前東南亞最大的空調生產基地，智能化程度相當高。但更讓我興奮的是在門口看到的五個大字——出海合伙人。什么意思？美的把自己這些年出海踩過的坑、攢下的經驗、跑通的解決方案，整合成一個平臺，對外開放。

出發去泰國的前一天，一條新聞引起我的注意。印尼中國商會總會向總統普拉博沃遞交了一份五頁投訴函，直言在印尼的中企面臨“監管標準過于嚴苛、執法過度，甚至遭遇主管部門貪腐與敲詐勒索?！?/p>

兩件事看似毫不相干，卻指向同一大趨勢下兩個不同維度的關鍵命題。美的的出海平臺，回答的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之后，怎么獲得系統性的平臺支撐？印尼中國商會的投訴信，回答的是：中國企業做大了之后，怎么參與到東道國的規則構建中去？一個是“硬支撐”，一個是“軟保障”。有了這兩樣，中國企業出海才算走向成年。

要理解這兩件事為什么重要，得先回到一個更底層的問題：中國企業為什么非出海不可？

一、溢出：貿易戰下的出海路徑

貿易戰打起來到現在已經八年了，這期間中國的對美出口額確實在不斷下降，中國的總出口額卻不斷攀升，據說是東南亞、中東、拉美等地吸納了這更多的出口。然而這些地方根本沒有這么大消費力，真正的消費力還是在美國，中國企業不過是繞道那些地方繼續進入美國市場而已。

貿易戰初起之際，中國企業確實措手不及、很是被動。但企業界隨即努力自救，奮力出海，八年時間鋪開全球性布局，中國企業便有越來越多的辦法應對貿易戰了。

問題是，這種出海自救的過程，是否會掏空中國的制造業根基呢？答案是不會。要解釋這個問題，就得觀察中國經濟崛起所催生的一個重要變化。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開始爆發式增長，這個過程在東南沿海催生出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深刻改變了制造業的組織形態。打個比方，過去生產一件復雜產品需要一百道工序，其中七十道可能都在一個工廠內部完成，分布在七十個車間；現在這七十個車間獨立成了七十個工廠，彼此間從內部合作變成外部合作。原來的一百個工廠，可能裂解為七千個工廠，互為配套，動態重組相互配套關系。每個工廠都高度專業化，確保生產過程的效率；以整個網絡為單位，不斷地動態重組又可以確保生產過程的彈性。

這種組織形態的變化，可以用互聯網的邏輯來類比?；ヂ摼W有后臺、中臺、前臺；后臺是海量的原始數據，中臺是各種技術能力的總成，前臺是跟用戶交互的界面。只要中臺足夠強大，前臺可以做得很輕，需要什么能力從中臺調取即可。制造業也類似，后臺是基礎設施網絡和熟練工人、工程師群體；中臺是高效率、高彈性生產各種中間品的供應鏈網絡；前臺是向客戶交付成品的最終組裝工廠。只要中臺足夠強大，前臺就可以做得很輕，僅僅完成組裝環節即可。

今天的中國，后臺最強，中臺也是全球最大、效率最高，沒有哪個國家能替代。在貿易戰當中，中臺的產品是ToB的，賣給前臺，不直接面對消費國（主要是西方國家）的關稅壓力，出海動力很??；前臺的產品是ToC的，要賣給消費國，為了規避關稅，就有出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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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貿易戰中企業從中國向海外的轉移，除了少數生產流程很短、環節簡單的行業，轉出去的基本上都是前臺，中臺很難轉移出去。

在可預見未來，中臺是否會轉移出去呢？答案還是“很難”。中臺實際上是一整套龐大復雜的制造業生態系統，是幾十年間自主演化生長出來的。海外沒有任何地方能整體承接中國這么大規模的中臺網絡，只能承接片段；但片段就意味著規模效應喪失、效率下降、成本上升。

更關鍵的是，一旦中臺真的外遷，中國這邊會出現大規模失業和破產，土地、勞動、資本等要素價格會大幅下跌；轉入地則會要素價格飛漲，成本優勢很快逆轉，進一步外遷的動力就被抑制住了。2024年底我去越南調研便得知，在僅僅轉入了一小部分前臺的情況下，河內、胡志明周邊工業園區的租金，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上海、深圳的水平了。

所以我會判斷，前臺會大量轉移，但中臺難以出去。而僅僅轉移前臺的話，這就不是“轉移”，而是中國制造業網絡的“溢出”。

有人會質疑，前臺轉移出去太多，對中國經濟還不是傷害嗎？恰恰相反。

前臺出去了，卻還是要從國內中臺采購中間品，這就意味著前臺出海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產業標準向外輸出的過程。標準出去了，中臺的輻射力反而更大。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不只靠產能來支撐，更要靠標準來支撐。前臺出海越多，中國產業標準輸出越多，中臺作為全球供應鏈樞紐的地位就越穩固。與其讓前臺和中臺一起困守國內，不如讓前臺更大規模地出去，把中國的產業標準帶向世界。

二、升值：金融邏輯下的出海加速器

前面說的是中國企業出海的生產-貿易邏輯，還有一條金融邏輯也會推動出海，而且力度可能更大。

先看一個事實：2024年，中國貿易順差逼近1萬億美元，2025年，更是達到1.2萬億美元，對第二名絕對是斷崖式領先。人類歷史上，從沒有過任何一個國家的順差額達到這種規模。

全世界的錢都被你賺了，這筆錢你就不可能賺得長。別人沒錢賺了，也就沒能力繼續購買你的商品，最終你也賺不到錢。更現實的危險是，在別人垮掉之前，覺得沒法通過經濟手段制衡你，就只好上別的手段，你的外交環境就會惡化。中國近年來外交環境的惡化，與此直接相關。超大規模順差，不可持續。

怎么化解呢？像美國那樣對中國加關稅行不行？中國出口額仍在持續攀升這一事實，已經給出答案：不行。

如果美國對各國普遍加稅行不行呢？還是不行，因為這就等于對中國沒加稅，只是讓美國買到的東西變得更貴而已。除非各國配合美國一起對中國加稅，才可能實質性地削減貿易不均衡；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算盤，根本不可能一致行動。

問題追問到這一步，就會發現，唯一能等價于所有國家對華普遍加稅的辦法，就是人民幣升值。所以我推測，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早晚會走到這一步。

一說到人民幣升值，你可能會聯想到1985年的廣場協議。網上很多人說，廣場協議逼日元升值，導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美國搞的大陰謀。但真實歷史遠比這復雜。

實際上，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是主動想要升值日元的。一方面，他意識到日本的過大順差不可持續，因為這會嚴重惡化日本的外交處境；另一方面，他也認為，日本已經是第二經濟強國，便需承擔起相應的國際責任，應該主動升值日元，以強勢日元倒逼國內改革、開放市場，讓日本成為拉動全球增長的又一個發動機。英法德也參與到美日談判當中，幾方合力之下，簽了廣場協議。

日元升值后，日本商品在國際上變貴了，出口受到抑制，貿易不均衡消化掉不少，外交環境獲得緩解。升值的另一面，是日元在海外的購買力變強了。廣場協議之后，日本大規模海外投資，企業大規模出海，形成了龐大的海外資產。今天日本的海外凈資產規模與本土GDP不相上下，被稱作“影子日本”。到這一步，日元升值還是貶值，對日本的影響就不大了，升值則本國資產升值，貶值則海外資產升值，總盤子可以相互對沖。日本應對老齡化等問題時，也因此有了大得多的轉圜空間。

當然，廣場協議后日本確實經歷了長期衰退，但這不是日元升值的鍋，而是日本央行操作失誤的鍋。

簽訂廣場協議后，日本出口受挫，國內經濟一時壓力較大；為了刺激經濟，央行便把利率降到極低，結果催出日本巨大的資產泡沫，到了80年代后期，東京的地價幾乎能買下半個美國。如此高的資產價格，對日本經濟是巨大風險，因此央行在1989年底加息主動刺破泡沫，結果是，那些在低息期間海量貸款的個人和企業瞬間陷入債務困境，只能想方設法先還債，不再敢消費和投資，這就導致“資產負債表衰退”。

今天的中國與當年日本的關鍵區別在于時序：日本是升值后央行主動降息，催出泡沫再刺破，導致衰退；中國則是在升值之前，資產價格已經歷了深度調整，不存在日本當年那種級別的大泡沫。這不是說人民幣升值不會有風險，但它不會是當年日本式的那種風險。

如果人民幣升值，會發生什么呢？

首先，出口會受到抑制，大規模順差被削減，但外交環境會因此改善。

第二，升值意味著向海外投資成本下降，會激發中國企業更大規模出海，前臺更多溢出。

第三，大規模出海的前臺仍然依賴國內的中臺，需要從這邊采購零配件；但用什么貨幣支付？考慮到人民幣升值趨勢，為規避匯率風險，出海的前臺會更傾向于用人民幣結算。這意味著前臺的大規模出海，有可能在超越中國的制造業網絡中拉動出一個人民幣貨幣圈。

隨著人民幣影響力擴大，進口商品變便宜，中國也有機會從生產國變成大的消費國。大規模出海，加上海外資產積累，假以時日，也有機會發展出海外“影子中國”。

但還有個繞不開的問題，人民幣升值后，國內勢必出現失業壓力。雖然升值不會一步到位，而是持續幾年的過程，但壓力終究是實實在在的。怎么化解？

答案是社會保障。可中國現在的社保壓力已經很大了，哪來的能力承接更大壓力呢？

這就引出一個有意思的可能性：人民幣有著明確升值趨勢的話，人民幣資產在海外就會特別受歡迎，于是中國可以發行人民幣國債，吸引海外的人民幣持有者來大規模購買，由此籌到的錢可用來充實社?；?。從世界上吸收能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美國就是這么做的，中國也將有機會這么做。

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不是單向的“出口受損”，而是一組連鎖反應：升值→前臺更大規模出?！嗣駧咆泿湃Αl行人民幣國債充實社?！鷩鴥认M力恢復→從生產國升級為生產-消費國。每一步的代價，都在下一步的收益中對沖。當然，真實過程不會這么簡單，尤其是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還不能自由兌換，這意味著仍然需要很多改革；但一個重要的機會窗口已經打開了。

到了這一步，生產-貿易邏輯和金融邏輯就合流了：貿易戰壓力推動前臺溢出，人民幣升值加速前臺出海，兩條線疊加，中國企業的大規模出海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多快、多大的問題。

三、平臺：誰來為出海鋪路？

問題也來了。出海是大勢所趨，可中國企業在海外踩過的坑，已經夠寫幾本書了。海外有一系列國內想象不到的問題：法律法規什么樣？工會組織怎么運作？供應鏈怎么搭？通關怎么走？兩眼一抹黑，出去勢必踩坑，踩不好直接被拖死。

中小企業尤其脆弱。它們沒有大企業的資源，也沒有試錯的余地，出去了就是裸奔。那有沒有一種辦法，讓中小企業出海時不那么孤立無援？

日本又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歷史案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企業向東南亞大規模出海，在背后起到托舉作用的，是日本的綜合商社。

綜合商社的功能遠不止貿易中介，它在本質上是“產業組織者”。以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伊藤忠等五大商社為代表，它們在全球鋪就了貿易、金融、物流、政商協調的完整網絡。日本的中小企業想出海，不用自己從頭趟，商社已經把路鋪好了，你跟著走就行。

具體來說，商社做了幾件關鍵的事。一、是貿易與流通渠道，在全球建立龐大的銷售網絡，甚至收購零售終端獲取消費端感知；伊藤忠2020年投入54億美元全資收購日本“全家”超市就是一例。二、是金融支撐，為中小企業提供貿易融資、項目融資，降低出海的資金門檻。三、是政商協調，日本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商業系統，大小商社、商會甚至外交力量，都是整體作戰能力的組成部分。中小企業通過商會，可以邀請當地大使、參贊為企業站臺，外交力量與商業活動緊密纏繞。

林雪萍老師在《大出?！芬粫飳Υ擞袀€比喻：企業在海外作戰屬于地面部隊，還需要來自海上、空中的火力支援。大小商社、信息服務機構、商會甚至外交力量，都是整體作戰能力的組成部分。企業在海外的空間拓展，其實是不同國別的跨國公司對陣的系統之戰。一個商業系統的海陸空立體作戰體系，需要被整體構建出來。

日本企業在這個體系支撐下，在東南亞形成了極強的競爭力。比如，日系車在東南亞的壟斷性地位曾被稱為“供應鏈的死亡纏繞”，好像蟒蛇纏繞獵物，纏繞點位都經過精準計算。

回看中國，我們有沒有類似的托舉者呢？

這就是我在美的泰國工廠看到“出海合伙人”時如此興奮的原因。

美的出海比較早，這些年積累了大量經驗?，F在它把這些經驗提煉、整合成一個對外開放的平臺——出海合伙人計劃。你想出海？工廠怎么建、供應鏈怎么搭、通關怎么走、跨文化員工怎么培訓，在這能一站式解決。美的把72個AI應用和13大智能體在生產場景中的落地經驗，拆解成12個模塊化、可快速復制的方案，它自己的泰國工廠就是標桿。

同時，美的還開始向物流延伸。2025年以來，美的與物流合作伙伴在泰國共建“綠色智慧供應鏈交付中心”，覆蓋生產材料供應、成品儲存、分撥配送全鏈路，構建“區域樞紐+國家交付中心+前置倉”三級倉網體系。

這意味著美的在泰國的整體布局遠不止是建幾個工廠，而是一整套體系的落地。美的集團副總裁張小懿解釋說，“出海合伙人計劃”就是“把美的踩過的所有坑，都變成企業出海的‘避坑指南’，提供全周期、陪跑式服務，手把手幫助落地。”

比較起來，美的與日本綜合商社有一個關鍵差異。商社是貿易商起家，天然是“中間人”；美的是生產商起家，是“實踐者升級為賦能者”。這個差異恰恰是優勢——美的自己全趟過一遍，經驗是實戰沉淀的，不是從外部觀察的。

但也要看到，美的目前的賦能主要集中在生產制造、供應鏈和數字化領域。對比綜合商社的全生態，至少還缺兩塊：金融平臺和政商協調能力（我更愿意把它稱為規則構建能力）。金融平臺是出海企業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沒有貿易融資和項目融資的支撐，中小企業出海的資金門檻依然很高；規則構建能力則更復雜，它不是單個企業能構建的，需要集體性的機制。

而這兩個短板，恰恰指向了出海成人禮的另一道考題。

四、規則：從接受者到參與者

這就可以把話題再拉到印尼中國商會總會的那份投訴函了。

那封寫給總統的信中，直指在印尼的中國企業面臨的多重困境：稅費大幅上漲、工作簽證受限、多個重大項目遭擱置，部分大型礦區配額縮減超過70%。商會還指出“稅收、環保、林業等領域的執法標準不透明，執法部門自由裁量權過大”，“正常申訴渠道受阻，涉事部門相互推諉、拖延回應，有些問題只能通過收取高額費用的第三方中介才能解決。”

印尼有學者評論說：“為了維護與伙伴國家的關系，中方在發表評論時通常比較謹慎。如果他們發出那樣的警告信，就說明做得太過分了。”多家媒體也用“罕見”“打破外交默契”來描述此舉。以往的中國商會，極少以這種公開、正式的方式向東道國最高層表達訴求。

在我看來，這件事的象征意義，比信的具體內容更重要。

以往的中國企業在海外怎么應對不利的規則環境？大致兩種策略：要么接受給定的規則，默默承受；要么遇到不利就想法鉆空子。規模小的時候，這些策略勉強夠用；一旦做大了，接受規則意味著持續吃虧，鉆空子意味著隨時可能被清算，都不可持續。

唯一可持續的辦法，是參與到規則構建中去。

這不是要去對抗東道國的規則，而是通過正當渠道表達訴求、參與博弈，推動規則朝更透明、公平的方向演化，或者說，參與到更合理規則的構建中去。印尼商會的這封信，正是這種思路的體現。印尼政府的反應也初步表明這種方式有效：能源與礦產資源部長隨后會見了多家中資礦業企業代表，表示“已同意暫緩”上調礦業特許權使用費和出口稅。

印尼商會的努力，不只是印尼一國的個案，它代表著中國企業出海到一定規模后勢必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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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出海平臺和印尼商會的努力，是中國企業走向出海成人禮的兩個側面。美的回應的是“硬支撐”——生產、供應鏈、物流這些看得見的基礎設施；印尼商會回應的是“軟保障”——規則、制度、政商關系這些看不見的制度環境。

兩者缺一不可。沒有硬支撐，出海就是裸奔；沒有軟保障，做大了也不安穩。

五、出海的成人禮

把前面幾條線收在一起看，中國企業出海的全景圖就清晰了。而這張全景圖的底色，是一場成人禮。

第一，出海是大勢，是被迫長大。超大規模順差引發貿易戰，倒逼著前臺溢出，中臺則仍會留在中國。出海不是轉移，而是重新配置；就像年輕人離開家鄉，不是背叛，而是成長。

第二，人民幣升值會加速這一進程，是長大的催化劑。超大規模順差不可持續，人民幣升值是化解順差的根本手段。升值推動更大規模前臺出海，出海前臺從國內中臺采購中間品，會傾向用人民幣結算，可能拉動出人民幣貨幣圈；中國可以發行人民幣國債充實社保，又能在國內托住失業壓力。兩條邏輯合流，出海推力倍增。

第三，出海需要平臺賦能，是學會抱團。“不出海是等死，出海是找死”的困境，需要大企業牽頭來破局。日本綜合商社證明，把貿易、金融、物流、政商協調整合成系統，中小企業出海才不再是裸奔。美的的“出海合伙人計劃”是重要起點，踩過的坑就是最好的避坑指南。但方向比案例更重要：中國企業需要的不是一個美的，而是一批“美的”，以及“美的”們尚未補足的金融平臺和規則構建能力。

第四，出海到一定規模必須參與規則構建。接受規則是生存，參與規則是生長。從鉆空子到定規則，是中國企業出海最關鍵的成人禮。印尼中國商會的投訴信，隱約是個象征性事件：中國企業開始從被動的規則接受者走向主動的規則參與者。

中國企業的大規模出海，才剛剛開始。走出去只是第一步，站得住才是真本事。站得住，靠的不是單打獨斗的勇氣，而是一套系統——平臺鋪路，規則護航，金融托底，人民幣開路。

我在美的泰國工廠門口看到“出海合伙人”幾個字時的興奮，原因也在這里——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企業的出海，而是中國制造業大規模出海開始走向成年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