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下初中老師靠與學生“打賭”寫下水作文，結果賭出了自己命運的巨變。說出來你也許不太相信，我在報紙上發表的處女作是靠“打賭”賭出來的。

1998年，我在一所鄉下的初級中學教書，而且教的還是語文。做過語文教師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一般學完一個單元后，就要拿出兩節課來給學生寫作文，一來檢驗學生到底掌握了多少內容，二來鞏固所學知識，提高運用能力。

然而，作文課又是最難上的，也是最令人頭痛的。不用說一到作文課，多數學生就撓頭搔耳、愁眉不展、磨磨蹭蹭，臨近下課了才信手涂鴉，東拼西湊夠幾百字上交應付了事；單是作為語文教師的我也是搜腸刮肚，不知如何才能提高學生的寫作興趣？

古人云“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誰也想不到，后來竟然發生了我在課堂上與學生“打賭”的事，這一“賭”,不但“賭”出了我的處女作在報紙上發表，而且也“賭”出了學生的寫作興趣。自此以后，作文課成了師生的興趣課。

記得那是1998年5月的一天上午，又到作文課了。因為上一節課剛好講完《背影》，《背影》是朱自清先生的一篇膾炙人口的散文，文章不長，卻寫得很平樸，時時處處流露著一種動人的情感，父親對兒子無微不至的關愛和兒子對父親的百般懷念和無限的感激。

我相信這種父子間的深厚感情是每個人都深有體會的。為了使學生有東西可寫，啟發學生的寫作思路，我就要求學生以《父親》為題，寫一篇敘事或抒情散文。

然而，剛剛在黑板上寫完作文題，學生就在下面嘰嘰喳喳個不停，我惱怒地用教鞭敲了敲講臺，“大家安靜一下，有什么話請舉手發言”。

有個膽大的男生立馬舉手，“老師，你總是出個作文題叫我們寫，怎么從來不見你寫過？是不是老師自己也不會寫呀？”逗得全班學生哈哈大笑。

當時，我多想拿教鞭唰過去，但是轉念一想不行，我必須為人師表，遵從師德，于是極力穩住自己的情緒，高聲對學生講：我跟你們“打賭”，我不但在兩節課內能夠寫出一篇下水作文來，而且還能在報紙上發表。如果我“贏”了，以后作文課你們就老老實實按照我的要求寫，如果我“輸”了，任由你們“處罰”。

講完后，心里直打鼓，環顧四周，大多數學生臉上顯然表現出等看好戲的表情。

以前，寫作課學生在下面寫作文，我在講臺上要么改作業、要么備課，兩節課的時間覺得漫長漫長的。而那天，我在講臺上時而埋頭思索，時而奮筆疾書，兩節課的時間就像風,不經意間便從你的身邊拂過，下課鈴聲響后，我的下水作文《父親與煙》也剛好收尾，我叫學習委員讀給同學們聽，并得意洋洋叫同學們等我發表的好消息。

從那天開始，送報員一送來報紙，我就迫不及待翻看，從一版到四版，又從四版到一版，一字不落。連續幾天的失落，使得我在學生面前抬不起頭來。

學生們也大概看出老師黯然神傷的窘態，沒有一個再提起“打賭”的事。我心有不甘，還是天天翻看報紙，依然從一版到四版，又從四版到一版，一個標點也不落，就差點用放大鏡來尋找了。

就在我萬念俱灰失望到極點的時候，那天大概是星期四吧，我眼前猶如亮過一道閃電，在報紙副刊第三版的頭條位置，標題大號字體赫然印著“父親與煙”，作者一欄寫著我的姓名，文章結尾還署有作者單位。那一刻，我喜極而泣，拿著報紙的手不停地顫抖……

下午上課鈴剛響過，我就疾步走進教室，揚起手中的報紙，大聲地對學生們宣布：“老師‘打賭’贏了”。學生們紛紛跑上講臺，個個想爭先一睹為快。

我生怕學生們搶著看時撕壞了報紙，就大聲要求他們回到自己座位上去，由學習委員在講臺上朗讀給同學們聽，這一節課簡直成了師生歡樂的海洋……

過了個把月的時間，報紙上刊登了捐款倡議書，大概內容是一個山區縣的某中學有一學生患了白血病，因家境貧窮無錢治療，為挽救弱小的生命，號召大家奉獻愛心，踴躍捐款。

我拿著報紙聲情并茂地朗讀給學生們聽，有的女學生當堂掩面而泣……

我掏出25元對學生們說，這是我上次發表文章的稿費，全部捐了。學生也踴躍地你兩元他三元地捐出自己的伙食費，經當場統計，全班捐款近200元。

放學后，我立即帶著班干部到鎮上郵局把捐款全部匯給了那位患白血病學生的家長。

又到作文課時，我要求學生以這次捐款為題寫一篇獻愛心的作文。學生們再也沒有感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個個筆頭生花，不到兩節課時間就全部交卷了。

我也當場以《愛的奉獻》為題，寫了一篇下水作文寄給報社，沒過幾天，報紙三版副刊上就刊登出來了，當我把報紙拿給學生看時，他們個個歡呼雀躍……

這次捐款，不但對學生進行了一次生動的助人為樂教育，而且啟發了我，以前學生害怕寫作文，是因為不知何處著筆，無物可寫，作文教學要與生活緊密結合起來，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學生作文才會言之有物，寫出來的作文才能生動感人。

從那以后，報紙不但成了我們師生寫作的導師，也成為師生之間溝通的橋梁和生活中的摯友。自從在報紙上發表處女作后，我的寫作激情就像火山般爆發；一年時間在國家、省、市三級報刊發表各類文章100多篇。

1999年5月，組織上把我從教育部門調到縣黨政機關專門從事新聞寫作了。后來，還是因為寫作的原因，組織上又將我從縣級機關調到市級機關工作，不久擔任處級領導，最后以二級調研員待遇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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