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6月13日電 6月12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為何唯有杜甫成“詩史”？》的報道。

　　有人曾問：唐代詩人數量繁多，浩若星辰，僅《全唐詩》就收錄了2000多名詩人的近5萬首詩，為什么只有杜甫能夠贏得“詩史”的美名？這是一個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的問題。探究杜甫成為“詩史”的內在原因，不僅可以更好地認識杜甫，而且有助于我們深入思考AI時代文學創作的理念、價值和追求。

　　早在1300余年前，唐代禮部尚書鄭惟忠就提出過類似的問題，他問史學家劉知幾：為什么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劉知幾回答，“史才須有三長”，即才、學、識。自古以來，能同時具備這“三長”的，“罕見其人”。到了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對劉知幾的觀點作了補充，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所謂史德，就是著述者的心術必須端正。前賢關于史德、史識、史學、史才的論述，為我們分析杜甫何以成為“詩史”提供了絕佳的視角。

　　這是2月23日拍攝的丙午馬年“人日游草堂”祭拜詩圣儀式。新華社記者 江宏景 攝

史德：最純粹的儒家人格

　　杜甫出生于一個士大夫家，從小受到精良的儒學教育，確立了正統的儒家理想和價值觀念。在同時代的詩人中，杜甫的儒家人格十分突出。他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和忠孝觀念，對儒家描繪的圣賢境界和升平氣象非常向往，立志成為一個像“稷”與“契”那樣的賢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然而，他卻生活在一個儒學日漸式微的時代，尤其是安史之亂后，“儒服弊于地”，過去那種儒風鼎盛，“多士盡儒冠，墨客藹云屯”的風光不再。杜甫宦游長安，仕途蹭蹬，與這種大環境不無關系，因此曾激憤地浩嘆：“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盡管如此，他從未失去儒家的信念，他在先祖的紀念碑前發誓：“不敢忘本，不敢違仁”，決心恪守“奉儒守官”的傳統，“不墜家聲”。之后，他終其一生都在按照儒家的準則生活，于己勤勉節制，于人慷慨仁慈，于家耕讀不輟，于國忠君愛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時光，他仍然對儒學抱有極大的期望，當目睹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肅穆的祭孔典禮時，他情不自禁地贊嘆：“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

　　儒家經典塑造了杜甫的人格，其中《孝經》的烙印尤為深刻。唐代奉行孝治，為了推行孝道，將《孝經》列入童蒙教育課程和科舉考試范圍。學童七歲啟蒙，先學《孝經》，再習《論語》，資質超群的孩子往往四五歲就能背誦《孝經》。杜甫少年時熟讀《孝經》，青年時又在儒家圣地齊魯地區漫游數載，“忠孝”觀念在他的頭腦中根深蒂固。按照《孝經》的經義，所謂“忠臣孝子”并不是簡單地服從君親，而是要勇于諫諍，父親、君王如有“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一定要做“諍臣”“諍子”“諍友”。而敢諫諍、好直言，正是杜甫最典型的人格特征。在朝廷他諫君，在幕府他諫主，在平時他諫友，在山野他諫民，哪怕為此下獄問罪、權貴疏遠、仕途蹉跎，他也在所不惜。

　　勇于諫諍，正是一名良史必須具備的“史德”。只有具備這個勇氣，才能做到“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懼”，而不是“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杜甫能不計個人的進退榮辱、利害得失，直擊時弊，對君王的昏聵、權貴的荒淫、邊將的驕悍、酷吏的刻剝極盡譏刺，這就是“史德”的體現。

史識：最敏銳的歷史洞察

　　通覽杜甫1400余首詩可知，他本是一個樂觀豁達、溫暖深情、風趣幽默的人，性情深處卻有一種飽含憂患的底色。追溯他一生的心路歷程，能夠發現，憂患這重底色是在他30歲后才進入心靈的。這一年，唐玄宗盛世自滿、厭政求福，改年號“開元”為“天寶”，也就是從此時起，杜甫開始為大唐的命運深深擔憂。正是這種憂患，促使他放棄自由放任的漫游生活，轉而赴長安求仕，希望規諫唐玄宗迷途知返；也正是這種憂患，讓他在擔任左拾遺時恪盡職守、犯顏諫諍；還是這種憂患，讓他在漂泊蜀地、江陵和湖南期間，“身在南藩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深沉的憂患意識，賦予了杜甫敏銳，讓他總能在別人看來司空見慣甚至醉迷其間的社會現象中，看到不祥的苗頭，捕捉動蕩的端倪，寫出《兵車行》、前后《出塞》、《麗人行》等不朽詩篇。

　　杜甫還具有令人折服的歷史意識，這一點表現在關于詩歌創作的思考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總在歷史的坐標中衡量自己的詩歌。他的歷史意識，也表現在他善用歷史經驗去觀察當世的政治社會。例如，他用開元盛世的太平作比較，尖銳批評后來的社會經濟政策；他引西漢和親的得失為警示，深入分析西南邊境的治理策略；他以東漢初年公孫述稱帝為鏡鑒，沉痛揭示藩鎮割據的歷史危害。杜甫的歷史意識，甚至影響到他詩歌的藝術風格。南宋張戒說：“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杜甫作詩善于用典，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表明他的歷史意識遠超同時代的其他詩人。深遠的歷史意識，賦予了杜甫遠見，讓他很少孤立、靜止地看待事物的發展，因而總能從“起于青蘋之末”的微風中，預見到“舞于松柏之下”的狂風。

　　杜甫的個人命運其實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他過的是一種既貴又賤、既富又貧的生活。一方面，他混跡于皇親貴戚、公卿大夫之中，在長安，“郎官叢里作狂歌，丞相閣中常醉臥”；在成都，“幕下英僚每日相隨提玉壺”。另一方面，與權貴們打交道，又難免要放下自尊，仰人鼻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橫跨權貴和平民的“兩棲”生活方式，賦予了杜甫清醒，讓他能夠在歷史的裂縫里，深刻地體悟到潛藏在盛世表象下的社會矛盾和危機。

　　杜甫的預見能力是驚人的。清人錢澄之批評他“去秦而秦亂，去梓而梓亂，去蜀而蜀亂，公皆挈其家超然遠引，不及于狼狽”，又何嘗不是他強大洞察能力的反證呢？

史學：最淵博的文史儲備

　　從其詩文的內容看，杜甫應該是唐代文史知識最淵博的詩人，這與他的家庭背景、個人稟賦和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杜氏一族，家學源遠流長，往上可追溯800年，西漢的杜周、杜延年父子是法學家，東漢的杜篤是文學名士，魏晉時期的杜乾光、杜叔毗、杜預善治《左氏春秋》。雖然相隔久遠，但杜甫的先祖們對唐代文化生活仍然有很大影響，《文選》等士子必讀書目選錄了杜篤的文章；唐代欽定的“五經”“九經”“十三經”注本中，《春秋》的注釋者就是杜預。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近體律詩的奠基者，五律號稱“初唐第一”，“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

　　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杜甫天資聰慧，“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他的學習條件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他的老師都是當時的名士，他擁有“讀書破萬卷”的圖書資源，十四五歲時就“出入翰墨場”，增長見識和閱歷，并且有機會觀摩和參與國家祭祀大典等重要禮儀活動，這是儒家教育學以致用的重要途徑。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養成了終身勤讀的習慣，無論身在哪里，無論境遇如何，他的詩句里都會出現書卷攤床、群書系船、整理書帙等情景。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杜甫一生都在行走。從20歲開始，他度過了十年漫游生活，以太湖為中心，他遍游吳越地區；以兗州為中心，他走盡齊趙大地。他的漫游，實際上是一種沉浸式的、以歷史文化為主題的游學活動，一路上，既訪求上自春秋、下至秦漢的歷史古跡、人文傳說，又飽覽大唐南北的山川形勝、出產風物；既在交游酬唱中養成了優游風雅的氣質，又在呼鷹逐獸中鍛煉了堅韌強勁的意志。30歲以后，他的行蹤遍及梁宋、兩京，更在今天的甘肅、四川、重慶、湖北和湖南等地漂泊十余年。數十年間二萬里行程，讓杜甫的見聞、知識大大突破了個人生活范圍的局限。讀他的詩，往往令人大為驚異，他的文史儲備、地理常識是如此豐富，生僻的典故，信手拈來；遠方的風土，了如指掌。同時，即使他身處僻遠、人在旅途，也能及時掌握朝廷和各個地區的政治動態、人事變化、軍事態勢和經濟狀況。

　　500年前，杜甫的先祖杜預因處理政務“無所不有”而贏得“杜武庫”的美稱。其實，杜甫胸中所藏，亦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稱其為“杜武庫”，在其先祖面前應該毫無愧色吧。

史才：最勇猛的詩歌精神

　　杜甫20多歲時寫下千古名篇《望岳》，是泰山詩中第一首脫離鬼、仙、禪主題，具有純粹審美意義的詩歌。他從年輕時就顯示出來的擺脫束縛、首開風氣的魄力，一直到老也看不到絲毫衰竭的跡象。

　　杜甫的才力，來自取法高遠、努力不懈。“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他年少時就把當時最高的文學典范作為自己超越的目標，一生孜孜以求，竭力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晚節漸于詩律細”。杜甫的才力，也來自海納百川、博采眾長。他對詩經、楚辭、漢賦、魏晉詩文爛熟于心，運用自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東下姑蘇臺”“放蕩齊趙間”的漫游經歷，暗合當時南北文學融合的潮流，使他的詩歌不僅詞句清麗、音韻婉轉，而且格局宏大、氣象開闊。杜甫的才力，還來自飽經風霜、渡盡劫波。在那個充滿動蕩的時代，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天災與人禍的交疊、苛政與戰亂的摧殘，使他的詩歌愈發呈現出沉郁頓挫、悲涼厚重的風格。杜甫詩歌的豐富性是空前絕后的，元稹說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樣的評價，即使放在今天也不過分。

　　杜甫的才力所及，使他的詩歌抵達一個緒密意深、千匯萬狀、隨心所欲的境界。他勇于復古開今，在恢復“詩經”教化功能的同時，努力拓展詩歌的表達能力；在規矩謹嚴的前提下，運用自如地開辟新路，自成一家。他創制了“以詩紀傳”的詩歌體裁；他創造了“即事名篇”的樂府詩創作方法；他創新了一種“戲題”的、以詩論詩的詩論形式；他還打破千年來的審美禁忌，突破詩、文、史的界限，在詩歌中把“議論”“敘事”“典故”“俗語”等元素用到極致。他的勇猛精神，使詩歌描寫歷史事件、承載歷史內容成為可能。明人李東陽對此有精辟論述：“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為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

　　正如劉知幾所言：“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杜甫兼具史德、史識、史學、史才“四長”，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