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我叫劉桂芬，今年六十二，老伴兒走了五年了。
那天早上，我蹲在陽臺上擇豆角，樓下的張嬸兒仰著脖子喊我：“桂芬啊，下來！我給你介紹個人！”
我手一抖，豆角撒了一地。
說實話，自打老頭子走了以后，這五年我一個人過得跟根枯草似的。兒子在深圳，一年回來一兩趟；閨女嫁到了天津，電話里頭問候兩句就掛。屋里頭靜得能聽見冰箱嗡嗡響，半夜起來上廁所，黑燈瞎火的，摸著墻根兒走，心里頭那叫一個涼。
我下樓的時候，腿肚子還有點兒打顫。張嬸兒拉著我胳膊，神神秘秘地說：“老李頭，退休教師，每月退休金六千多，老伴兒走了三年，人老實，不抽煙不喝酒。你倆搭個伴兒，擱一塊兒過，多好。”
我心里頭咯噔一下。搭伙過日子——這四個字，我琢磨了不是一天兩天了。可真要邁這一步，還是怵得慌。
第二天，我穿了件藕荷色的褂子，頭發梳得溜光，跟著張嬸兒去了公園。老李頭坐在石凳上，戴個老花鏡在看報紙，看見我來了，站起來點點頭，笑得挺和氣。
聊了沒兩句，他就開門見山：“老姐姐，我這人直爽，咱把話說前頭。你要是愿意搬到我那兒住，水電煤氣我出，吃的喝的咱AA。我那房子是學區房，將來肯定不能寫你名字，這點你得想明白。”
我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中。
茶水的熱氣熏得我眼睛發酸。我笑了笑：“李老師，您說得對，應該說清楚。”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頭堵得慌。倒不是圖他那房子，可這話從他嘴里說出來，跟防賊似的，讓我心里頭不是個滋味。
過了半個月，樓下小賣部的王姐又給我介紹了一個，姓周，開了個小五金店，老伴兒走了七八年了，比我大四歲。
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家小飯館。老周點了四個菜，一個紅燒肉，一個清蒸魚，還有倆素的。吃飯的時候，他一個勁兒地給我夾菜，嘴上抹了油，笑呵呵地說：“桂芬妹子，我看你就挺好，咱倆要是成了，你就搬過來，給我看看店，做做飯，我虧待不了你。”
我嚼著那塊紅燒肉，忽然覺得沒味兒了。
“看店、做飯”——合著我這是去當保姆兼售貨員，還不要工錢的那種？
我放下筷子：“老周哥，我兒女都不在身邊，我自個兒有退休金，三千出頭，夠花。我想找個伴兒，是想晚上有個人說話，生病了有個人端碗水。不是想去給誰打長工。”
老周臉上的笑僵住了，半天才說：“嗨，妹子你想哪兒去了……”
那頓飯，我沒吃完就走了。出門的時候，外頭下著小雨，柏油馬路上濕漉漉的，反著街燈昏黃的光。我撐著傘，走得特別慢。雨點子打在傘面上，啪嗒啪嗒的，跟我心里頭那點兒盼望，一下一下地，全給敲碎了。
第三個，是我自個兒在公園跳廣場舞認識的，姓陳，看著挺斯文，退休前在銀行上班。處了有一個多月，他對我也挺好，給我買過兩回水果，還陪我去醫院看過一次腿。
我以為這回總算遇上個靠譜的了。
那天他來我家吃飯，吃完飯坐在沙發上，慢悠悠地開口：“桂芬，咱倆歲數也不小了，我尋思著，要不你把你這房子賣了，錢咱倆擱一塊兒，到郊區買個帶院兒的小房子，養養花、種種菜，多舒坦。”
我手里的果盤差點兒掉地上。
我這房子，是老頭子生前一磚一瓦攢下來的，將來是要留給兒子的。賣了？我兒子能跟我拼命。
我盯著老陳那張白凈的臉，忽然就明白了。他比那倆還高明，話說得漂亮，可算盤珠子崩我臉上了。
我送他出門的時候，平靜地說：“老陳，這事兒，咱不合適。”
晚上我一個人坐在陽臺上，吹著風。樓底下不知道誰家在炒辣椒，嗆人的香味兒飄上來。我忽然想起老頭子還在的時候，夏天我倆也是這么坐著，他給我扇扇子，我給他剝毛豆，話也不多，可心里頭是踏實的。
人老了，找個伴兒咋就這么難呢？
不是難在沒人，是難在——人人心里都揣著個小算盤，噼里啪啦打得震天響。房子、票子、看孩子、做飯洗衣裳……誰都想找個劃算的，誰都不想吃虧。可感情這東西，一旦上了秤，就再也稱不出真心了。
我給閨女打了個電話，跟她念叨了兩句。閨女在那頭嘆氣：“媽，你要是實在孤單，就來天津跟我住一段兒。找老伴兒這事兒，寧缺毋濫。”
我嗯了一聲，掛了電話。
窗外頭，月亮升起來了，又圓又亮。我心想，搭不搭伙的，也就那么回事兒吧。一個人過，雖說冷清，可心里頭是干凈的，是自個兒的。
剩下這些年，我得為自個兒好好活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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