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案件中，行政機關否認實施強拆是被征收人面臨的困境之一。如何突破“誰主張，誰舉證”的表象，將法律規定的行政主體責任落到實處？以我曾代理的老張（化名）訴宜昌市某區政府強拆一案為例，探討一二。

01案件背景

補償決定被撤銷后的“不明”強拆

本案源于宜昌市某大橋項目建設，區政府作出了房屋征收決定，老張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圍內。因補償問題未能達成一致，區政府對老張作出了《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在訴撤銷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一案中，我發現了被告證據中的一系列問題，并在庭審中通過盤問被告的證人，深挖出了更多問題，最終該補償決定被宜昌市中院判決撤銷。

然而，就在此時，老張的房屋于凌晨突然被強拆。面對起訴，區人民政府矢口否認，辯稱其作為征收主體，已具備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條件，無違法強拆動機，并主張案件涉及刑事偵查，應遵循“先刑事后行政”原則中止審理。案件的焦點迅速凝聚于兩點：本案是否應中止審理？強拆責任應由誰承擔？

02核心法律博弈：程序選擇與責任推定

作為原告代理律師，我的核心任務在于厘清法律關系，排除程序障礙，并將法律規定的責任機制適用于案件事實。

第一，打破“中止審理”的程序壁壘。

被告援引行政訴訟法的相關司法解釋，以刑事案件尚未審結為由要求中止本案行政訴訟。我明確指出，該條款適用的前提是行政案件的審判須以其他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本案所涉刑事案件僅處于偵查階段，遠未形成“審理結果”，且偵查結果具有不確定性，不能因此無限期擱置委托人尋求行政救濟的合法權利。法院最終采納了我方觀點，認為繼續審理有利于及時解決糾紛、保護原告合法權益，符合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決定不中止訴訟。此步為案件實體審理掃清了障礙。

第二，構筑“責任推定”的實體防線。

這是本案最具挑戰性也最體現法律技藝的部分。被告否認實施強拆，公安機關的偵查亦未破案。表面看，原告似乎陷入了舉證不能的困境。然而，我們并未局限于尋找“直接證據”，而是將論證重點轉向了行政法規為征收主體設定的法定職責與法律責任。

1.鎖定法定責任主體。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市、縣級人民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的房屋征收與補償工作。區人民政府作為本案征收決定的作出機關，是法定的征收與補償工作負責主體。這意味著，在整個征收范圍內，與房屋拆除相關的一切活動，無論由誰具體實施，其法律后果的最終責任都應由這個法定的負責主體來承擔和解釋。

2.揭示強制執行的唯一合法路徑。我們強調，《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確立了“司法強拆”原則，即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內不復議、不訴訟又不搬遷的，由作出征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本案中，作為強制執行前提的《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已被生效判決撤銷，因此，被告早已喪失了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合法依據。在此情況下發生的強拆，只能是違法拆除。

3.推動法院運用責任推定規則。在法庭辯論中，我們向合議庭清晰闡釋：在征收項目中，政府是唯一有權啟動并應全程掌控拆除程序的主體。當拆除行為以“不明身份人員”實施的形式出現，且政府無法提供證據證明該行為系他人盜用其名義或完全與其無關時，基于其法定職責和其對征收區域的實際管理控制地位，應當推定其對該違法行為承擔責任。這不僅是對行政訴訟法關于被告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的深化適用，也是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被征收人合法權益的必然要求。.

03勝訴關鍵

法院的采納與判決要旨

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完全支持了我方的核心法律觀點，形成了具有典型意義的裁判邏輯：

法院首先確認了被告作為縣級人民政府，負有負責本行政區域房屋征收與補償工作的法定職責。判決書明確指出：“盡管原告提交的證據不能證明被告拆除了房屋，被告也否認其拆除了原告的房屋，但由于原告房屋被拆除刑事案件尚未偵破，《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已依法被撤銷，為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本院推定被告是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主體?！?/p>

進而，法院適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款，認定被告要拆除原告房屋必須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而被告未能提交證據證明其履行了該程序。因此，在推定被告為責任主體的前提下，該拆除行為被確認為違法。最終，法院判決確認被告強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

04辦案啟示

本案的勝訴，絕非偶然。它體現了在復雜行政爭議中，專業技術的不可替代價值：

1.洞悉法律本質，轉換舉證思路。不糾纏于難以獲取的“現場指揮”證據，而是將訴訟矛頭指向行政機關的法定作為義務和不作為的違法事實。通過論證其負有確保征收過程合法的整體責任，成功將“誰實施了拆除”的舉證困難，轉化為“為何在其負責的項目內會出現非法拆除”的問責議題。

2.精準把握程序規則，破除訴訟障礙。對“先刑事后行政”原則的適用范圍進行精準辯駁，防止案件被不當拖延，維護了當事人及時獲得司法救濟的權利。

3.善用證據組合，構建優勢心證。雖然直接證據缺失，但通過組織報警記錄、證人證言、相關協商錄音等間接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描繪出強拆行為發生與征收項目之間的高度關聯性，為法院作出推定提供了事實基礎。

對于廣大面臨類似處境的被征收人而言，本案傳遞出明確信號：即使行政機關否認，即使表面證據不足，法律也為權利保障設計了規則。要借助對法律責任的深刻理解、對證據規則的嫻熟運用以及對訴訟策略的整體把握，將法律條文上的權利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勝訴判決。在征收維權這條路上，專業的法律技術是穿透迷霧、抵達公正的強大倚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