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在孫惠芬與新時代鄉土文學創作主題研討會上，20余位專家、學者共同探討鄉土文學如何書寫人心深處的變化。 受訪者供圖

本報記者 吳丹

內容提要

從蕭紅筆下呼蘭河的悲涼，到孫惠芬對遼南鄉野的凝視,東北這片黑土地持續為中國當代文學輸送著獨特的審美經驗與精神血脈。

6月12日，大連棒棰島。由遼寧省作家協會、大連市委宣傳部主辦的孫惠芬與新時代鄉土文學創作研討會，匯聚了全國20余位頂尖文學評論家、專家、學者。這是對中國鄉土文學在當下所面臨的共同課題的集體作答：在鄉土變遷的背景下，文學如何抵達最深邃的場域——人的精神世界？

與會者達成的共識是：孫惠芬40余年的創作，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持續掘進的過程。她從描繪鄉村的外部變遷起步，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證明，真正的鄉土文學，必須是一場關于“人心深處褶皺”的書寫。

從描摹變遷到直視內心風暴

梳理孫惠芬的創作，一條從外部走向內部的深化路徑清晰可見。

1982年，孫惠芬處女作《靜坐喜床》的發表，標志著一個遼南女兒執筆為故鄉作傳的開端。此后，《歇馬山莊》讓她在文壇嶄露頭角。這部作品以細膩而有力的筆觸，記錄了城鎮化浪潮初起時，歇馬山莊里傳統秩序的松動與新舊倫理的沖撞。她筆下的鄉村，不是田園牧歌，而是新舊交替、人心浮動的活態現場。

之后，《上塘書》《吉寬的馬車》《生死十日談》等作品相繼問世，孫惠芬的創作完成了重要而自覺的藝術轉向。“從《上塘書》開始，她將村莊升格為小說核心的敘述整體，以全景式的描述為遼南鄉土注入精神力量。《吉寬的馬車》敘述的是城鎮化進程中農民的身份錯位，描寫了精神與心靈的困境，《生死十日談》則深挖鄉村社會更為隱秘的內心隱痛。近幾年的創作中，《尋找張展》和《紫山》兩部作品進一步拓寬了她的創作邊界和藝術維度。她對中國當代鄉土文學敘事方式作出創新，始終聚焦普通個體的靈魂風暴與精神成長，跳出了傳統鄉土文學的局限，構建起新的鄉土文學體系。”中國作協副主席吳義勤如此評價。

“孫惠芬的寫作是內嵌式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白燁指出了她的特質，“她不像一般作家那樣聚焦社會現象，而是寫人，明顯是向內走。”這種寫作姿態，使她從一開始就與許多同題材作家區別開來。她關心的是：當鄉村的熟人體系被現代發展沖擊，當農民離開土地奔赴城鎮，人的內心究竟發生了什么？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梁鴻鷹認為，孫惠芬是中國當代鄉土文學的代表性作家，遼南獨有的自然風貌和傳統的人文氣質構成了其寫作的穩固地基，她以女性視角為切入點，寫出了鄉土文化中的人物變化，是遼南鄉村數十年變遷的一個記錄，也是鄉土人物心靈求索的一部文學史詩。在當代鄉土文學處于不斷變革的形勢下，這樣的作品具有很強的穿透力。

多位與會者注意到，孫惠芬的創作經歷了向內掘進的轉型。她不再滿足于講述一個完整的鄉村故事，而是開始拆解故事，潛入人物的內心。這使得其筆下的人物，不再是時代潮流的被動承受者，而是擁有復雜內心宇宙的獨立個體。正如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主任岳雯所提到的，從寫“關系中的人”到寫“心靈中的人”，是孫惠芬創作中的一個關鍵轉變。《生死十日談》之后，孫惠芬的寫作不再囿于具體的關系。人仍在關系中，但思考的是一個更大的命題，開始從心靈更高的角度、從生死的角度看待每一個人。

用30年勘探人性深度

如果說孫惠芬的創作是一場持續40年對當代中國鄉土精神脈絡的探索，那么長篇小說《紫山》無疑是凝聚鄉土生活積淀打造的突破之作。作品以小見大，承載了30年的歲月變遷，于人性幽微之處展開深入解剖，精準叩問新時代農民群體的精神內核。這部入選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作品，以獨特的藝術膽識，收獲業界和廣大讀者的一致好評，成為遼寧新時代鄉土文學創作的標桿之作，也為全國鄉土文學提供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遼寧經驗和樣板。

小說講述了一個因道德禁忌而引發的罪與罰、沉淪與救贖的故事。但孫惠芬的敘述方式，徹底顛覆了傳統鄉土小說的敘事慣例。《紫山》最引人注目的結構創新，是“上卷3天，下卷30年”的時空分割。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張學昕對此高度評價：“這是一種時空的對撞，具有極強的創新性。上卷用一瞬解釋一生，下卷用一生托舉一瞬，張力拉滿。”上卷集中于三天兩夜，是濃縮的現實，在逼仄的空間里，讓背上負罪感的男女主人公與垂死的當事人之間發生即時性的沖突；下卷則用30年的漫長跨度，書寫他們如何走出精神泥沼，各自救贖，最終與自我和解。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彬彬認為，小說在處理道德與人性的復雜關系時展現了巨大的張力，最終指向了一種對人性的哀憐與悲憫，從而超越了簡單的道德評判。

“也對，也不對”——這句瘋嫂子的口頭禪，被多位專家視為解讀《紫山》精神內核的鑰匙。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監事長賀紹俊認為，孫惠芬雖沒有站在倫理的立場來一味維護倫理的合法性，但也不會偏激地將愛情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來否定倫理在現實中的作用，她只能采取一種妥協的方式，這就有了小說中的“也對，也不對”，“也對，也不對”是人們難以擺脫的命運，也是人生普遍的真相。

《中國作家》主編李云雷指出，《紫山》寫出了中國鄉村在轉型過程中的故事，雖然寫的是個體，但也是現代中國社會共同存在的場域。“里面有熟悉的中國傳統鄉村秩序，還有現代人的情感，那句‘也對，也不對’是一個高度的概括——在現代體系里可能對，在傳統體系里可能不對，所以是互相矛盾的。孫惠芬著筆于發生在遼南本土的故事，把核心的矛盾呈現出來，因此說這是一部能夠代表中國人情感的優秀作品。”

與會者一致認為，孫惠芬著力塑造獨立的鄉土女性形象，構建起女性的精神主體性。其創作細膩展現了傳統倫理與現代觀念碰撞下，個體完成精神反省和蛻變的完整過程，深刻詮釋了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精神成長之路。《文藝報》總編輯劉颋指出，“孫惠芬作品中女性主體性的建構，集中體現在以冷小環為代表的女性身上。冷小環集女兒、妻子、母親等多重身份于一身，通過這一人物的軌跡變遷，我們得以看到一個女性如何在殘破人生中孜孜不倦地建立并堅守自身的主體性。這一形象體現了孫惠芬始終如一的敘事立場，跳出了傳統鄉村女性順從的刻板人生，成為一個現代鄉土女性的典型形象。”

不僅書寫故鄉，更重構原鄉

一位作家，一方水土，40年筆耕不輟。孫惠芬用她的全部創作證明，遼南這片土地不僅生長玉米和高粱，也生長深刻而堅韌的靈魂。她從《歇馬山莊》出發，最終攀上了屬于自己也屬于中國鄉土文學的“紫山”。

歇馬山莊、青堆子……這些真實的地名因孫惠芬的書寫而獲得了永恒的生命，通過文學的方式體現了一個地域的精神坐標。作為孫惠芬的同鄉，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的感受尤為深切。他認為孫惠芬的創作體現了永不枯竭的故鄉思維，“這個思維，我覺得是一種毛茸茸的、充滿了情感的東西。孫惠芬的創作始終都保持著這樣一種聯系，一種血脈相通。她不僅是書寫故鄉，更是用她對這個世界的理解重新創造了一個文學上的故鄉，這個故鄉來源于遼南大地，也超越了遼南大地。”周立民的話，道出了文學對于一個地域文化建構的獨特價值。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執行主編崔慶蕾則系統梳理了孫惠芬創作中的“變與不變”。他認為，孫惠芬一直保有樸拙的敘事特點，這種誠實的語言風格，與她所書寫的厚重土地形成了完美的同構。

鄉土是文學的根脈，時代是創作的源泉，火熱的現實生活為鄉土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創作土壤，也是一種深情的召喚。如何在快速進程中記錄普通人的命運與情感，是每位作家需要回答的課題。作為今年規模最大的一次作家研討會，也是一次深入探討中國鄉土文學在新時代如何轉型突破的學術聚會，其核心價值就在于推動鄉土文學如何更好地回應時代的呼喚。一些與會者在發言中也提到了當前鄉土題材創作的普遍短板，有的作家對鄉土文學變遷理解有偏差，沒有專注人的精神和靈魂，而是外在的題材。“我們希望有更多精神深入、體現思想高度及藝術高度，能配得上鄉村巨變的作品，在這方面，中國當代作家任重而道遠。”吳義勤說。

真正的巨變，首先發生在人的內心。當傳統倫理遭遇現代欲望的沖擊，當熟人社會的溫情與輿論暴力并存，當農民在城鄉之間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身份焦慮與精神漂泊……這些看不見的靈魂風暴，是書寫者需要深耕的富礦。

心中敞亮，才能望見紫山。這既是孫惠芬給予她筆下人物的慈悲，也是她給予這個時代的文學箴言。在眾聲喧嘩中，她的寫作始終保持著一種沉靜而有力的向內凝視。這種凝視，讓她的作品超越了具體的地域與時代，擁有了勘探人類普遍精神困境的文學品質。對同行者而言，孫惠芬的創作路徑無疑是一盞值得凝視的燈火：它照亮的方向，始終指向人的內心深處。因為，一切的巨變，最終都要在那里找到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