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人物簡介 孫惠芬，1961年出生于遼南農村，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曾獲曹雪芹長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等。長篇小說《歇馬山莊》《上塘書》《尋找張展》分別入圍第六屆、第七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童話《多年蟻后》獲2022年桂冠童書獎和中國寓言文學第七屆金駱駝獎·白金獎。部分作品介譯日語、法語、蒙語、英語、西班牙語等。

本報記者 吳丹

孫惠芬始終將目光錨定于遼南鄉村的土地與人群。從農民到文化館創作員，再到《海燕》雜志編輯，最后成為專業作家，她的寫作不曾離開過故鄉。借研討會召開之際，本報記者對話孫惠芬，聽聽她對文學創作與鄉土變遷關系的思考。

本報記者：您曾說是遼南鄉村的“溝溝岔岔”給了您無數的故事。能否具體講講，這片土地在您生命和寫作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孫惠芬：遼南鄉村的溝溝岔岔，是我永遠讀不完的一本大書，40多年來，我在這本大書里，讀到了鄉村人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困惑、矛盾和痛苦，這里有我寫作取之不盡的營養和不斷升華的動力。

本報記者：從“歇馬山莊”到“上塘”再到“紫山”，您用文字為遼南大地命名，也讓這些地名有了文學的靈魂。在您看來，一個作家和他的故鄉之間，最理想的關系是什么？

孫惠芬：在我這里，作家與故鄉最理想的關系，是持久的凝視、傾聽、身心都在其中的體悟和磨礪。

本報記者：您的作品中始終活躍著大量的鄉村女性形象，您如何看待筆下這些女性人物的成長軌跡？

孫惠芬：對女性的關注，跟我出生在大家庭里有關。我父親不到50歲就雙目失明，奶奶和母親掌管著家庭生活，3個哥哥又都在鎮上工作，到他們結婚，我的視線里全是女人。當有一天我也結婚了，像奶奶母親嫂子們一樣移苗栽種，體會到靈魂漂泊的痛苦，我對女性由婚姻關系衍生出來的情感苦難，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本報記者：從早期的城鄉矛盾書寫，到《紫山》深入罪與罰、救贖與超越，您始終在往“人”的內心深處走。您覺得，在今天這個時代，一個鄉土作家要寫出“人的精神變化”，最大的難點在哪里？

孫惠芬：最大的難點，在于我們是否真的了解鄉村人的精神世界。站在鄉村的外部和深入鄉村內部，感受會完全不同。多年來，我無數次深入遼南鄉村，獲得大量鮮活生動的素材，《紫山》小說里好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當我站在鄉村內部，感受到精神的超越是人性的普遍存在，我才真正觸摸到鄉村現代化進程中人心的劇變。

本報記者：《紫山》里的湯犁夫和冷小環“沒有選擇出走”，而是“通過道德的力量達成與社會的和解”。這與西方文學中常見的“出走式救贖”形成了有趣的對照。您覺得，中國鄉土社會中的人，他們的精神解脫之路，是否天然帶有某種“向內求”？

孫惠芬：向內求，是中國古老文化智慧的核心，在我生活的遼南鄉村，人們深陷迷茫、經歷苦難，往往會向上蒼發出吶喊、追問：老天啊，我為什么會這樣？我無數次聽到這樣的聲音，他們如此追問因果，并沒有下文，但你卻能感受到他們沉默在虛空中的省思和懺悔。湯犁夫和冷小環就是在這種追問中走上向內求的救贖之路。對于世界文學來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獨特經驗，但小說主人公與生活和解的文化源頭，確實來自中國智慧。

本報記者：很多評論家都談到了您的“心理現實主義”筆法。《紫山》上卷用“3天”的瀕死時間展開3個人的心理空間，下卷用“30年”描摹命運的起落。為什么要選擇這樣一種近乎“極致”的敘事方式？在您看來，要抵達人物的精神深處，結構本身是否也是一種內容？

孫惠芬：結構當然是內容的一部分，小說靈感降臨之時，就因為它指向了3個人的3天和兩個人的30年，我才有了創作的沖動。當上卷有了時空的壓縮，下卷有了時空的放達，敘述張力的挑戰就格外令人著迷。

本報記者：這次研討會上，來自全國的專家、學者、評論家對您40年的創作給予高度評價。時隔8個月，從北京研討會到大連研討會，在家鄉舉辦這樣一場系統梳理您創作脈絡的會議，對您來說有什么樣的感觸？

孫惠芬：非常感動也非常慚愧。感動各位專家、學者、評論家對我40年創作的肯定和厚愛，慚愧自己沒有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正因為如此，對我以后的創作，是一次極大的激勵。通過對故土的書寫，我經歷了出走與還鄉，各位老師給了我光亮，從故土出發，我也不斷地學習和吸收各位老師的文學倫理與創作思想，并成長起來。我愿意以今天為新的起點，堅持不斷地向偉大的經典學習，向人類精神世界更深處探尋，努力寫出無愧于家鄉、無愧于時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