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5年,玄奘回到長安,隨后得到唐太宗的接見。唐太宗希望玄奘還俗做官,被拒后也沒有生氣,反而給玄奘建造了譯場,即大慈恩寺,寺內的“大雁塔”想必大家皆有所耳聞。其中,大雁塔高五層,玄奘親自督造,就是用來存放取回的657部梵文“真經”。
宋朝之后,漢傳佛教以禪宗為絕對主流,凈土宗其次(又稱蓮宗,專修往生阿彌陀佛凈土法門,白蓮教與之密切相關),其他派別影響力很小。其中,玄奘創立的教派——法相唯識宗,在中國也沒落了,當時幾無傳承,甚至可以說傳承中斷。
問題在于:歷史上聲名顯赫的唐僧西天取經,取回的657部“真經”,結果為何會沒落?其實很簡單,雖然小說中的唐僧取經,史書中的玄奘西行,是很多人的記憶,但玄奘取回的真經,中國人基本沒有要,是導致玄奘一派沒落的核心原因,而日本遣唐使將之學了回去。至于中國人為何基本沒有要,接下來簡單談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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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翻譯帶來的困境
玄奘帶回的是梵文“真經”,需要翻譯成漢文,近代翻譯西文的時候要求“信雅達”,一股腦的美化西文,就比如美國、德國、英國等的國名翻譯,那么玄奘如何翻譯呢?
為了力求原意,力求忠實印度原典、避免意偏,玄奘翻譯要求是“五種不翻”,即宗教密咒、一詞多義、中土無對應事物、遵循傳統譯例、宗教尊稱等直接使用音譯,不意譯,比如“阿賴耶識”、“末那識”。
于是,問題就出現了,玄奘唯識宗的佛經,一般人很難讀懂,非一般人也難讀懂,因為里面包含大量音譯詞語。比如,一部《成唯識論》,其中相術語就有三百多個,識有八種、心所有五十一種等之類音譯詞,此外還有密咒、尊稱等音譯詞,就導致中國人真的很難讀懂。
顯然,唯識宗的佛經,只能極少數人才能讀懂,這就必然限制傳播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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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義學習的難度
為求真經者,經過一番學習,克服了音譯問題,接下來還要面臨地獄級的教義學習,因為其理論體系龐大繁瑣。
比如,先學印度邏輯性“因明”,然后阿毗達磨俱舍論,然后瑜伽心理學理論,最后才是唯識。做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即“唯識論”相當于高數,沒辦法直接學它,只能先從小學數學學起,一步步學到高數。
因此,法相唯識宗的門徒,需學習“八識”、“三性”、“百法”等復雜名相,往往要歷經數十年的學習才能精通,才可能出師,修行門檻極高,過于脫離大眾,普通信眾難以理解與實踐。資質差一些的,可能一輩子都別想有所成就。
也就是說,大量音譯問題,疊加教義學習難度,基本上就刷掉九成九的人。唐朝時期,讀書人本就稀少,且還有大量讀書人不會出家,那么能研究法相唯識宗的還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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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義與國情相悖
玄奘取回的佛教“真經”,本質是印度文化的產物,自然與中國國情有所不同,乃至相悖。正常來說,想要在中國傳播,就要在某些方面“本土化”,就像明末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允許信徒祭拜祖先一樣。那么,玄奘是怎么做的呢?答案是力求忠實印度原典!
比如,堅持“五種姓說”,其中“無種姓”永遠不能成佛,無論怎么修行也永遠無法成佛,這應該與印度種姓制度相關,但對中國來說就不適合了。
原因有三:其一,門徒克服翻譯困境,克服教義難度,結果可能永遠不能成佛?其二,儒家有君子的道德標準,只要照做人人都能成君子,甚至還有人人皆圣之說,同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已經普及,難道還有人注定不能成“佛”?此外禪宗等主張人人皆可為佛,因此唯識宗與國情嚴重相悖;其三,不能成佛,百姓還信它做什么?
總之,法相唯識宗忠于原典,在學術上或有可取之處,但不進行本土化,注定了只能小范圍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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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治環境的變化
唐高宗李治后,是武則天掌權,但武則天是華嚴宗信徒(華嚴宗與唯知宗有些類似,都很玄奧難懂、脫離大眾),這對法相唯識宗影響不小。
華嚴宗、唯識宗等派別,嚴重脫離大眾,結果是高度依附皇家,一旦缺少皇家支持,就會極速衰落。更嚴重的是,如果皇家針對佛教呢?
公元841年,唐武宗繼位后,由于佛教寺院大規模侵占田地、隱匿人口,乃至橫行霸道欺壓百姓,于是唐武宗就開始對寺院下手,史稱“會昌滅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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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唯識宗等猶如規模龐大的大學,需要充足的經費,和大量的研究人員或教授,一旦皇家開始收回這些時,唯識宗等只能走向沒落。
相反,禪宗不立文字、不依經卷、不靠寺產,只要悟了即可立地成佛,簡單明了,人人皆可成佛,因此會昌滅佛對其不僅沒有什么影響,反而讓其在隨后成為絕對主流。與之類似的是凈土宗,“念佛往生”法門簡便易行,于是宋代許多禪師主張“禪凈雙修”。
其實,即便沒有會昌滅佛,從上述前三點可見,唯識宗等遲早也會走向沒落(即便出現某個天才繼承人也沒用,何況唯識宗后繼乏力),會昌滅佛只是加速了這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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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十國時期,中原戰亂頻發,更進一步加劇了唯識宗等的沒落。問題在于:玄奘一脈在中國沒落,中國人不要了,為何反而傳到了日本呢?上圖,日本遣唐使路線圖。
因為玄奘有一個日本徒弟,此人叫“道昭”,公元653年來到長安拜玄奘為師。在華學習七年后道昭回國,玄奘贈送《唯識三十論頌》的抄本,和一些梵文真經原文。道昭回國后創立了“法相宗”,后來日本智通、玄昉來華學習唯識學,由此玄奘唯識學就在日本傳承了下去。
或許,由于日本文化比較死板僵化,兼之社會等級森嚴,于是日本和尚就老老實實的傳承唯識學,學習玄奘一脈佛學知識,最終一直傳承至今。當然,法相宗不是日本唯一宗派,而是“南都六宗”之一,比如后來東渡的鑒真和尚,傳過去的律宗也是“南都六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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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唐僧玄奘取回的“真經”,自然有其可取之處,但力求忠于原典的原則,不做簡化和本土化的改造,最終導致學習門檻過高,既有內容上與國情相悖,又不適合平民社會力求簡單易懂的國情(比如禪宗和凈土宗就很簡單易懂),這就注定了其沒落。所以,雖然近代從日本引進唯識學,但只激起了一絲漣漪,隨后又回歸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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