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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14時34分,大連理工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于德剛老師因病醫治無效,在大連逝世,享年54歲。
消息傳來,師生愕然。有網友寫道:“一位連續多年給優秀畢業生頒發榮譽證書的副院長突然離世,給2026屆畢業生留下遺憾。”
54歲,對于一個學者來說,正是經驗與精力兼具的黃金年齡。而對于一位深耕學生工作數十年的教育者來說,還有無數個畢業季在等著他頒發證書、送出祝福。
可他再也等不到了。
有即將入學的準博士生發文回憶:于老師本科是動力工程系渦輪專業,碩士轉向思想政治教育,留校后一直扎根學生工作,管過研究生招生、黨建、就業、心理……“他不是算法大牛,但是學院里最懂學生、最關心學生成長的‘大家長’。”
這不是孤例。
就在同一天——6月12日,江西財經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榮莉教授也因病去世,年僅55歲。學院工作人員透露,榮老師患病多年,一直在接受治療,卻始終沒有放下教學和科研。
往前不到一個月,5月27日,西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原院長寧應之教授因病逝世,享年63歲。彌留之際,他還在病床上一條條回復學生的消息,事無巨細地交代論文、答辯、就業事宜。到最后,他只留下一句話:“寧老師估計是顧不上你們了。”
再往前,2025年10月,湘潭大學37歲的博導劉昊霖突發疾病去世——評上教授還不到一年。去世前一天下午,他還在給本科生上課、劃重點。
2025年3月,浙江大學48歲的求是特聘教授劉永鋒在出差參會時突發腦溢血,搶救40多天后離世。他的遺孀在公開信中寫道:拿回他的工作電腦后,“復原了他近一年觸目驚心、近乎瘋狂的工作時長”——法定工作日183天,他實際工作了319天。
這些名字背后,是一個正在被加速消耗的群體。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5年12月6日,當年已有68位中青年學者不幸逝世。2024年,62歲以下逝去的學者有41位,最小僅31歲。
有研究數據顯示,高校教師平均每周工作時長高達51.64小時;重度過度勞動者占比達到50.81%。《中國高校教師健康白皮書》顯示,45歲以下教師群體中,78%存在慢性疲勞綜合征,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率比普通職場人群高出40%。
凌晨兩點的實驗室燈光、周末無休的備課、體檢報告上密密麻麻的異常指標——“忙完這陣再看”成了多少學者的口頭禪。
可“這陣”永遠忙不完。
課題申報、論文發表、職稱晉升、教學評估、帶研究生……每一項都是硬指標,每一項都等不得、拖不得。在“優績主義”的驅動下,學者們被裹挾進一場沒有終點的競賽。他們大多出身平凡,憑借不懈的努力躋身學術殿堂,深信“付出必有回報”——卻在不知不覺中,用健康兌換了那些看似光鮮的成就。
于德剛的履歷普通卻不平凡:1994年本科畢業于大連理工大學,工作多年后在職攻讀碩士,此后一直扎根學生工作一線。他不是學術大牛,沒有成千上百篇SCI,但他是一個學院里不可或缺的“大家長”——管學生、管黨建、管就業、管心理,事無巨細。
這樣的老師,恰恰是最容易被忽視的。
我們習慣謳歌“帶病堅持工作”的奉獻精神,習慣贊美“鞠躬盡瘁”的職業操守。可當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在壯年之際猝然離場,我們是否該停下來想一想:
這份職業,真的需要以生命為代價嗎?
沒有任何一項工作、任何一個頭銜,值得用健康去換。54歲的于德剛走了,37歲的劉昊霖走了,48歲的劉永鋒走了……他們留下的,是未竟的事業、未完的論文、未帶完的學生,以及永遠無法彌補的家庭缺口。
我們需要改變。
高校需要改革評價機制,讓學者不必在“非升即走”的焦慮中透支生命;需要建立真正的健康保障體系,讓“過勞”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需要讓每一個教育者都能堂堂正正地說一句——“我累了,我需要休息。”
而對于每一個正在高壓中前行的學者,也想說一句:
你的健康,比任何一篇論文都重要。你的生命,比任何一個頭銜都珍貴。
于老師,一路走好。
愿天堂沒有考核,沒有項目,沒有熬不完的夜。
愿每一個還在崗位上堅守的學者,都能被看見、被珍惜、被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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