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副校長 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黃發有 為《文學現場》題詞

俯首的魯迅

◎李木生

俯首的魯迅是美的，在女性面前俯首，在孩子面前俯首，更在母親面前俯首。

在北京時，魯迅有一個習慣：出門、回家總要到母親跟前稟報一下，比如從外面回到家，先要到母親的房間順眉和悅地說一聲“姆媽，我回來哉”。魯迅喜歡甜點，常常地從外面買回家來，回到家總是先讓母親挑選，再讓夫人朱安挑選，剩下的才放到自己的“老虎尾巴”。出“老虎尾巴”到堂屋，桌前隔扇上有一幅中國畫，畫著六歲早夭的他們的四弟椿壽。周作人曾為四弟作小傳：“生而靈警……性孝友奇杰。三四歲教之唐詩，上口成誦，能屬對，皆出人意表。教又能搦管作字，奇勁非常，人見之皆以為宿學者所書也。以是人咸以大器期之。”母親思兒至痛，魯迅便與周作人請紹興名畫師葉雨香畫了四弟像，一直陪伴了母親45個春秋。能看書，還新潮的母親，雖不能完全理解長子的抱負，心總是相通的。女師大風潮與“三一八”慘案中，母親雖知兒子面臨著的危險，卻更加堅定地與兒子一起站在受壓迫的學生一邊。

事關母親，魯迅并不新潮，也不免俗，總是以一顆誠樸的孝心往母親的心坎上做事。比如1916年7月13日是母親的六十大壽，魯迅不僅早早地捐了60塊銀圓給金陵刻經處刻印《百喻經》，提前寄家60元安排壽誕事宜，還于當月3日“歸省發程 ”。日記就記著這種隆重與謹嚴：7日“晨到家”，11日“午后客至甚眾”——當是商量安排慶壽活動。13日：“晴。舊歷十一月十九日，為母親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調 ’。”母親喜愛，便將平湖調的演員專門請到家中為母親演唱，難怪被許廣平贊為“母親最為欣慰的一天”。至翌年1月7日“夜抵北京正陽門”，魯迅為母親慶壽在老家整整歡聚了36天。壬寅之夏，我在西三條21號的后院里偎著魯迅當年栽下的榆葉梅與那兩株紫丁香白丁香，想象當年的魯迅，一定是首先想到了母親的喜歡花木才歡喜地植下。

魯迅固然說過：“然而我已經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親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壞下去，常聽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親竟學了郭巨，那么，該埋的不正是我么？”（《二十四孝圖》）當他自感來日苦短，卻又百事叢脞，譯著時少的時候，也會將對母親的思念淡開一時。如1935年3月19日致蕭軍信，“這幾天在給《譯文》譯東西，不久，我的母親大約要來了，會令我連靜靜的寫字的地方也沒有。中國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煩，就是一個人關系太多，許多時間都不是自己的”。

但是，從根本上講，魯迅正是一個真正的孝子，從他對母親的愛與理解，我們看到一個“孝”字是可以這樣書寫的。父病母愁，全仗還未成年的魯迅為母分憂，抓藥請醫跑當鋪；父死母單，又是老大的魯迅替母親撐起家庭棟梁，去南京，赴日本，走新路。等到母親為他娶來并不相愛的朱安，魯迅知道不能傷了母親的面與心，循規蹈矩，苦水全吞在自己肚里。不能相愛，始終不吐惡言，甚至在與許廣平相愛生子之后，也維護著朱安“夫人”“大太太”的局面，除了尊重朱安的人格、理解朱安的不易之外，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對于母親的愛護與敬重。“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魯迅自傳》），這樣重大的決定也是因為母親。

與二弟鬩墻永訣，母親搬出八道灣11號寬敞的庭院而遷入窄小的西三條21號，雖有跟隨長子的因素，但大半還是對于長子的愛與信任。1925年4月11日魯迅致趙其文信“而我有一個母親，還有些愛我，愿我平安”，并說到自己對于母親的感激等。10年之后，魯迅又在給蕭軍的信里說到母親的愛：“前一輩看后一輩，大抵要失望的，自然只好用‘笑’來對付。我的母親是很愛我的，但同在一處，有些地方她也看不慣。”這里用了一個詞“很愛”，還有一個“笑”字，是用來對待母親“看不慣”時的態度。

魯迅終于離開北京遠去南方，既有上了黑名單規避風險的因素，也有離開朱安追救許廣平之愛的原因。但離開母親還是讓他思念與牽掛，分別于1929年5月13日至6月5日與1932年11月11日至30日，兩次離滬返京探望母親。以魯迅的影響，當然要會客與講演，但他最重要的還是作為一個兒子與母親的親情與家常。1929年5月15日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家里一切如舊，母親精神形貌仍如三年前，她說，害馬（許廣平）為什么不同來呢？”——對于母親身體的康健與母親對于許廣平的接納，洋溢著欣慰與溫馨的語調。兩天后的17日給許廣平的信，簡直就是欣喜與幸福了：“午前，我就告知母親，說八月間，我們要有小白象了。她很高興，說，我想也應該有了，因為這屋子里，早應該有小孩子走來走去。”等到白莽、柔石他們被捕被殺，北京的母親也為兒子被捕的傳言“急得生病了”，那句“夢里依稀慈母淚”的詩句，正凝結著生死相依的母子深情。當魯迅將珂勒惠支的木刻《犧牲》送去《北斗》雜志發表的時候，當是同時想到了自己與自己的母親。

大處，關節處，當然重要。但是真正看懂人的心，最好的途徑還是在大量的細微處，而書信正藏著這樣大量的細節。從《魯迅日記》，我們知道魯迅與母親來往信件271封，“得母親信”151封，“寄母親信”120封。現在只存有1932至1936年魯迅寄給母親的50封信，其他都遺失了。但是僅這50封，就已見證著魯迅的孝道，通過魯迅的孝道，更感覺到這些信件的彌足珍貴。

這些信沒有客套，全是母親愛聽想聽的干貨。

最細致入微的是說到他們的“小白象”海嬰，魯迅知道這是最能觸動母親心弦的地方。細說出疹子：“海嬰疹子見點之前一天，尚在街上吹了半天風，但次日卻發得很好，移至旅館，又值下雪而大冷，亦并無妨礙，至十八夜，熱已退凈，遂一同回寓。現在胃口很好，人亦活潑，而更加頑皮，因無別個孩子同玩，所以只在大人身邊吵嚷，令男不能安靜。所說之話亦更多，大抵為紹興話，且喜吃咸，如霉豆腐，鹽菜之類”（1932、3、20）。向母親訴訴甜甜的苦：“惟每晚必須聽故事，講狗熊如何生活，蘿卜如何長大等等，頗為費去不少工夫耳”（1933、11、12）；“海嬰仍不讀書，專在家里搗亂，拆破玩具”（1933、12、19）。還向母親告狀：“海嬰……議論極多，在家時簡直說個不歇。動物是不能給他玩的，他有時優待，有時則要虐待，寓中養著一匹老鼠，前幾天他就用蠟燭將后腳燒壞了”（1934、6、13）。當然要忍不住地夸贊：“良心也還好，好客，不小氣，只是有時要欺侮人，尤其是他自己的母親”（10、20）“他的身材好像比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舊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底細的人，都猜他是七歲”（11、18）。事無巨細詳細匯報：“海嬰仍然每日往幼稚園，尚聽話。新的下門牙兩枚，已經出來，昨已往牙醫處將舊牙拔去”（12、4）；“他考了一個第一，好像小孩子也要擺闊，竟說來說去，附上一箋，上半是他自己寫的，也說著這件事，今附上。他大約已認識了二百字，曾對男說，你如果字寫不出來了，只要問我就是”（1936、1、21）。兒子“擺闊”，父親不是也存在向自己的母親炫耀的嫌疑嗎？這是兩個兒子的天真：魯瑞的兒子與魯迅的兒子。

想兒念孫，既然不能相見，照片當是母親特別盼望的了，這50封信里，就有8次專門談到照片。1932年7月2日的信，就附著上海一家三口的小照，“附上照片一張，是我們寓所附近之處，房屋均已修好，已經看不出戰事的痕跡來，站在中間的是害馬抱著海嬰，但因為照得太小，所以看不清楚了”。1934年8月31日信又說到照片，“海嬰這人，其實平常總是很頑皮的，這回照相，卻顯得很老實。現在已去添曬，下星期內可寄出”。這年的10月30日，則接到母親寄來的照片，兒與孫都有些雀躍，“這張相照的很好，看起來，與男前年回家的時候，模樣并無什么不同，不勝欣慰。海嬰已看過，他總算第一次認識娘娘了”。

特別是自己，作為母親的長子，一個擔著重擔又常常生病的兒子，既是母親最大的依靠與驕傲，又是母親常常的牽掛。會常常說到自己的身體與病，如眼花了要戴眼鏡，光是胃疼就細說過多次，甚至小到傷風都要向母親匯報。1934年11月18日的信終于說到病倒的事：“男因發熱，躺了七八天，醫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現在好起來了。大約是疲勞之故，和在北京與章士釗鬧的時候的病一樣的。賣文為活，和別的職業不同，工作的時間總不能每天一定，閑起來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睡覺，而且就是不寫的時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勞的。此后也很想少做點事情，不過已有這樣的一個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縮，正如既是新臺門周家，就必須撐這樣的空場面相同。”用新臺門周家撐場面作比喻，用風趣減輕母親的擔心，又讓母親形象地了解自己兒子所負的責任。向母親述說疾病的次數越來越多，直到1936年9月3日信，才沒有保留地對母親兜底說出：“男確是吐了幾十口血，但不過是痰中帶血，不到一天，就由醫生用藥止住了。男所生的病，報上雖說是神經衰弱，其實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經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灣趕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釗鬧后的一回，躺倒過的，就都是這病，但那時年富力強，不久醫好了。男自己也不喜歡多講，令人擔心，所以很少人知道……肺病是不會斷根的病，全愈是不能的，但四十以上人，卻無性命危險，況且一發即醫，不要緊的，請放心為要。”9月22日，很快就要離開這個世界與自己年邁母親的魯迅，還在信中向母親報告“有時還要發低熱，所以仍在注射”。

在母親面前，魯迅始終是個孩子。一生常要面對冰冷而又詭譎的世界，只有在母親面前才可以讓長期繃緊的心松弛下來，訴訴苦與累、病與痛，甚至可以撒嬌一樣地讓心軟成春水。還有更深的一層：作為學醫懂醫的人，反復的病，魯迅一定知道自己會走在母親的面前。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的早夭，已經在母親的心上留下過傷痕，況且又中年喪夫。如果她所最愛的長子早她而去，將會是災難性的打擊。愛著母親的魯迅，在為母親的以后著想，他要預先將自己將要消耗殆盡的身體與病情，一點點地告訴母親，讓她提前有一個精神上的過渡與準備，才能度過天塌地陷般的災難。

讓人感慨系之的，還有魯迅為母親買書，也是50封信中的重要內容。這樣的時候，不管是什么流派，只要母親喜歡，那就一個字：“買！”1934年5月16日信：“三日前曾買《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張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書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過，不知內容如何也。 ”讀到此處，啞然失笑，分明自己不喜歡，卻還是給母親買，而且一買就是15本。這年9月16日信：“張恨水的小說，定價雖貴，但托熟人去買，可打對折，其實是不貴的。即如此次所寄五種，一看好像要二十元，實則連郵費不過十元而已。”不僅慷慨地買，還怕母親疼錢，認真地說著買書的便宜。

只要是母親需要知曉的，魯迅總會想到，都在盛放在書信里。比如與三弟周建人同在上海，明知三弟也會與母親通信，卻還是幾乎封封信都會或多或少地提到“老三”。1934年8月12日的信，信息量大，直接講到了三弟兄的關系：“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里的辦公時間太長，所以頗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灣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價，每月只是貴起來，因此生活也頗窘的。不過這些事他絕不肯對別人說，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現只每星期六請他吃飯并代付兩個孩子的學費，此外什么都不幫，因為橫豎他去獻給八道灣，何苦來呢？八道灣是永遠填不滿的。”這是毫無遮攔的訴說，也是知道母親與他站在同一立場時的暢所欲言，同情三弟，自己對三弟的幫助與局限，以及對于“八道灣”奢華的不滿。

事無巨細，又面面俱到，50封信猶如百寶箱，難怪母親會常常再翻重看。母親牙疼，就在多封信中反復叮囑，并給出解決辦法，“大人牙已拔去……惟此后食物，務乞多吃柔軟之物，以免胃不消化為要”（1935、12、4）；老家修墳，魯迅不僅及時寄去錢，還詳細地向母親匯報進展情況，并囑咐母親別去八道灣要錢免得“淘氣”；對母親多有幫助的宋紫佩生日，魯迅也想到并告訴母親已經寄去10元賀禮；“醬雞及鹵瓜等一大箱，今日收到，當分一份出來，明日送與老三去”（“1936、1、8信）。在母親面前，就連天氣魯迅也是津津樂道，如1934年春、冬都有“天氣預報”：“上海本已和暖，但近幾天忽又下雨發風，冷如初冬，仍非生火爐不可。惟寓中均安，可請放心”（3月29日）；“上海總算是冷了，寓中已裝火爐，昨晚生了火，熱得睡不著，可見南邊雖說是冷，總還暖和，和北方是比不來的”（12月6日）。

魯迅的死，是母親有生以來遭受的最大的打擊。記者來，她不哭，外人走她卻腿抖得不能行走。床頭兒子照片成了她夜間的陪伴，還有那些一封封的來信，一遍遍地展開重讀。并將所有的報道，都一一收集閱讀。頭七那天，母親終于放聲慟哭，淚水也就打濕了這些這些一筆一劃寫來的信。這些信，也就陪著母親又度過了7個春秋，直至母親85歲離開這個人世。

仔細品味這50封寄母書，不僅字跡都比給其他人的信規整好看，字字都帶著俯首的溫情，連信紙也講究，用些印有蘭花的箋紙。也許，這封信也代表著魯迅，他并不是冬天凜冽的風雪，而是能夠催促萬物發芽生長的春風。

那位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于1948年2月18日的許壽裳曾說過：“魯迅的偉大，不但創作上可以見到，就是對待其母親起居飲食，瑣屑言行之中，也可以見到他偉大的典范。”我倒覺得，無需用“偉大”，魯迅就是一個俯首好兒子，是魯瑞的，也是中國人民的。

2022年10月20日星期四寫成于山東濟寧

（本文刊發2022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

李木生簡介：山東省散文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講師團專家，濟寧散文學會、淄博市散文學會名譽會長。發表出版散文作品近300萬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學》《當代》《十月》《大家》《鐘山》《花城》《隨筆》《新華文摘》等刊物重點推介，并入選《三十年散文觀止》、《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散文卷》、《新中國散文典藏》、《中國百年散文》等二百余部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