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土耳其記者埃杰·泰梅爾庫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感受到“家”的重要性。“家”的觀念正處在當今世界許多沖突的核心。

4年前，土耳其作家埃杰·泰梅爾庫蘭躺在德國漢堡一家診所的擔架上，手臂上插著輸液針。經過6年高強度的工作和奔波，她的身體終于發出了強烈抗議。她在新書《陌生人的國度》中寫道：“我現在知道，我必須說出來。我害怕如果不說，我真的會病倒。而當一個人無家可歸時，是病不起的。”這本書入圍了2026年英國女性非虛構作品獎短名單。

事實上，在此前幾年里，她并非沉默無聲。她先后出版了兩本廣受好評的書：《如何失去一個國家：從民主走向法西斯主義的七個步驟》和《一起：反對冷酷世界的宣言》。她也在西方各地的公開場合不斷發出警告：這就是土耳其發生過的事，你們必須確保它不要也發生在自己身上。

嚴格說來，她也并非真正“無家可歸”——她住在柏林。但在泰梅爾庫蘭這里，“發聲”和“家”都指向某種既具體又宏大的東西。《陌生人的國度》提出，“家”的觀念，以及這一觀念所承載的情感，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但隨著埃爾多安不斷收緊控制，她的處境也越來越危險：死亡威脅、暴力威脅，以及一封封“逐分鐘匯報我生活”的郵件，意在讓她知道自己正被嚴密監視。

她和同事們起初以玩笑應對這一切。“后來，我們的朋友赫蘭特·丁克被殺了。就在前一天，我們還在開玩笑，互相比誰收到的死亡威脅更離譜。”赫蘭特·丁克是一名亞美尼亞裔土耳其記者，2007年1月19日遭一名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槍殺。

2016年11月6日，她在克羅地亞薩格勒布給母親打電話，告訴對方自己不會回去了。“那通電話只有一分鐘，其中一半是沉默。但就在2016年那個秋天，這一分鐘足以讓我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人。”那一年，她43歲。

“我厭惡講述這個故事。”《陌生人的國度》開篇僅7行，她就這樣寫道。這個故事讓她“在政治上、道德上、情感上都感到難堪”。她擔心自己會顯得“又一個哀訴、索求承認的流亡者”，也厭惡這個標簽所帶來的物化和疏離。

這不僅僅因為她面對的讀者變了。英語也是她壓抑自身情感的一種方式。“我經歷的事情非常復雜。”她在巴塞羅那一處租住的房子里接受視頻采訪時說。她當時與伴侶暫住在那里，望向窗外一所中學，學生們正被擴音器里歡快而高聲的指令驅趕著行動。視頻畫面里，她吐出的煙霧在屏幕前緩緩卷起。

她說，自己當初決定搬去薩格勒布時，在那座城市只認識一個人。她在機場看到一塊廣告牌，上面寫著：“為什么是薩格勒布？”

“后來我住在那里時，人們總是這樣問我，意思是：像我這樣的人，為什么會去薩格勒布？”她說，“也就是說，為什么不是倫敦或柏林。而這恰恰就是我留下來的原因。”

“我想獨自待著，真正弄清這些年到底發生了什么。人們為什么、又是怎樣放棄那些本該支持的人。很多人以為法西斯主義就是一群壞人突然出現并接管一切，但不是那樣。它是由無數次縱容累積而成的。尤其當你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都經歷這種縱容時，它會以一種幾乎無法承受的方式擊碎你的心。我想，我必須處理這種心碎。順便說一句，我花了10年，才終于把它稱作‘心碎’。”

她還必須面對自己離開前所見到的一切。作家潘卡杰·米什拉最近對她說，他注意到她在公開場合總是從2016年講起。“你從來不講前面的那些。”她現在這樣轉述。那些“前面的那些”，包括她報道地震后的廢墟，采訪一位為了避免女兒遭受更殘酷“榮譽謀殺”而選擇開拖拉機碾過女兒的母親——“她當然已經瘋了”——以及記錄“人們如何為了故事而彼此殺戮”，而那些故事通常是民族主義敘事。

說到這里，她發出一聲極度厭惡的嘆息。“我當時對米什拉說：‘我不會把這些講給西方人聽，因為他們會受不了。’”

她笑了起來：“這句話是我借用齊科——《陌生人的國度》中的一位受訪者——的話。確實會讓人受創。而且每次我講出來，都覺得不真實。我也不喜歡別人看我的那種眼神。我會變成一個被觀察的對象。”

她覺得，如果用土耳其語寫作，會“情緒太重”。她想“只做一個大腦，僅僅是一個大腦”，而英語帶來的語言距離恰好能做到這一點。她拒絕聽土耳其音樂，也不與土耳其人來往；她不停地寫，不停地說。直到最后，她進了診所。

《陌生人的國度》中有一個片段：在那次就醫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她試探著走進柏林的土耳其人聚居區，終于喝上了一杯土耳其咖啡。世界并沒有因此崩塌，反而變得稍稍完整了一些。而這正是她想表達的轉折：關于國家的敘事，迫切需要被重新講述。

個人即政治。更具體地說，情感即政治。泰梅爾庫蘭認為，在這個越來越多人感到“失去家園感”的世界里，這一點尤其如此。有人是真的被迫離開家園；有人身處戰爭之中；有人則是因為政治地基在腳下移動，已經認不出自己所生活的國家。

還有人因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工作，因為生活成本上升把自己從熟悉的生活中擠了出去；也有人因為氣候危機正在改變天氣和地球面貌，而感到失所。她認為，左翼若忽視這一點，將付出代價，尤其是因為右翼顯然沒有忽視。

過去5個月里，泰梅爾庫蘭大部分時間都在為新書巡回宣傳。她說，在每一場活動的聽眾中，至少都會遇到一位“美國流亡者”。

“這些人開始把自己稱作流亡者。他們說：‘我離開美國，是因為我感到自己受到威脅。我覺得那里已經不是我的國家了。’說著說著，他們的聲音就開始發抖，因為他們剛剛進入這個處境。我會開玩笑逗他們笑，比如說：‘歡迎加入俱樂部。’”她說，許多德國人也有同樣的感受。

“那些寫作、思考和發言的人，如今承擔著一種新的道德責任。我們不僅要理解和分析，還必須關心此刻人們的感受。”她說，“孤獨、恐懼、焦慮、不確定，這些情緒都會帶來政治后果。而今天，這些后果正被某些激進政治力量利用、工具化、組織化、動員化。他們從一開始就在做一件事：把情緒管理演示到了極致。”

“每當我把土耳其和歐洲國家相提并論，人們就會生氣。但我主要這樣做，是因為我不希望人們像我們那樣失敗，不希望他們犯同樣的錯誤。我們經歷過那種傲慢——而那種傲慢讓我們失去了自己的國家。”

她對那些要求她界定“法西斯主義”、并暗示她所說的其實只是“強勢統治傾向”的人很不耐煩。她反問對方：“你們為什么不把它叫作法西斯主義？”

她認為，原因有幾個。第一，許多西方人相信，“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不可能出現法西斯主義”，而這種觀念在柏林墻倒塌后被當作一種天然事實確立下來。第二，是出于尋求安慰的心理：如果按照嚴格的歷史定義來理解法西斯主義，就可以把它裝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盒子里，然后把蓋子蓋上。第三，則是純粹的恐懼：“我們不可能變成那種瘋狂的國家。”

但她說，最根本的還是責任問題：“一旦你把它叫作法西斯主義，你就必須采取行動。”如果你把它叫作強人政治、右翼民粹主義，你就可以往后一靠，把這種政治現象當作一時興起：人們只是暫時失去理性了，他們會投票給這些領導人，嘗過味道之后，一切就會結束。”

“我擔心的是，如果奈杰爾·法拉奇上臺——如果他真的上臺——當特朗普出現在倫敦，當賈里德·庫什納帶著他那些新的幻燈片方案來談，我不知道，比如英國國民保健制度，人們可能仍然覺得自己必須拿這些事開玩笑，才能讓自己感到安全。”

采訪者提到，自己上個月曾跟著湯米·羅賓遜“聯合王國”游行走過一小段路，當時想到，許多參與游行的人之所以會在那里，可能正是因為一種失落感，或即將失去某種東西的感覺——失去一個可辨認的家，失去一個可能實現的未來。盡管這種情緒是通過圣喬治旗和十字軍旗幟表達出來的，而且對任何長得不像游行者的人來說，都顯得帶有攻擊性、排斥性和威脅性，但這并不能抹去那種失落感本身。她的書里較少談及這一點，更多聚焦于進步派、偏左人群的失落。

“我不是那種會說‘哦，我們應該始終保持對話’的自由派。”泰梅爾庫蘭回應說，“當法西斯主義出現時，我們就應該認出它。你不會去和它對話。你只會反抗它。就是這樣。但另一方面，我認為，‘家’之所以處在當下時代精神的核心，是有幾個原因的。我因為法西斯主義失去了家，但那些害怕失去家的人，也正在把這種‘失去家’的恐懼武器化，用來建構法西斯主義。‘家’正處在這一切爭論的中心。”

泰梅爾庫蘭認同艾麗絲·默多克的看法。默多克在《善的主權》等書中曾提出，關注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行為，真正的、謙卑的、開放的關注，是關懷的本質。泰梅爾庫蘭承認，自己身上那個強硬記者的部分，甚至會為說出這句話感到尷尬，但她仍然認為，關注就是人類之愛的本質：“我覺得，關注意味著在場，而不是盯著一個處境看。是進入現實，而不是站在一旁觀察現實。”

這意味著，要把注意力投向所有人，而不只是某個特定政治部落的人；不要按照某種國家敘事，把人區分為內部和外部；要愿意面對其中的混亂與復雜，并且認真努力去看清，我們彼此共有的東西到底有多少，而不是只盯著那些把我們分開的東西。“是的，我們來談失去家園感，但讓我們從人類之愛的角度來談。”

她說，最近幾個月她明顯感覺到，“當我開始沿著這個方向、用這種語氣，在政治語境中談論人類之愛時，人們會眼眶發紅。真的，我見過很多人哭。這不是因為我突然有了什么深刻啟示，而是因為他們太疲憊了。他們已經疲憊到一直處在生存模式里：‘我什么都不去感受。我不允許自己變得脆弱。’”

對泰梅爾庫蘭來說，政治從來不是客廳里的游戲，不是討論完觀點后“大家各自回家”的事情。政治關乎道德：“你的政治選擇也是一種道德選擇。正是它決定了你是誰——說得直接一點，你究竟是一個好人還是一個壞人。”

“從現在開始，我們的政治詞匯不會再那么溫和了。我們很快就不得不談論犧牲。”她補充說，“加沙在這個意義上是一場實驗。你愿不愿意犧牲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社交環境？這個問題已經被拋給了我們。有些人回答對了，有些人沒有。但接下來，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廣、更深，它會把我們所有人都卷進去。”

每年夏天，泰梅爾庫蘭一家都會在愛琴海的一座希臘島嶼上相聚。她的兄弟一家從美國趕來，父母則從土耳其出發。她寫道，這不是那種“通常會作為旅游廣告目的地跳進你郵箱”的地方，而是萊斯沃斯島上的一個村莊。那座島曾設有如今已經關閉的莫里亞難民營，它一度是歐洲最大的難民營。他們選擇萊斯沃斯，是因為那里方便她父母抵達。

在那一周里，他們會刻意盡量不談沉重的話題。但這并不容易，因為天氣晴朗時，他們隔著海灣就能看見土耳其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