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協約國方面決定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開解決一戰戰后問題的會議。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對這一和會抱有較大期望，希望能收回中國過去喪失的一部分國權。司法部曾就收回領事裁判權問題急電各省，征求意見。各界人士也紛紛為中國的與會方針獻計獻策。就連此時在中國政治中早顯落伍以致竟曾涉身張勛復辟鬧劇的康有為，也為這樣一個機會的到來而激動不已，提出中國應通過這次和會爭取廢除庚子賠款、收回租借地、廢除二十一條、改訂關稅、取消治外法權等建議。

1、巴黎和會的期待

中國的外交官們為參加這一和會也做了不少準備。駐美公使顧維鈞還在戰時即在中國駐美公使館內建立了一個研究小組，收集各種有關資料，對戰后中國可在和會上提出的問題進行研究。顧維鈞認為，中國一直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會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向各國鳴不平，以爭回某些失去的權利”的非同尋常的有利時機，中國應該“借此謀求某種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對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所遭到的慘痛后果加以改正”。

中國不僅可以在會上提出與歐洲列強訂立的不平等條約，還可以提出日本在大戰期間強迫中國訂立的各種條約。顧維鈞將研究小組的報告書陸續發往國內，建議政府應及早加以考慮。

1918年12月，徐世昌在其總統府內設立了由政界知名人士組成的外交委員會，以就中國參加和會的方針政策及措施向總統提出建議。徐世昌在該會成立時發表的演說中稱，巴黎和會“將確定國際間將來之一切局面，解除國際間一切易生危險之要點，是國際間將開一新紀元”，“吾國國民深幸有此次參戰，不能不希望于此次和議之結果”。

此外，一些非官方的組織，如國際聯盟同志會、國民外交協會等組織也紛紛成立，圍繞著中國外交而展開活動。中國政府向和會派出了有50多人的代表團。外交總長陸征祥為首席代表，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及駐比公使魏宸祖為正式代表。代表團并有五名外籍顧問。國內各黨派的領袖和要人也云集巴黎觀察和會。其中有國民黨的汪精衛、張靜江、伍朝樞等，有研究系的梁啟超、蔣方震、張君勱等，有舊交通系的葉恭綽等。

北京政府為代表團規定的任務是：

一、收回戰前德國在山東省內的一切利益，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繼承；二、取消“民四條約”的全部或部分；三、取消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殊權益，如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四、結束德、奧等戰敗國在華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顧維鈞在離開華盛頓前往巴黎之前，向美國總統威爾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綜述了中國對和會的希望，以期在會上獲得美國的支持。

該備忘錄內容包括：

一、今后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應建立在平等原則的基礎上；二、中國的主權與獨立應受到簽約國之尊重；三、辛丑條約即使不完全廢除，也應予以修正。

該備忘錄要求撤走北京外國使館衛隊和北京山海關鐵路沿線的外國駐軍。中國將進口稅提高到12.5%，作為廢除厘金的交換條件。在此之前，先將外國物品的稅率切實提高到5%。威爾遜在會見顧維鈞時，對此表示了同情的態度。威爾遜反復闡述了他在“十四點宣言”中提出過的原則，表示他打算通過建立維護世界和平的組織來創立新秩序，希望中國在和會上支持建立國際聯盟。

顧維鈞到達巴黎后，與先期抵達的施肇基討論了中國代表團的行動計劃，并草擬出一份應該提與和會討論的問題清單。

清單開列了以下七個方面的問題：

（1）“二十一條”和山東問題；（2）歸還租借地；（3）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4）歸還在華各地租界：（5）撤走外國軍隊；（6）取消外國在華設立的郵電機構；（7）恢復中國關稅自主。

顧維鈞和施肇基等人并分頭進行有關準備工作。然而，會議尚未正式開始，有關跡象即已顯示出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將處于艱難的境地。給中國代表團的第一個打擊便是關于全權代表席位的分配。會議規定，協約國的主要參戰國英、美、法、意、日五國各擁有五個全權代表名額；在戰爭中提供過某些有效援助的國家，如巴西等國擁有三個代表名額；其他國家，只能擁有兩個代表名額。中國被劃入第三類國家，實際上也就是弱小國家之列。這樣的安排，無疑有損于中國在和會上的地位。而中國政府此前已任命了五位全權代表，于是，代表團只得采取向每次會議輪流派出兩位代表的做法。

1919年1月18日，和會在巴黎凡爾賽宮正式開幕。參加和會的國家有27個。除各國均有代表參加的全體大會外，和會設立了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強國的首腦和外長組成的最高會議，即“十人會”，后來又改組為由美、英、法、意四國首腦組成的“四人會”。和會的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取決于“十人會”或“四人會”，尤其是美、英、法三國。

會議的領導機構和執行機構也由這五國所壟斷。東道主法國總理克里孟梭擔任會議主席，美國國務卿藍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總理奧蘭多和日本全權代表西園寺公望任副主席，秘書長由法國人擔任，秘書由五國各一人擔任，資格審查委員由美、英、法、日各一人擔任，起草委員又由五國各一人出任。

2、山東問題的交涉

就一般法理而言，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德國是戰敗國，戰勝國收回原本就屬于自己的東西乃天經地義。然而，由于日本事實上已經強行占有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并迫使北京政府簽定了有關條約，因此，這一問題的交涉對象就不是已成落水之勢的德國，而是位居和會最高會議之列的日本。而日本代表團也把確認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作為它參加和會的一個重要目標。中國所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

1919年1月27日，日本全權代表牧野伸顯在和會上提出無條件獲得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力和財產的要求。其理由是日軍摧毀了德國在山東的基地，并一直占領至今，日本為協約國作出了相當貢獻。

而中國政府在1915年中日《關于山東之條約》中已允諾日后由日本與德國議定處理山東的權益問題，1918年中日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也肯定了日本在山東的權益。牧野并公開了1917年初日本與英、法、俄、意四國達成的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的秘密諒解。

顧維鈞當即聲明，山東問題應由中國陳述理由后再作討論。

次日，顧維鈞在會上作了強有力的答辯：

一、山東是中國的神圣領土，該地有人民3600萬，自有歷史以來為中國種族，操中國語言，奉中國宗教，山東為孔孟降生之地，被中國人民視為神圣之地，要求將該地歸還，是中國的應有權利。如竟將中國人民的天賦之權利割讓給他人，必將播下將來糾紛的種子。
二、針對日本代表提出的“兩國政府已有成約”的說法，顧維鈞指出，1915年的中日條約是被迫簽訂的，當時“中國所處地位，極為困難。此項條約換文，經日本送達最后通牒，中國始不得已而為之”。這表明達成這一條約的基礎是不合法的。而且，這一條約是由戰事所引起的。因此，在中國政府看來，它只是臨時暫行之辦法，須由和會審議解決。
三、退一步說，即使此約有效，由于中國對德宣戰，根據公法法理，中德之間的一切條約與協定已告結束，中國在對德宣戰時宣布德國所享有的權利已被取消，膠州灣及有關路礦利權已由中國收回;即使膠州灣租借條約不因宣戰而廢止，該約亦曾明文規定其利權不準轉交他國，因此中國有權要求將山東直接歸還中國。

面對顧維鈞有理有據的發言，牧野不得不作出他在27日會議上未曾作出的表示，稱日本愿把山東交還中國，但他堅持應先由德國交與日本，再由日本交還中國。顧維鈞立即表示，中國對日本代表的這一聲明深感欣悅，“但歸還手續，我中國愿取直接辦法。蓋此事為一步所能達，自較分作二步為直捷”。

顧維鈞雄辯有力的發言獲得了許多國家的同情，許多代表紛紛走來與中國代表握手。威爾遜總統和勞合·喬治首相也走過來祝賀，稱贊這一發言是對中國觀點的卓越論述。巴黎當地的報紙當天就做了報道，稱中國代表的聲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與會代表的一致贊揚。國內得知這一消息，總統、總理、外交部及其他政府要人、各省當局及有關團體也紛紛發來賀電。人們對山東問題的解決充滿著希望。

然而，人們的情緒顯然過于樂觀了。兩國間許多問題的解決，往往并不取決于公法和道理，而是取決于兩國間的實力對比，及有關國家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由于中日意見的尖銳對立，有關山東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此后，從2月至4月間，中日雙方在和會上展開了爭取多數派的工作。

盡管中國的要求有理有據，而且美、英等列強從限制日本在華勢力過快發展出發，也不贊成日本的要求，但列強還是對日本作出了妥協。其時，俄國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工人階級的革命和暴動正在向一些歐洲國家發展，這使美、英等國感到非常不安。

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議建立國際聯盟，既是為了穩定大戰后的世界秩序，也包含有抑制蘇俄革命向外發展的意圖。在這個組織中，日本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東方臺柱。威爾遜把建立國聯作為和會的頭等大事，因此日本便成為美、英要極力拉攏的對象。隨著歐洲革命形勢的日益高漲，美、英對日妥協的傾向也就不斷增強。

日本利用這一對其有利的國際形勢，采取了毫不妥協的立場。1919年4月16日，美國代表藍辛在五國會議上提出，德國在中國所獲得的租借地、路礦及各項優先權利、利益，應交還中國。但辦法上可采取先由本和會暫時接收，待中國將青島及山東省內要地按協約國另議之辦法開作商埠后，再將德國所有的權益交還中國。

日本代表牧野隨即抗議，稱中日政府對青島問題已有成約，應交由日本轉交。藍辛指出，現在是與德國訂立和約，這一問題應該在對德和約內解決，如日本認為應立即交還中國，可由和會交還，如日本代表認為應暫緩交還，則應由和會共同保留，而不應由一國獨占。但英、法、意代表對此保持沉默，會議遂停止討論這一問題。

次日，美方又提出由英、美、法、意、日五國共管德國權益的辦法，但日本代表表示，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它不能同意由五國處理這一問題。4月21日，日本外相電令日本代表團，如果日本關于山東的要求得不到通過，就暫時不要在國際聯盟盟約上簽字。

列強既無法令日本作出妥協，遂轉而力勸中國作出讓步。4月22日，美、英、法三國首腦約見中國代表，以須尊重業已簽訂的中日條約為名，要求中國讓步。威爾遜稱，日本代表對膠州問題十分堅持，這一問題也確實復雜，中國與日本既有1915年5月條約換文于前，又有1918年9月續約于后，而且英、法等國與日本也有協定，有維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的義務。

而這次大戰，協約國本來就是為了維持條約的神圣而戰的。隨后他便提出了列強對于這一問題的方案：日本獲得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再由日本將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日本仍將享有包括膠濟鐵路在內的全部經濟權利。

中國代表對此深表失望，指出1915年的條約，實為日本的最后通牒所迫而成，中國為保全東亞和平，不得不隱忍，1918年的條約則是根據1915年的條約而產生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隨即反問，1918年9月時，協約國軍事形勢大好，勝局已定，日本無法再強迫中國，中國何以欣然同意與其訂約呢?

勞合·喬治提出兩個方案讓中國選擇，一是繼續保持中、日間以前訂立的協定，一是采納本會剛才提出的新方案，讓日本得到經濟權益而不再享有膠州租借地。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對英國首相的講話表示完全同意。對此，中國代表表示，這種選擇令中國進退兩難，這兩種方案都不公平，既不利于中國，也無助于世界和平事業。日本的目標在于亞洲，日本獲得在山東的權益，只能為其實現建立東亞帝國、排斥西方國家利益的計劃大開方便之門。

威爾遜表示，歐美并非不想主持公道，但是不幸受到以前的種種條件的束縛，所幸國際聯盟即將成立，該組織的宗旨為維持各國的獨立及領土完整，中國將為該組織成員，中國可以在自己愿意的任何時候，隨時向國聯提出自己的要求。將來再有以強力欺凌中國者，各國自有加以援助的義務。威爾遜這是將皮球踢向即將成立的國聯。

對于這一空泛的允諾，中國代表表示，與其醫治于發病之后，何不如防范于未病之先。國聯雖是一個很好的組織，但它能否改變和會剛通過的提案，中國感到懷疑。

3、山東問題的“解決”

顯然，1918年9月的中日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對中國在談判中的地位極為不利。正如時在巴黎觀察和會的某一要員來電所說，這一換文公開以后，“外人嘩然，以為中國政府自愿對于二十一條加以保證，授日本以極好口實”。

美國國務卿藍辛就曾表示，中國的弱點正在于此。該電質問，自日本占據膠濟鐵路后，中國政府一直采取抗議的方針，不承認日本繼承德國的權益，但在德軍垂敗之時，“中國究何用意，乃于此時結此約以自縛!”

為今之計，他提議“惟有使訂約之人擔負，庶可挽回，展開新局。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人毀壞，實為惋惜”。

面對不利形勢，4月24日，中國代表團向美、英、法三國首腦送交說帖，提出妥協辦法：

一、膠州由德國交還中國，可先交五國暫收；二、和約簽字一年后歸還中國；三、對于日本因膠州軍事所支費用，中國可以支付若干作為報酬，其數額由四國公決；四、膠州灣開作商埠，并可劃一專區，供訂約國人民居住和通商。

中國在這一方案中已作重大讓步，但日本代表仍表示反對，并揚言要退出和會。時意大利已因其利益要求未得滿足剛剛退出和會，如日本再退出，列強擔心將會使和會受損，美國尤其擔心會使其組織國際聯盟的計劃成為泡影。于是，列強拒絕了中國的方案。

4月30日，“三人會”接受了日本起草的關于山東問題的條款，其內容為：德國放棄在膠州及山東省所有權利，交與日本；日本將山東半島連同完全主權，交還中國，僅保存德國的經濟特權和在青島設立特別居留地權。鐵路可設特別警隊，以華人充任；鐵路所選的日本教練人員，由中國政府委派；日本軍隊應于最早期間撤退。

5月1日，三國代表將這一決定通知了中國代表。中國代表對此表示失望，同時提出若干詢問，其中最重要者為日本交還山東及其軍隊撤退的期限。已知無法挽回大局的中國代表只能爭取日本能確實并盡早地歸還，遂力促日本和列強對歸還期限作出正式保證。

美國代表起初曾支持中國的要求，堅持日本應對膠州灣的歸還期限作出正式聲明。日本代表聲稱，這樣做是認為日本無信用，有損日本國家的體面，堅持只向三國會議作口頭保證，不作任何書面聲明。為此，藍辛“與牧野堅持幾至破裂”。問題最后由威爾遜作出決定。

此時，流傳著日本將拒入國聯，并會聯絡德國和俄國另組一團體的說法。威爾遜對此尤為擔心，遂再次向日本作出讓步。為表示對和會的抗議，5月3日，中國出席和會的五位全權代表聯名致電北京政府，請求批準辭職。該電指責“和會仍憑戰力，公理莫敵強權”，自陳自己“力竭智窮，負國辱命”，要求北京政府免去他們的全權代表職務。北京政府當然明白此并非中國代表之不力，遂復電一律挽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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