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6日，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的辦公室里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吳奇偉捂著腫脹的面頰不請自來。

他強忍牙疾，專程為一名死囚說情。

這個人就是剛被蔣介石用紅筆批示"著即槍決"的余程萬。

吳奇偉"再四委婉"地請求何成濬從寬處理，何成濬的回答很謹慎："尚未完全明悉情況。"

可吳奇偉之后，孫連仲來了，薛岳發電了，俞濟時斡旋了，王耀武星夜趕回重慶收集證據了，常德六萬百姓聯名按了血紅指印了……

蔣介石那支紅筆批下去的"槍決"二字，在排山倒海的求情聲里，最終變成了"有期徒刑兩年"。

1943年11月，蔣介石飛赴開羅與羅斯福、丘吉爾會晤，臨行前他給余程萬發了一封電報："務希嚴督所部與常德城共存亡，勿使斯大林格勒之戰史獨美于前也。"

當時是中國首次以大國身份參與國際峰會，蔣介石迫切需要在盟友面前展示中國軍隊的戰斗力。

而恰在此時，日軍發動了常德會戰。

在蔣介石看來，常德會戰不僅是一場軍事行動，更是一場政治表演。

演給羅斯福看，演給丘吉爾看，演給全世界看。常德守得住，他在開羅就有底氣；常德守不住，他在盟友面前就抬不起頭。

余程萬的57師面對的是怎樣的對手？日軍投入了第116師團、第3師團、第68師團等部，總兵力超過四萬人，裝備飛機、大炮、坦克。

而57師只有八千余人。兵力一比五，裝備更是天壤之別。

但余程萬沒有退縮。

他部署了三道防線：城郊防御、城墻防御、城市街道防御。他向全軍發出了“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作戰號令。他訓誡部屬：“軍人之職為國守土……國家利益高于一切?！?/p>

戰況異常慘烈。日軍動用了飛機轟炸、炮擊、燃燒彈、毒氣彈。

57師官兵“有一墻守一墻，有一壕守一壕，有一坑守一坑”。

打到12月1日，57師最后陣地寬不及三百公尺。

余程萬向戰區代司令長官孫連仲發出了著名的最后一電：“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參謀長固守中央銀行?！?/strong>

12月3日凌晨，在常德西南角筆架城的民居內，57師召開緊急會議。

在部下極力苦勸下，余程萬放棄了全員死守的計劃。

會議決議由團長柴意新率殘部繼續抵抗，余程萬則帶八名衛士乘日軍遺留的小木船連夜橫渡沅江。登岸后收攏散兵，清點僅余八十三人。

六天后，他協同援軍從東門殺進常德，當天收復常德。

蔣介石聽到的不是“收復常德”，而是“棄城突圍”。

在開羅會議上剛享受了掌聲的蔣介石，被余程萬的突圍狠狠打了一記耳光。

他當即下令將余程萬撤職、扣押，送交軍法審判。

蔣介石對余程萬的憤怒，其實早在常德會戰之前就已埋下。在蔣介石的日記中，他對余程萬的評價是：

說白了，蔣介石從一開始就沒看上余程萬。

黃埔一期畢業，卻長期從事黨務工作，直到1940年才當上師長。

在74軍里，他的黃埔資歷比兩任軍長俞濟時、王耀武都老，卻要在三期學弟王耀武手下當差。

但余程萬在常德的表現，一度改變了蔣介石的看法。

當他得知57師已經死守常德九天，余程萬還明確表示要“作最后抵抗，誓死為止”時，蔣介石對余程萬的印象大為改觀，認為他“竟能固守常德”。

他甚至反思自己“往日觀人之方多以貌取為不當”。

可是，當余程萬最終選擇突圍時，蔣介石的信任瞬間崩塌。

在蔣介石看來，余程萬違背了“與城共存亡”的承諾。

而更關鍵的是，這個違背發生在開羅會議期間，這就讓他在國際舞臺上讓他丟了面子。

但蔣介石也面臨著巨大的矛盾。

余程萬畢竟是以八千之師血戰十六晝夜、幾乎全軍覆沒的將領。

57師官兵陣亡5700人，負傷2000余人。戰后常德城內僅余廢墟，守城八千“虎賁”只有83人幸存。

這樣的戰績，放在任何國家的軍隊里都堪稱壯烈。

如果就這樣槍斃余程萬，不僅寒了前線將士的心，也會在輿論上陷入被動。

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接到這個案子，心里很清楚這是個燙手山芋。

何成濬是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二級陸軍上將，隨孫中山從事辛亥革命，后追隨蔣介石，長期負責軍法事務，人緣極廣，在重慶上至將帥下至商賈都有交情。

他1月14日接到第六戰區軍法執行監馮庸的報告，報告里有兩件事讓案情變得復雜。

一是余程萬"對所部無適當處置，部隊迨查覺師長業已逃出，始懸白旗降敵"。

二是"常德難民代表十余人，呈控余程萬毫不顧及民眾，且約束不嚴，民眾出城避寇，守軍須每人勒索數千元"。

何成濬在日記里感慨："審理時即欲保全之，恐亦不易著手。"

想保余程萬，可這份報告讓他很難下手。

但何成濬是個老到的人，他沒有急著判，而是用了最老辣的一招，拖。

2月5日余程萬抵達重慶，拿著王耀武的介紹函私下求見，何成濬"以其情形甚嚴重，未到部投案，而先來寓請見，實不便與會面，因囑侍者以正在午睡謝絕之"。

不見，不是不給面子，是不能見。見了就得表態，表態就會出錯。

3月6日蔣介石親自催問"如已解到，應速審判呈核"，何成濬仍然不急不躁地走程序。

侍從室主任俞濟時是74軍首任軍長，面對老部下們的紛紛求情，他在蔣介石身邊暗中斡旋；57師副師長邱維達當時恰在重慶受訓，也在奔走聯絡。

何成濬看在眼里，心知軍心所向，可他必須等，等蔣介石的怒氣消退一些，等輿論的勢頭再漲一些，等一個能讓蔣介石自己下臺階的時機。

這個時機在6月到來了。

6月20日余案進入會審環節，審判長官及法官一致認為余程萬盡到了守城責任，應當"輕微處分呈核"。

這個結論何成濬早就心里有數，可他必須等審判庭自己說出來。

他一個軍法總監不能越俎代庖替被告開脫，但審判庭的集體意見，他可以原樣呈報給蔣介石。

5天后，6月25日，何成濬奉召參加作戰會報，蔣介石正為湖南戰事失利心情不快，說了句氣話：

何成濬默不作聲，當晚在日記里寫了一句話：

蔣介石拿余程萬跟張德能比，何成濬不認同，可他當面不頂嘴，只在日記里記下自己的判斷。

要理解余程萬為什么能活下來，還得先看看兩年前另一個被槍決的74軍師長——廖齡奇。

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58師師長廖齡奇向軍長王耀武請假回家結婚，這事上報了戰區司令部，但戰區司令官薛岳不知情也沒批假條。

廖齡奇結婚期間日軍來犯，副師長張靈甫指揮不力敗于日軍。

事后戰區追責，認定廖齡奇"私自離開指揮崗位，臨陣脫逃"，蔣介石下令槍斃。

王耀武雖然出面作證說廖齡奇請過假，但態度并不堅決。

廖齡奇這人太拽，在部隊里動不動對上級命令指手畫腳，得罪了一票人，包括白崇禧、徐庭瑤。

白崇禧、徐庭瑤、王耀武聯名告狀，生生止住了廖齡奇的調動。

結果就是蔣介石下令槍決時，沒有人替他求情。

事后蔣介石后悔了，追認廖齡奇為抗日陣亡將領，入祭忠烈祠。

可人死不能復生啊。

廖齡奇請假回家結婚被定性為"臨陣脫逃"，槍決；余程萬率八千人死守十六天、傷亡七千六百后突圍，也差點槍決。

兩個人的"罪名"差不多，可結局天差地別。

余程萬平時人緣好，又是黃埔一期，學長學弟遍布軍中，王耀武雖然是黃埔三期，可見了這個師長也得叫一聲"學長"。

王耀武星夜趕回重慶收集證據，不是因為他跟余程萬私交多深，王耀武跟廖齡奇也有交情，可他沒為廖齡奇這么拼命，而是因為余程萬的案子牽涉到整個57師的功過定性。

王耀武保余程萬，本質上是保74軍的魂。

俞濟時的角色更關鍵。他是74軍的首任軍長，更是蔣介石的親信、侍從室主任，能直接跟蔣介石說上話。

俞濟時沒有像王耀武那樣高調收集證據，他選擇的是在蔣介石單獨召見他時，"慢慢向蔣介石匯報常德之戰的真實情況"。

他把57師八千將士的陣亡名單輕輕放在蔣介石面前，說了一句最要緊的話："這些人都是為了國家戰死的，如果殺了余程萬，以后還有誰會愿意為國家拼死守城。"

殺一個余程萬事小，寒了全軍將士的心事大。

蔣介石可以不在乎余程萬一個人的生死，可他不能不在乎整支軍隊的士氣。

抗戰還沒打贏，前方還有無數個城要守、無數個仗要打，如果守城的將領都怕"守不住就槍斃"，以后誰還敢接這種送死的任務？

蔣介石最終松手，軍事求情是第一波，民間輿論是第二波，第三波是桂柳會戰的對比效應。

常德百姓自發組織了六萬人的聯名請愿，縣長咬破手指帶頭簽名。

這六萬指印遞上去的時候，分量比任何將領的求情電報都重。

57師守常德十六天，城里百姓該撤的撤了、該救的救了，如果沒有這十六天，常德會死多少人？

余程萬突圍后六天就帶兵打回來收復了常德，一個"逃將"會回頭反攻嗎？

重慶各大報紙開始密集報道常德保衛戰的真實細節，《大公報》《中央日報》把57師的英勇事跡翻來覆去地寫，輿論一邊倒地認為余程萬是英雄不是逃兵。

張恨水更是閉門謝客三年，根據余程萬提供的戰地日記、手繪防御圖和前線剪報，寫出了《虎賁萬歲》。

這本書1945年出版時余程萬還在服刑，可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一本書。

第三波的致命一擊來自桂柳會戰。

1944年日軍發動桂柳戰役，國民黨軍在廣西柳州一帶大敗，好幾個桂系將領不戰而逃，丟了桂林丟了柳州，蔣介石一個都沒處理。

王耀武抓住這個時機再去找蔣介石，話說得很直："委員長，桂柳會戰那么多將領失職，您都沒追究。余程萬在常德打了十六天，全師幾乎打光，最后是被迫突圍的。如果這樣都要殺，以后誰還肯為您賣命？"

何成濬也在年底以韋云淞失守桂林未受嚴懲為由，再度簽呈蔣介石維持余程萬原判。

韋云淞是桂系將領，"礙于特殊情形，不能按軍法懲辦"。

這句話的潛臺詞蔣介石聽得明白。

你殺黃埔嫡系的余程萬容易，可你連桂系的韋云淞都不敢動，雙重標準到這個地步，軍法還有什么威信可言？

蔣介石最終同意不再深究。

1944年2月軍法執行總監部判處余程萬有期徒刑兩年，實際關押不到一年，由王耀武保釋出獄，任命為74軍副軍長，戴罪立功。

這個結果對蔣介石來說是找了臺階下，判兩年不是認錯，是"從輕發落"；放出來不是平反，是"戴罪立功"。

最終是面子保住了，軍心也穩住了，輿論也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