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教育打敗西方了嗎

訪談者丨劉擎&許紀霖&樊陽

↑《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中式學校》

BBC 播放的紀錄片《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中式學校》（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 刷屏微信、微博。中式教育戰(zhàn)勝英式教育？在網(wǎng)上引發(fā)激烈爭議。

此前，上海中學生在 PISA （國際學生評估項目） 中連續(xù)兩次雄冠全球，中國學生在國際數(shù)學奧林匹克競賽中也成績優(yōu)異，似乎證明了中國的基礎教育已完勝西方，斯巴達模式打敗了雅典模式。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斯巴達與雅典，究竟誰笑到了最后？為什么有著強大基礎教育的中國，在諾貝爾獎領域至今依然是一片空白？基礎教育與大學教育之間為何發(fā)生了尷尬的脫榫？在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耀眼的光芒背后，我們的基礎教育發(fā)生了什么樣的扭曲和異化？

騰訊思享會·海上文化談第 2 期邀請了對中國教育有多年深刻思考的許紀霖教授，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劉擎教授和著名的樊陽人文公益講壇創(chuàng)始人樊陽老師聚首對談，分享他們來自教學一線的經(jīng)驗與看法。

以下內(nèi)容來自圖書↑

許紀霖：各位上海的朋友下午好！今天來的聽眾，平均年齡比以往要年輕得多，很多都是學生，還有一些是家長。我們都特別關心中國的教育問題。

樊陽：非常榮幸，今天能有這個機會和兩位著名的學者，還有諸位一起來交流這樣一個話題。

是不是完勝？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作為電視媒體，拍攝片子要讓觀眾更有觀賞性，于是用了比賽的形式來推進情節(jié)。但是，通過制作人所敘述的內(nèi)容，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其根本目的是對自身教育問題展開一種思考，于是把我們中國的幾個老師請去，按照他們所理解的中國式教育，進行展示。于是，他們給出的標題是“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這也顯示出節(jié)目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待這次實驗的。

而對于中國觀眾來說，由于教育傳統(tǒng)以及社會環(huán)境，我們更容易從教育模式輸贏的角度去看這個節(jié)目。然而，教育是不能夠用一個學科的成績來進行簡單評判的。我相信諸位，哪怕是中學生，肯定也有這樣的一種理念，就是你的成績并不代表你的所有。我們成年人更有切身的體驗，學科成績只是對教育的評價的一部分。

劉擎：西方教育的問題在哪里呢？以前我寫文章談過，美國有位已故的哲學家理查·羅蒂，推崇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杜威也是位教育學家，提倡所謂“自由教育”。羅蒂來上海訪問的時候，我請教他對杜威教育哲學的看法，他回答說，在美國中小學搞自由教育，“簡直就是個災難 （disaster） ”。

在自由教育理念的引導下，教育從以“老師為中心”轉(zhuǎn)向“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并且提倡重視學生的興趣，所謂“快樂教育”。但其中的分寸、尺度特別難拿捏，偏頗的話就會走向極端的學生中心主義，快樂教育就變成了以享樂為主導的教育，會造成很多麻煩。因為我們知道，教育有一個前提預設，即學生并不完全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如果僅僅以學生自我感知的快樂為標準，把快樂理解為特別淺的東西，那就會導致我感到累了、我不需要了、我不喜歡了，就不要教了。所以，如果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生的快樂感受為中心，把這兩個理念推到極致，教育會出很大的毛病。這導致了許多西方人對自己的中小學教育普遍不滿，“中國教育模式”就成為他們想象的、能夠?qū)ψ约旱牟“Y有所治療的另類選擇。我認為這是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危機意識的體現(xiàn)，這也是他們的一種自我反省的表現(xiàn)。

↑《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中式學校》

許紀霖：中國式的教育，最典型的還不在 BBC 的片子里，而是毛坦廠中學、衡水中學，完全是“集中營式”的軍事化管理，上廁所都要掐秒表。從這一點而言，我覺得 BBC 所想象的中式教育，也沒有冤枉中國。中國現(xiàn)在的基礎教育，的確是一種“斯巴達模式”。

當年的古希臘，斯巴達和雅典之爭，雅典打不過斯巴達。為什么？斯巴達是高度軍事化的集權國家，最后打敗了民主化的雅典。雅典的模式，是為求知而求知，尊重人的個性，注重公民的德行。但一旦進入競爭，論一時之輸贏時，雅典就不是斯巴達的對手。問題是誰笑到最后？雅典為人類文明留下了永恒的智慧、不朽的制度，但贏了戰(zhàn)爭的斯巴達，給人類留下了什么？誰能告訴我？

樊陽：我順著許老師的話說，在這部片子里面，大家能看到幾個老師都很努力認真，有時會不由自主地表現(xiàn)出所謂中國式教育的一些理念。比如那個科學老師，她曾經(jīng)哭著說，覺得很失敗，英國學生不能理解她認為的社會叢林法則，激烈的競爭是必需的，要能應對，就需要刻苦的學習和嚴格的紀律要求。另一個老師則認為，英國學生不認真學習是因為福利制度，造成他們?nèi)狈W習動力，等等。

這些想法其實很值得國人去反思我們的教育理念和作為上的問題。我舉兩個典型的例子。我原來所在的一所公辦學校，有一位小金同學，父母在新西蘭工作，于是他小學接受的是新西蘭教育。他們回國之所以選擇公辦學校，是因為相信中國式教育很有必要。開始時我發(fā)現(xiàn)，這孩子在班上非常有特色，他思考問題時，比別的同學有新穎度，能積極參與課堂。但是，面對中國教育的高強度要求，他父母請求我們給他孩子更多的中國式教育，加大題目難度和數(shù)量。當然各科老師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但最終的結局是什么呢？這個孩子原來的那種特別善于思考的優(yōu)點很快泯滅了，他開始擁有一般中國學生共有的那種認認真真記筆記、背誦等循規(guī)蹈矩式的學習方式，然而他的學習成績不如一般的同學。

近年來，很多學生選擇邁出國門，到國外讀高中，發(fā)現(xiàn)自己新的潛質(zhì)。我有一個學生小鮑，他在國內(nèi)教育體制下，學業(yè)應該說很不理想，排名在班級里面倒數(shù)，缺乏自信。但是他到國外以后，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的優(yōu)勢，成為一名非常搶手的男護士。他還到我們講壇來給同學們交流他的學習經(jīng)歷，非常陽光。

我想這兩個例子可以給大家一些思考，中國式的教育在教育理念方面，實際上存在很嚴重的問題。

↑耶魯大學

許紀霖：我發(fā)現(xiàn)如今的中國教育成為一個圍城，里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進來，很有意思。中國有不少家長很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越早出去越好。但是我也碰到很多國外的華人家長，抱怨說西方的小學、初中教育，學不到什么東西，整天在那里玩，很著急，要把孩子送回中國來，接受中國式教育，再回到美國，那就所向披靡了。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劉擎老師也是家長，他的孩子在加拿大讀書，后來又送回來兩年，你是怎么考慮的？

劉擎：我大兒子出生在美國，后來到加拿大的溫哥華讀小學。他到 12 歲時回上海讀了兩年，預備班和初一。當時也考慮去國際學校，這樣他會更容易適應。但國際學校太貴，支付不起，而且既然回來讀書，主要是為了解決中文語言問題，去國際學校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結果他非常艱險地進入家附近的一所普通中學學習。入學的摸底考試，語文只有 15 分。他非常沮喪，而且對那么長的學習時間感到震驚，早上 7 點到學校，下午 5 點才放學，晚上還要做幾個小時的作業(yè)，他說這簡直就是“法西斯”啊！但后來有了很大轉(zhuǎn)變。因為中國學校講“語數(shù)外”主課成績，他語文起初很差，但他數(shù)學很好，在中國同學中也非常突出，成績在班級里基本第一第二，還在華羅庚數(shù)學競賽中得過小獎。英語自然是他的強項。三門主課有兩門比較強，就有了優(yōu)勢。然后一件偶然的事情起了作用。他們學校派他去參加全市的英語演講比賽，拿了很好的名次，為學校爭了光。回來以后，老師就對他特別關照，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給他特別輔導，進步很快，最后語文也能考 70 多分。還被選上了班長，優(yōu)秀少先隊員（他其實沒加入過少先隊）。孩子總是需要鼓勵，正面的激勵使他克服了最初的挫折。

他對中國式教育的體驗有負面和正面的觀察。他說中國教育有很多毛病，最大的毛病是完全以輸贏為目的，而且只有能用考分顯示的輸贏才被重視，太片面了，這樣學生會感到所有的任務都是被強制的，搞不清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但有沒有正面的評價呢？他也說了幾點，我覺得有點兒道理，可以為中國式教育做有限的辯護。

首先，應試水平本身也是一種能力，應試要求迅速辨明問題、尋找解決方案、給出答案，這本身就是一種素質(zhì)。只是過度的題海戰(zhàn)術導致最后的邊際效益接近于零甚至遞減，性價比太低了。他說如果把習題減少一半，也可以達到幾乎相同的水平。其次第二個能力，這是我們不太注意到的，高強度的訓練有壓迫性的一面，但會提高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水平”，就是你在多長時間能夠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情。比如說十一二歲的孩子，外國孩子大概是 20 分鐘到 30 分鐘，必須要休息，中國孩子是 50 分鐘。

這里面是不是有一點兒殘酷？是的。但是你要知道，現(xiàn)在這個世界是非常容易分心的世界，有網(wǎng)絡、有微信，你在多長時間能夠堅持閱讀，堅持做題，這也是一個人的素質(zhì)。集中注意力是要從 小培養(yǎng)的。他說這是中國學生的優(yōu)勢。最后，他說死記硬背當然是不好的，但是西方過于強調(diào)理解優(yōu)先。其實記憶與理解并不完全對立，有些知識 （比如乘法口訣），熟悉能幫助理解。而且像唐詩宋詞這些，適度背誦是有意義的。總結以上三點：第一，考試能力本身是一個素質(zhì)；第二，注意力水平的提高；第三，記憶和理解的關聯(lián)。中國式的教育有一定的長處，有極端的問題，而 西方教育可能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覺得這里面需要一個相互借鑒的綜合。

許紀霖：有一個中國臺灣的教授，告訴過我他在美國讀大學的經(jīng)歷。他的室友是一個美國人。兩人做作業(yè)碰到基礎性習題的時候，中國臺灣同學庖丁解牛，熟門熟路，而那個美國同學就很頭大，不會做，但如果碰到需要發(fā)揮、想象的題目，中國臺灣學生就傻眼了，不知道如何入手，美國同學就很高興，說：“讓我來試一試！”所以，中式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差別還不是強度的問題，而是兩種不同的類型、不同的目標。中式教育培養(yǎng)的是適應性的人才。中國的應試教育，篩選出來的精英，的確是人精，他們的適應能力，而不是創(chuàng)造能力，是驚人的強。對已經(jīng)有的知識、社會既成的規(guī)則，爛熟于心，并且懂得如何在這些既成的規(guī)則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獲得自己的利益。北大的錢理群教授稱這些學生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中式教育就是讓這些利己主義者精致些，更精致些。

東亞的儒家社會，包括中國臺灣、香港地區(qū)，還有韓國、新加坡和日本等國，本來都是中式教育，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自有顏如玉。日本這 20 年來有些變化，公立學校開始學習西方的快樂教育。但是許多中產(chǎn)階級的家長不滿意，將孩子送到有基督教背景、佛教背景的私立學校去，那些私立學校抓得很嚴，就像英國的私立學校那樣。有些人分析，日本和西方通過公立和私立兩種學校系統(tǒng)，完成了社會分層，一般人就在公立學校，快快樂樂地讀書，快快樂樂地過一生，但也甭想做精英。如果要成為精英，就要接受私立學校的精英教育，它具有更強的競爭性，至少可以和亞洲來的留學生一拼，否則都是亞洲學生的天下。

不過，日本現(xiàn)在也開始反思寬松教育了，因為日本開始感受到來自中國客座教授的強大壓力。東大的教授對我說，日本現(xiàn)在很焦慮，覺得自己在第一輪的全球化浪潮當中打敗了中國，但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的第二輪全球化浪潮中，輸給了中國。他們現(xiàn)在也有一種緊迫感，特別是在基礎教育方面，試圖重新恢復明治時代的傳統(tǒng)，那種愛拼才能贏的精神。

我多次去過韓國。有一次一對韓國教授夫婦請我吃晚飯，我就問，你們的孩子呢？他們說孩子在補習學校，晚上 9 點才回家。他們告訴我，首爾的孩子們，白天四五點放學以后，立馬進補習學校，晚餐也在那里吃。韓國有兩套教育系統(tǒng)，一套是普通教育系統(tǒng)，還有一套是補習教育系統(tǒng)。首爾中產(chǎn)階級以上家庭的孩子們，出了校門就進補習學校，到晚上 9 點、10 點才回家。中考、高考的時候幾乎每個家庭都要請補習老師。一個韓國研究生告訴我，他作為補習老師，有時候補課到半夜兩點鐘，然后家長開車送他回學校宿舍。韓國的中學生幾乎沒有寒暑假，都在補課。

我聽了以后不寒而栗，中國學生還不算全世界最苦的，因為有一個比我們更愛拼命、更能拼命的民族在我們旁邊。韓國不僅是中國體育的對手，也是教育的對手，在哈佛、耶魯，韓國學生也非常多，他們讀書的拼勁，比中國學生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我發(fā)現(xiàn)，這樣的基礎教育只有 50% 是有必要學習的，另外50% 的知識只是為了打敗別人。你看，中國現(xiàn)在的小孩子，反復地做練習題，這有一點兒像體操運動員。為了保證不失誤，同一 個動作，每天幾十遍、幾百遍地操練，最后操練得爐火純青。我們做習題也是這樣，大半是為了打敗別人，并不是說這個知識真正是有用的。這種畸形的教育，難道真的是必要的嗎？

劉擎：從許老師的觀點中，大概可以歸結出一個要點：中國教育和它背后的文化，有一種可以稱作“遵從主義”的傾向。就是特別強調(diào)有一個現(xiàn)成的標準，這個標準是權威性的，學習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到這個現(xiàn)成的標準，去遵從它、與它一致。當你對問題的回答符合標準答案，你的學習就成功了。相對而言，西方教育特別鼓勵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要求你獨立思考，有叛逆的、挑戰(zhàn)的和批評的精神，提倡一種非遵從性的氣質(zhì)和態(tài)度。但是這種非遵從性的氣質(zhì)，以及想象和創(chuàng)造的成績，常常很難用一個標準程序來評判，而是要在具體情境中做出判斷，這就要求一個更為復雜和困難的評價方式。也就是說，不依照標準的評價程序，就要做具體的個別的判斷。比如西方大學的招生錄取，標準化考試占據(jù)的比重比我們低得多，但推薦信更為重要。推薦信的價值取決于推薦人的眼光、地位及其誠信度。但中國教育系統(tǒng)目前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認為個人判斷不太讓人放心，人是信不過的，所以特別依賴標準化的程序。比如機器閱卷的標準化考試，這本來是西方的發(fā)明，但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更高，因為在“人是不可靠的”的前提下，相信機器程序，至少有“客觀性”，也就更加公平。但長期依賴這種客觀性標準，就助長了遵從主義的傾向。我們的題海戰(zhàn)術，就是通過反復訓練，達成機器可以識別的客觀性——標準答案。

我兒子在上海的時候，經(jīng)常聽到人家說哪個重點學校很厲害，聲稱是“魔鬼式訓練”，訓練出來就能拿高分！但他問我，“接受魔鬼式訓練，那么練出來是不是都是魔鬼啊？”所以中國式教育的一個偏頗之處，就是目標太過“實在”，高分通向成功之路。很多家長對孩子說，你如果不好好讀書，最后就會像這個人一樣掃大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個價值標準很純粹、很明確，但是在導向上是有問題的。如果整個教育就是鼓勵你追求成功，而成功又被非常狹隘地理解為錢和權，就是你的聲望、地位、財富，那么我們會有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可能就變成成功者的天堂、失敗者的地獄。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價值觀的變化，以前按照社會主義傳統(tǒng)，做一個勞動者最光榮。現(xiàn)在的勞動者，傳統(tǒng)意義的勞動者是不太光榮的，是被稱為“屌絲”的群體。“屌絲”沒有光榮可言，除非能夠“逆襲”，華麗轉(zhuǎn)身為“成功人士”。我們的高考擔負了社會階層流動和地域流動的功能，就是要實現(xiàn)這個“逆襲”。這當然首先是由于目前的社會階層與地域之間的發(fā)展不平衡造成的，但與此同時，我們的教育與高考模式因為貫徹輸贏就是一切的價值觀，反過來強化了這種不平衡。對于每個個體而言，我們無法改變社會結構，只有改變自己在這個結構中所處的位置。追求成功沒有錯，想在競爭中獲勝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們對成功和輸贏的理解是不是太狹隘、太單一了？除了錢和權之外是不是還有更大的空間？

↑《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中式學校》

西方教育當然也鼓勵成功，但也非常鼓勵生活的多樣性，甚至另類的生活方式，對“成功的人生”有更寬泛的、多樣化的理解。我有一個在美國工作的中國老同學，他的女兒從斯坦福大學畢業(yè)了，結果要去國際公益組織工作。他很郁悶，大家知道，斯坦福的學費是很貴的，這是很大一筆投資，畢業(yè)了你去什么國際公益組織！他們夫婦希望孩子去讀法學院，希望我給他們的孩子做做思想工作。結果呢，我做了他們夫婦倆的工作，勸說他們要讓孩子去嘗試自己的目標。因為孩子有自己成功的標準，她不愿意直接就接受社會主流的標準，她要去探索，用她自己的話說，“法學院總是在那兒，如果我想清楚了，再去讀也不遲”。所以至少在價值導向方面，我認為這種教育會引導更多樣、更豐沛的人生理想。

第二個問題在于，哪怕就從狹隘的“成功”目標來說，這種鼓勵遵從主義的教育方式，效益如何恐怕也需要反思。一開始好像很成功，就是我們講的“贏在起跑線上”，但最終創(chuàng)造性卻嚴重不足，在終點好像并沒有贏。甚至可以這樣說，這種教育方式讓我們贏在了起跑線上，但卻輸在了終點。比如 PISA （國際學生評價項目） 考試的資料表明，上海學生平均每周做作業(yè)的時間是 13 小時左右，你花了這么高的時間成本，成績的“產(chǎn)出”也應當突出。但別國的學生沒有花這么多時間做作業(yè)，他們的時間用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浪費”了呢？教育模式還有一個時間和精力的投入產(chǎn)出效率評估。在亞洲國家中，韓國很值得重視，韓國 PISA 的成績大概是世界第五名，但是用在做作業(yè)的時間是每周平均 3 個小時，世界倒數(shù)第二名。

樊陽：所以人們說中國的教育不適合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的人才，這一點確實如此。我也認同剛才兩位所說，但剛才劉老師所說的第二點，高強度應試教育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注意力，我并不贊同。你看我們中國的學生也好、成人也好，有沒有因為我們的教育，注意力集中程度就比其他的國家更好一些？這一點肯定是缺乏說服力的。但是，這種“順從性”，肯定要強于其他國家教育的結果。我們往往習慣面對已經(jīng)存在的狀態(tài)，努力去適應它。就拿我們的教育問題來說，其實大家都很清楚它的癥結，但是往往最后的結論是，我沒有辦法，因為我必須要順從這樣一個已經(jīng)有的機制、已經(jīng)有的現(xiàn)狀。企圖去改變的動力嚴重不足——我覺得這恰恰是教育所帶來的一個嚴重問題。

許紀霖：現(xiàn)在可以簡單歸納一下中式教育與西式教育的根本區(qū)別了。中式教育的核心乃是讓你能夠尊重權威，這個權威既是人的權威，也是知識的權威。老師就是知識權威的象征，權威都是給定的，不容懷疑和反思的，都是有標準答案的。學習了知識之后，能夠在順從權威的基礎上，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獲得自己的利益。中式教育就是威權教育，讓學生形成順從人格，服從家長、老師、社會規(guī)則和國家權威。而知識，只是這些權威的合法性基礎而已。正像福柯所發(fā)現(xiàn)的那樣，權力與知識有著隱秘的內(nèi)在關系。

而西方教育乃是為了培養(yǎng)你自由的人格，尊重自我、尊重個性，學習知識不是為了讓你服從權威，而是通過學習知識不斷地開發(fā)自我、發(fā)現(xiàn)自我無窮的創(chuàng)造性，個性的多樣性。教育只是讓你能夠發(fā)現(xiàn)自我，塑造一個有個性的自我。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和文化，教育模式的差別，骨子里是社會和文化的差別。

不過，我很懷疑，中式教育這種順從權威的模式，是否能夠適應今天這個時代。“90 后”“00 后”的學生們，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者，他們表面順從，內(nèi)心叛逆，于是形成了獨特的雙重人格：孩子表面越是服從，內(nèi)心越是叛逆得厲害。我們當家長的都有體會。對于這個問題，我們的教育工作者，是否看到了一代人的雙重人格給社會帶來的巨大后遺癥？我很憂慮。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文化，至少是不健康的，蘊藏著不可預測的非系統(tǒng)風險。對于中式教育的反思，不能僅僅從知識教育角度，還要看到其給社會和文化帶來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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