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全球化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一段怎樣的歷史？隨著全球史研究的不斷推進，如何反思當前學術界的理論與敘事，突破既有的時間邊界、空間偏見與研究深度局限，是當前我們進一步深化全球史研究的使命。全球史之所以具有超越時代的學術價值，正是因為它致力于還原那些被單一敘事遮蔽的文明互動，勾勒人類社會從分散走向整體的脈絡，而貫穿這條脈絡的或許正是跨越時空的物的流動與觀念建構。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全球史研究的蓬勃興起，學者們開始系統地反思傳統民族國家敘事與歐洲中心主義的局限，將研究視野投向更為廣闊的跨文明互動領域。從對前全球化時代歐亞大陸內部聯結的發掘，到對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化進程的重新審視，再到對物質背后文化意義與權力結構的深入剖析，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史研究也正在不斷拓展其邊界與方法。

那么，如何推動“物的流動與全球史”研究進一步走向縱深？2026年6月16日，第三屆“物的流動與全球史”學術工作坊在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東南四層會議室舉辦。本次會議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重慶大學出版社、《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主辦，來自北京大學、重慶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西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多所高校院所的與會學者們依托三場專題研討，嘗試提供一些全新的思考與詮釋方法，這些思路可以總結為“溯源”“平視”與“深描”三個關鍵詞。即如何通過“溯源”打撈被文字遺忘的早期全球化碎片？如何以“平視”的目光重構多元共生的歷史敘事？如何借“深描”揭示符號與觀念流動的邏輯？這些問題或可有助于我們更加完整立體地闡釋不同文明在歷史進程中的碰撞、交融及重塑過程。

會議海報

會議伊始，清華大學的仲偉民老師對本次會議性質及與會人員進行了介紹，相較于清華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全球化時代的物質文化”學術研討會對全球網絡之中的流動之物的分析，和西南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全球化時代的物質文化研究”工作坊對以物質為方法的全球史理論的探索，第三屆“物的流動與全球史”工作坊力求突破當前全球史研究的固有框架，針對既定史實開展創新性的反思與探索，進而拓展當下全球史研究的既有視域，從而回應當前時代的需求，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另一方面以培育青年學術后備力量為重要目標，為青年學者搭建交流與展示的平臺，吸引更多青年研究者投身于全球史的研究實踐中，持續為國內全球史研究領域積累學術人才，產出更優質的學術成果。

重慶大學出版社的游濱老師繼而接續著仲老師的觀點進一步指出，深耕“物的流動與全球史”研究的學者們也是一個學術共同體，擁有著共同的使命與學術理想。她提到，主辦方將持續搭建更為開闊的學術發展平臺，從專題論文的撰寫到系列叢書的策劃落地，從本土研究的普及到學術成果的對外傳播，主辦方將全方位地為相關研究提供支撐與助力，打造多層次和多元化的學術展示舞臺。

隨后，首都師范大學的施誠老師以《全球史的“物質轉向”》為題進行了主旨演講。施誠老師圍繞全球史領域的“物質轉向”展開系統的總結與分析，首先界定“物質”涵蓋各類實物、器物與廣義物質文化，指出實物史料可補充文字文獻的局限，且文字載體遺存本身亦屬于物質研究對象；接著，施誠老師梳理了物質轉向的學術源流，其基礎可追溯至歐洲古物學、考古學、人類學，伴隨社會史、消費史興起逐步走向成熟，并介紹卡倫·哈維（Karen Harvey）提出的器物描述、還原語境、解讀內涵的三步分析法。隨后，他梳理物質文化史的核心觀點，提出重要的是破除語言決定論與打破人類中心主義，承認物具備能動性，主張物質與文化共生，重視物的流動生命周期。同時提出物質轉向從補充史料、提出新議題、拓展研究領域三方面革新了史學研究，打破文字史料的壟斷，消融了學科與行業壁壘。而落腳在全球史的研究視域中，跨文化的物質交流始終是物質轉向的重要研究脈絡，其中早期近代歐亞消費文化、商品流通為前沿熱點，以何安娜（Anne Gerritsen）等學者及其跨區域物質交流系列著作為代表；最后梳理了物質文化研究海內外經典理論、全球物質流動方向核心書目與權威期刊，為大家提供繼續閱讀與研究的參考，也為本次“物的流動與全球史”工作坊提供了理論與方法論的支撐。

接著，由清華大學溫方方老師主持第一場“礦物的記憶：古代歐亞的物質流動網絡與文化交融”專題研討，這場專題研討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何通過“溯源”打撈被文字遺忘的早期全球化碎片？長期以來，全球史研究多聚焦于大航海時代以來的海洋聯結，對青銅時代至中世紀歐亞大陸內部的跨文明互動，往往因文獻記載的碎片化而難以深入。本場報告希冀通過青銅器、玉器、玻璃等“沉默的證據”，重建被忽略的早期全球史網絡，古代歐亞或許早已通過物質與技術的流動形成了深度交融的共同體。“礦物的記憶”改編自翁貝托·埃科《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中的理論。埃科將人類文明的記憶分為三類：篝火旁口述傳承、易逝且易變的“肉身的記憶”，銘刻于石頭、黏土、金屬，乃至存于現代硅基電腦中的“礦物的記憶”，以及承載于紙張書籍之上的“植物的記憶”。而今天我們討論“礦物的記憶”，正是希望在銘刻的基礎上，討論技術與工藝所承載的古代歐亞大陸的交融故事，找回那些被肉身遺忘和被文字遺漏的早期全球史片段。

陜西師范大學吳亦涵同學的《伊朗高原管銎斧的出土情境與功能探討——兼與中國材料的比較考察》聚焦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550年）伊朗高原的管銎斧，運用情境分析法系統考察其在墓葬、窖藏、居址、祭祀空間四類遺址中的出土特征與使用邏輯。研究發現，管銎斧的核心屬性為作戰武器，不同出土情境對應著差異化的功能：墓葬中多作為墓主生前武器隨葬，兼具身份標識意義，部分遺址存在著毀器的傳統；窖藏多與禮儀用器組合出土，是一種祭祀性埋藏；居址出土者則實用屬性突出，多為手工業加工工具；祭祀空間中的銅斧則作為奉獻物或奠基供品，融入到了神廟禮儀體系。在此基礎上，報告將伊朗高原管銎斧與中國北方同類器物進行跨文明的比較，指出二者均以武器功能為基礎，發展出身份象征的非實用功能，但存在著差異，伊朗高原依托神權體系完成，合法性來源于神靈認可；中國北方則借助禮制秩序實現，身份象征在與鼎、簋等中原禮器的并置中確立。同時，兩地管銎斧在形制上存在一定關聯性，但傳播的中間環節仍需更多考古證據支撐。

中國社會科學院黃益飛老師的《九鼎八簋的“前世今生”：先秦禮器制度的發展演變》以中國青銅器為核心，系統梳理了中國青銅器從起源到先秦禮器制度成熟的完整脈絡。報告指出，中國青銅文化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與制度內涵，二里頭文化時期已出現青銅爵等禮器，開啟了中國青銅禮器制度的先河；商文化階段，青銅禮器組合日趨復雜，盤龍城李家樓M2、鄭州商城書院街M2等遺址展現出商文化核心區與地方的青銅文明交流，殷墟時期形成了以鼎、觚、爵為核心的禮器組合，高等級墓葬還出現樂器，青銅禮器成為等級身份的核心標識；西周時期，禮器制度逐步規范化，早期“肇稱殷禮”，中期鼎簋配伍制度開始形成，晚期趨于成熟，成為周代宗法等級制度的物質載體。報告強調，青銅器的發展演變不僅是技術史的重要內容，更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形成的生動見證，不同區域青銅文化的交流融合共同構筑了中華文明的核心特質。

清華大學李京震老師的《璇瑰萬象——中國古代玉器中的外來文化因素》則系統揭示了中國古代玉器展現的跨文化交流的歷史，玉器是早期歐亞大陸文明互動的重要載體。史前時期，玉玦在中國東北地區起源后，經南北兩路擴散至俄羅斯、日本、朝鮮半島，構成環日本海史前玉文化交流圈；起源于山東地區的牙璋，在經二里頭文化發展后，向南傳播至四川盆地、越南北部及中國東南地區，成為早期國家政治制度傳播的物質象征。商周時期，玉質權杖頭、梯形牌組佩等器物明顯受到北方草原與西域文明的影響，中山國玉器中的狩獵野豬紋更是直接源自西亞藝術傳統。漢唐時期，玉帶扣、有翼神獸、天馬等題材體現了“胡風東漸”的時代特征，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白玉忍冬紋多曲長杯、骨咄玉帶飾、胡人伎樂紋玉帶飾等器物，生動展現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繁榮景象。明清時期，伊斯蘭玉器傳入中國并受到乾隆皇帝推崇，催生了仿制與創新的工藝風潮，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玉器風格。

清華大學周思成老師的《如何在全球追尋透明之物？——玻璃的全球史導言》，反思了全球史研究中西方中心主義與技術中心主義的局限，以玻璃為研究對象提出了書寫“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的新路徑。報告首先對玻璃進行了定義，將其劃分為“準玻璃”“玻璃”與“后玻璃”三類，拓展了玻璃史的研究范疇。在此基礎上，周老師提出一種有關透明介質的“全球哲學”，指出玻璃的價值不僅在于其工藝技術，更在于其透明性所承載的多重社會文化意義，它既是跨文化流動的商品，也是前近代與近代生活方式轉變的標志，更是人類器官替代與延伸、推動近代科學革命的關鍵物質。最后，從裝飾玻璃件、日用玻璃器、彩繪窗玻璃、光學鏡片等玻璃的用途入手，分析了東西方玻璃技術與社會應用的“大分流”，并通過“透明革命與隱私革命”“耶穌會士的玻璃鏡”等案例，展現了玻璃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知識傳播中的獨特作用。

四場報告結束后，清華大學的范靜靜老師、四川美術學院的郭碩博老師、上海師范大學的羅易扉老師針對四場報告進行了評議與討論，她們對器物所處情境的分析、研究對象的選擇、中西之間的藝術風格與文人品味的比較、近代早期的工匠與技藝等等話題的看法與見解無疑為研究的繼續擴展提供了諸多可行的思路。

接著，由山西工程技術學院連東老師主持第二場“駛向昨日之島：大航海時代以來技術與商品的旅行”專題研討，第二場報告聚焦如何以“平視”的目光重構多元共生的歷史敘事這一問題。如何反思歐洲中心主義的敘事，重寫大航海時代以來的全球史？“大航海”的故事并不單單是歐洲人“地理大發現”與殖民擴張，更是技術與商品的雙向流動及非歐洲地區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動參與。本場報告希望重新審視大航海時代的全球聯結，既關注航海技術如何打破地理邊界，也關注辣椒、棉花、酒等商品如何重塑不同地區的社會結構與日常生活，展現近代全球化進程的復雜性與多元性。“昨日之島”源自埃科的同名小說，講述了大航海時代各國為爭奪經度測量秘密展開的探索與博弈。今日我們“駛向昨日之島”，正是希望回到全球化的起點：大航海之前各個大陸如同散落在無垠海洋中的島嶼，擁有互不相交的“昨日”；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正是打破文明的孤立狀態，將分散的“昨日”匯聚成人類共同的“今天”，最終聯結為一個整體的近代全球化進程。

首都師范大學劉翔運同學和施誠老師的《早期近代中西海圖制作技術比較》以1350—1650年中西海圖為核心史料，從制圖淵源、航海測量、繪制工藝、材料投影四個角度開展對比，破除西方航海制圖天然領先與明代海洋地理認知停滯的歐洲中心式定論。中國古代形成成熟的陸地制圖理論，馬王堆帛地圖、南宋《輿地圖》奠定了繪圖根基，明代《鄭和航海圖》《廣輿圖》依托“計里畫方”等構建海洋制圖體系，依托山水形象畫法、航線文字標注滿足遠洋實用的需求；西方依托托勒密地理學、波特蘭航海圖發展出緯度觀測、墨卡托投影和極投影、銅版羊皮印刷技術，擅長全域大洋測繪。二者并非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對立，只是分別適配大陸近海航行、跨洋遠航兩種文明需求，是歐亞兩套獨立發展、互通借鑒的航海技術體系，印證大航海前夜各大洲各自開展地理探索，不存在單一的技術中心，為平等審視全球航海史提供技術史的實證。

山西大學閆哲老師的報告《由“辛”到“辣”：全球史視野下物的流動與味覺重塑》從味覺的文化層面凸顯中國社會在物質交流中的自主創造性。報告先梳理本土“辛”味完整文化體系。花椒、姜、茱萸等本土食材構成了復合化的辛味，嵌入到了中醫五行、祭祀節慶、佛道戒律與文人生活之中，是精英階層主導的復合型味覺認知；伴隨大航海物質交換，辣椒自美洲傳入中國，經歷了觀賞植物到民間代鹽食材的轉變，本土社會主動完成了味覺的重構，拆解了傳統“辛”的復合概念，分化出單一的、強烈的“辣”感官定義，逐步形成川湘黔滇地域性嗜辣文化。辣椒的本土化改造表明，跨洋商品并非由歐洲單向輸送并強制重塑地方生活，非歐洲區域會基于自身飲食與社會需求篩選、重構外來物質。

內蒙古大學崔思朋老師和付鑫洋同學的《杯中的全球化：近代“洋酒”傳入中國及其本土回應》報告聚焦近代洋酒對華流通，依托通商口岸制度網絡分析外來飲品與本土文化的復雜調適過程，反駁了西方消費文化單向入侵的敘事。鴉片戰爭后，上海、天津等口岸成為全球酒類流通節點，啤酒、白蘭地、威士忌等洋酒最初被統一歸入“洋貨”籠統認知，后隨市場發展逐步完成品類細分；西式玻璃瓶、標準化商標帶來全新的商品信任模式，深刻影響本土酒業的品牌化轉型。同時中國民眾主動改造洋酒飲用方式，通過發明冰鎮、兌飲等方式來適配本土的味覺，將葡萄酒、白蘭地納入到傳統的滋補養生話語之中，賦予健胃、驅寒、養顏等內涵。洋酒的流動史表明，近代“杯中全球化”是中國主動吸收、改造外來商品的過程，口岸并非單純的西方輸入窗口，而是本土與全球文化交融、再創造的中間場域。

江蘇科技大學李佳佳老師的《環環相扣與路徑差異：現代棉業生產技術鏈之早期構建與發展差異》報告以全球大宗商品棉花為切入點，對比二戰前美國完備機械化棉業鏈條與中國近代自主植棉改良道路，分析全球產業史的多元發展歷程。美國依托規模化農場、采棉機械形成從育種、種植到紡織的完整產業；而近代中國并未被動承接西方棉業技術，自晚清起以長三角為中心開啟自主改良的過程：張謇以“棉鐵救國”引進美棉、創辦農學堂，國立東南大學聯合紗廠、銀行、地方農場建立了全國棉作試驗區，通過純系育種、合作運銷、農戶補貼等本土化的方案馴化了適配本土氣候的美棉品種，即便受戰亂、資金制約，仍形成官、商、學、農協同的特色棉業發展體系。中美棉業路徑的差異表明，大航海催生的全球產業分工不存在唯一的“現代性”模板，中國在后發產業體系中仍具備獨立探索和自主改良的主體能動性。

四場報告結束后，首都師范大學的杜平老師、東南大學的李昕升老師、西南大學的趙國壯老師針對四場報告進行了評議與討論，他們針對文章寫作中存在的問題與需要深入的細節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如海圖的制作工藝，如何呈現出歷史進程中多方的互動與博弈過程，地方檔案與史料的使用問題等等，也提出了將知識史切入到研究之中從而深化議題討論的思路。

隨后，由清華大學石偉老師主持第三場“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命名、收藏與觀念的全球史”專題研討，第三場報告希望借“深描”揭示符號與觀念流動的邏輯。如何超越物質本身去理解流動背后的文化意義與權力建構？這是全球史研究向更深層次推進必須回答的問題。物質與技術如何被命名、闡釋和賦予價值？抽象的觀念又如何附著于物質之上，在全球流動中反過來重塑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本場報告希望將名與物引入全球史研究的視野，探討“名”如何建構“實”：地理標簽如何讓普通織物身價倍增？誤譯的文本如何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所謂的“科學”？小小的郵票如何成為普通人想象世界的媒介？抽象的觀念又如何重塑整個社會的運行規則？正是這些符號與觀念的流動，創造了今日我們習以為常的科學、國家、制度與文化，也讓全球化進程呈現出遠比物質交換更為復雜和深刻的面貌。埃科《玫瑰的名字》一書結尾十分經典：“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真實的物質實體終將枯萎，但它的名稱、符號與意義卻會留存，并在不同的時代與文明中被不斷重寫。所謂的歷史與文明本質上不過是由這些符號、名稱與觀念建構而成的產物。那么在重思全球化的今天，我們該怎樣觀察符號與觀念的流動，從而理解并建構我們所處的世界？

北京外國語大學楊賓老師和故宮博物院王夢雨老師的《以“地”之名：全球貿易中的織物命名》報告聚焦全球紡織史中以地名命名織物的普遍現象，希望打破地名即產地的固有認知，提出地名是現代商標制度誕生前最重要的商品信譽標簽與認知簡化的工具。通過將命名的模式劃分為真實產地、貿易中轉地、工業中心、文化誤讀這四類，并介紹了“摩蘇爾織物（Muslin）”這一個案，通過還原其從13世紀馬可·波羅記載的金銀絲織物，因全球貿易網絡的語義遷移，最終被19世紀歐洲學界誤定為印度平紋棉布的過程，指出地名織物記錄的往往不是生產地記憶，而是貿易網絡塑造的認知地理，呼吁物質文化研究對歷史文獻與博物館藏品中的地點標簽保持批判的警覺，推動研究從靜態器物轉向物的流動軌跡與認知建構過程。

清華大學周文軒同學的《文本之獸：知識轉譯、文本權威與近代中國垂耳貓的“發明”》一文通過“中國垂耳貓”這一從未真實存在卻被歐洲科學界信奉近三百年的虛構物種，揭示了近代跨文化知識傳播中文本權威建構科學事實的過程。通過梳理這一“文本之獸”的誕生過程：1656年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將晚明畫譜中的松鼠誤作博物學插圖，僅標注音譯“Sum Xu”留下誤讀空間；隨后基歇爾、杜赫德先后拼接文本，賦予其“垂耳、長毛、中國貴婦寵物”的特征；最終布豐、德馬雷、達爾文等權威學者將其納入科學分類體系，使其成為家養動物馴化與退化的例證。展現了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霸權，看似客觀的博物學記錄實則誕生于二手文本的層層轉引，同時虛構的知識也被用于服務東方專制主義的敘事之中，并進一步反思人工智能時代信息脫離源頭驗證可能催生更多“文本之獸”的風險。

華中師范大學王含梅老師的《收藏世界：近代中國集郵熱的興起》將郵票視為微型的全球化媒介，系統梳理了晚清至民國中國集郵活動從在華外國人引入到本土大眾化的發展脈絡，從知識、資本、政治三個視角分析其文化意義。通過集郵將世界地理、歷史、政治知識濃縮于方寸之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正華老師的《物質、商品與觀念：全球史視野下的“契約”流動》突破了傳統契約史研究中偏重法律文本分析的局限，從物質、商品、觀念三個層面系統考察了16世紀以來中西契約的流動與互動，展現了抽象制度觀念如何附著于物質載體重塑近代中國社會運行的規則。在物質層面，中國傳統契約經歷了從手寫草契到官版填空契紙的格式化轉變，歷法從年號干支紀年向陽歷民國紀年過渡，交易貨幣從銀兩制向銀元、法幣演變，成為國家權力向基層滲透與中國接軌世界制度的重要標志；在商品層面，以上海道契和雞公山租地案為代表，涉外契約清晰地展現了產權與主權的復雜糾纏，見證了近代中國從主權喪失到逐步收回的過程；在觀念層面，中國經歷了從“民從私契”到“契約自由”的轉變，立法者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時吸納典權等本土習慣，最終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現代契約法律體系。

四場報告結束后，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高福美老師、北京大學的劉群藝老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邢媛媛老師針對四場報告進行了評議與討論，她們梳理了四份報告在探索物的流動與全球史書寫中命名體系、知識建構及觀念轉型等多層面的價值，同時對四份報告提出更高期許，期待其能夠突破傳統研究范式與固有學術話語體系，也希望后續研究者能夠重點探索如何將物的能動性納入具體案例的分析框架之中。

在所有報告與評議結束后，仲偉民老師對本次工作坊進行了總結，并為大家提供了進一步深入思考的路徑。首先，我們需要對全球史書寫中的既定事實加以反思，全球史的研究是一個需要不斷被重寫、不斷被反思的過程。每一代人都有權利也有責任根據自己時代的需求和認識，重新書寫人類的歷史。對全球史既定事實的反思，要求我們保持開放的心態和批判的精神，傾聽不同的聲音，尊重不同的視角，在多元對話中不斷接近歷史的真相。與此同時，我們更需思考如何讓自身研究真正融入全球史的敘事脈絡之中。單純尋找不同的物質與材料、追求數量積累的研究方式是難以對學術界產生實質性的影響與貢獻的。我們需要更加準確地把握研究對象的本質特征，并與既有學術傳統展開更深度的對話。例如本次會議重點關注的兩個方向便極具啟發性：一是大航海時代之前的考古學與歐亞大陸交流史研究，希望突破學界既定的物質流動的認知邊界；二是郵票、契約等文獻與物質如何賦予原本“不可流動”的事物以流動性的探討，這類研究路徑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能切實推動全球史研究的整體發展。最后，如何突破學術的壁壘，為更多的讀者提供通俗易懂的學界認知，這也是我們在全球史的書寫中肩負的重要任務之一。

與會者合影

本次工作坊圓滿結束，但對歷史的探索與書寫不會停止，希望我們能夠以本次會議為新的起點繼續攜手前行，用更加多元、包容、開放的視角去書寫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全球史。不可否認的是，當今逆全球化的趨勢似乎已經無法阻擋，但越是在這個關口，我們越發能夠理解：無盡的遠方、無界的事物、無數的人們，都與你我息息相關，這也是我們始終關注“物的流動與全球史”的初心所在：無論是駛向昨日之島，還是重拾今日之共識，全球史書寫者們的共同理想始終如一，那便是抵達一個你我共有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