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衛忠（右）做客本報“正義會客廳”接受專訪。

　　1986年6月，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設立了全國首個“少年起訴組”，中國未成年人檢察制度自此破土萌芽。40年櫛風沐雨，一代代未檢人砥礪深耕，走出了一條兼具法治力度與司法溫度的護“未”之路。

　　站在40周年的新起點上，面對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防治的新形勢，如何深化“四大檢察”綜合履職機制？如何以檢察履職更實推動“六大保護”協同發力？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史衛忠接受本報專訪，回顧未檢工作40年發展歷程，并全面回應社會關切。

　　記者：今年是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創建40周年，40年來，檢察機關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教育挽救了一大批涉罪未成年人。近年來，針對未成年人犯罪變化的新形勢，最高檢黨組提出進一步增強“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的意識，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兩者有什么內在聯系？

　　史衛忠：早在1991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就規定了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成為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一貫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未成年人檢察辦案調整了單純以打擊懲治為主的做法，開始注重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并探索建立了社會調查、法定代理人或合適成年人到場、附條件不起訴、犯罪記錄封存等特別制度。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這些制度被上升為法律規范，并進一步確認了上述方針和原則?！敖逃?、感化、挽救”方針對于幫助涉罪未成年人改過自新、重回社會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五年來，全國就有71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經檢察機關幫教考進了大學。

　　同時，需要強調的是，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并不意味著只講教育、不講懲治，更不意味著縱容犯罪。

　　記者：保護與懲戒如何平衡呢？

　　史衛忠：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連續多年呈上升趨勢，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從2020年的5.5萬人上升至2024年的10.2萬人，年均增長16.6%，且呈現低齡化、暴力化、團伙化等特點，有的案件犯罪手段、情節惡劣。面對未成年人犯罪出現的新形勢，最高檢黨組多次研究，要求進一步增強“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的意識，確保黨和國家未成年人保護方針、政策在未檢工作中不折不扣落實?！邦A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在司法理念、功能、價值上與“教育、感化、挽救”方針高度一致，以辯證思維、系統觀念指引未檢人員在檢察辦案中全面準確落實。

　　記者：在檢察實踐中又該如何把握呢？

　　史衛忠：首先，“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明確了在方法論上寬與嚴、懲與教是一個整體，糾正了保護與懲治“二元對立”的片面認識。其次，“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要求將教育矯治貫穿辦案始終，無論捕與不捕、訴與不訴，都要依法開展精準幫教，糾正了片面強調對涉罪未成年人定罪處罰而忽視幫教挽救的片面認識。再次，“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強調辦案要與預防治理相結合，引領未檢人員主動履職、積極作為，落實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糾正了忽視預防的片面認識。近年來，我們在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的前提下，持續增強“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的意識，捕訴職能履行更加規范，幫教工作更加精準，預防治理措施更加有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5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同比下降9.8%。今后還要進一步加強學習、指導實踐，在檢察履職中一體領會好、貫通好、落實好。

　　記者：去年，重慶檢察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團隊代表（簡稱“渝檢護‘未’團隊代表”）榮獲“時代楷?！狈Q號，這是全國檢察機關首個獲此殊榮的團隊。40年來，從“莎姐”工作室的星星之火，到“亮晶晶”“浙里花開”“豫見未來”等一大批未檢工作品牌的涌現，再到檢察機關首個“時代楷?！钡恼Q生——您能否帶領我們回顧一下，未檢隊伍走過了一條怎樣的成長之路？

　　史衛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人才”。對于政法機關來講，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強調，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政法隊伍。今年5月，中央政法委舉辦了政法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隊伍專題研討班，足以說明這項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

　　近年來，檢察機關堅持把過硬隊伍建設作為基礎性、戰略性工作，貫穿未成年人檢察40年發展始終，走出了一條以專門機構和辦案組織建設為基礎、以專業能力建設為支撐、以特色品牌建設為載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之路。

　　記者：您能展開說說嗎？

　　史衛忠：首先是加強專門機構和辦案組織建設。未成年人檢察是以未成年人這一特殊主體為對象建立起來的檢察業務類型，具有獨特的司法理念、價值、規律，以及相對完備的工作規范。早在未成年人檢察創建之初，上海作為發源地，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成立了第一個專門辦案組、上海市虹口區檢察院成立了第一個獨立部門，后在全國率先建立了三級未成年人檢察機構體系。2021年，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刪除了根據需要設立專門機構或者專門人員的規定，進一步明確為：公檢法司應當確定專門機構或者指定專門人員，負責辦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在2015年最高檢設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的基礎上，2018年12月，經黨中央批準，最高檢在內設機構改革中設立了專司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第九檢察廳，是中央政法機關唯一一家。目前，全國共有2200余個檢察院設立了未成年人檢察機構或辦案組織，近1.5萬名檢察人員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

　　記者：有了機構，還要有專門干事的人。在專業能力和品牌建設上，我們作了哪些探索？

　　史衛忠：在加強未成年人檢察綜合素能建設方面，未成年人檢察實行“捕、訴、監、防、教”一體化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綜合履職的工作模式，對專業能力的廣度、深度提出了很高要求。最高檢持續加大業務培訓力度，強化典型案事例的示范引領，推動完善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建立全國未檢創新實踐基地，舉辦全國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競賽，創設四級院同堂培訓的“未檢大講堂”，創建全國未檢人才庫，上下一體，努力培養精通“四大檢察”的“全科醫生”，涌現出梅玫、章春燕等一批在全國有影響的檢察英模人物。在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品牌和團隊建設方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點多、線長、面廣，需要充分凝聚社會共識和合力，需要引領一批又一批未檢人員接續奮斗，因此，有辨識度、有影響力的未成年人檢察品牌在實踐中應運而生。在最高檢持續推廣培育和地方檢察機關不斷深耕細作下，以2004年重慶市大渡口區檢察院“莎姐”工作室為代表的“星星之火”，已經形成“百花齊放”的燎原之勢。目前，24個省級檢察院建立了全省統一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品牌，2700余個集體和3100多名個人榮獲省部級以上表彰。他們與渝檢護“未”團隊代表一起，正在努力把涉未成年人案件越辦越好，把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越做越好，把未成年人檢察故事越講越好，更好展現新時代未檢檢察官的風采。

　　記者：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后，檢察機關探索形成的強制報告、入職查詢等制度上升為法律規定。您能詳細介紹一下這兩項制度嗎？

　　史衛忠：強制報告、入職查詢均為預防性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強制報告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國家機關、基層組織（村、居民委員會）、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及工作人員強制報告的責任，讓他們發現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線索后立即報案，實現對侵害行為的及時阻斷、懲處和對被害人的及時救助保護。入職查詢制度則是通過限制具有特定違法犯罪（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前科劣跡的人員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降低未成年人遭受侵害風險，為未成年人營造安全的成長環境。

　　記者：兩項制度這些年來經歷了怎樣的發展？

　　史衛忠：2020年，在總結浙江、上海、重慶、湖北等地探索經驗的基礎上，最高檢聯合相關部門先后出臺《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關于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正式在全國層面推動開展強制報告和入職查詢工作。2021年6月，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實施，強制報告、入職查詢正式成為法律明確規定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

　　記者：兩項制度在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方面取得了哪些實實在在的成效？

　　史衛忠：隨著制度落實的不斷深化，兩項制度在預防和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20年至2025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線索源于強制報告的近1.7萬件，一批隱蔽性強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因強制報告得以及時發現。2025年，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線索源于強制報告的3852件，占辦案總數的7.1%，督促有關主管部門和單位對400余名未履行強制報告義務、造成嚴重后果的責任人員進行追責。比如，最高檢指導浙江省、山東省檢察機關查明網傳“溫州9歲女童遭受家暴致死案”“青島9歲男童遭家暴案”等案件強制報告落實問題，督促依法追責。同時，通過入職查詢，一批潛在的“大灰狼”被依法清除，全社會保護未成年人意識不斷增強，防范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防護墻”越來越牢固。比如，2025年重慶市檢察機關會同相關部門常態化開展教職員工入職查詢6萬余人，查出涉罪員工30余人，督促及時解聘。

　　記者：2025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實現“雙下降”，同比分別下降9.8%和2.2%。您能否給我們具體說說，這個“雙下降”是怎么一步步實現的？

　　史衛忠：近年來，檢察機關認真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四中全會關于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的決策部署，持續增強“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的意識，積極推動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促進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經過各方共同努力，2025年實現了近五年首次“雙下降”。

　　近年來，檢察機關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一方面，對未成年人犯罪，依法當寬則寬，該嚴也嚴。對主觀惡性大、犯罪手段殘忍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懲處，決不縱容。2025年，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5萬人，起訴5.6萬人。對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實施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等嚴重暴力犯罪，最高檢依法核準追訴24人，向社會釋放“低齡不是免罪金牌”的信號。對主觀惡性不大、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依法附條件不起訴1.6萬人，同步開展監督考察、精準幫教。另一方面，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持高壓態勢。最高檢指導地方檢察機關從快從重打擊以未成年人為侵害對象的報復社會惡性案件，形成有力震懾。針對成年人拉攏、誘迫未成年人參與有組織犯罪，制定一律依法從嚴追訴、從重提出量刑建議的檢察政策并督導落實。聯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辦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相關司法解釋，落實全面從嚴懲治要求，遏制高發態勢。

　　記者：除了依法辦案，檢察機關在犯罪預防和社會治理方面還作了哪些探索？

　　史衛忠：修訂后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對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及時進行分級預防、干預和矯治。最高檢積極促推專門學校建設，配合制定相關文件，加強對專門教育和專門矯治教育的法律監督，指導地方檢察機關積極探索，300多個縣級以上檢察院聯合公安、教育、民政等職能部門建立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機制。涉未成年人犯罪不僅是重要的司法問題，更是突出的社會問題。針對家庭監護問題，最高檢會同全國婦聯、中國關工委印發《關于在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意見》，創新建立督促監護令制度，督促解決家長不想管、不會管、管不了等問題。針對校園安全問題，2018年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一號檢察建議”并持續抓落實，與教育部、公安部建立涉案未成年人控輟保學協作配合機制。通過檢察建議、公益訴訟等方式，推動酒吧、娛樂場所等重點行業、重點領域治理，減少滋生涉未成年人犯罪的土壤。針對未成年罪犯刑滿釋放后因“標簽效應”難以順利回歸社會問題，聯合相關部門出臺實施辦法，確保制度落到實處。

　　記者：在加強法治教育方面，檢察機關做了哪些工作？

　　史衛忠：最高檢會同教育部落實“法治教育從娃娃抓起”的要求，制發專門規定，全面推進檢察官擔任法治副校長工作，全國4.4萬余名檢察官在8萬余所學校擔任法治副校長。與教育部共建全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實踐基地，引領帶動全國建成基地2100余個，開展沉浸式法治教育。聯合教育部開展為期三年的“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及“走進三區三州”巡講活動，將優秀法治教育資源送給更加需要的孩子。聯合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連續十年制作播出大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節目《守護明天》76集，受眾超過5億人次。

　　記者：自2021年起，涉未成年人“四大檢察”案件由未檢部門集中統一辦理，這項工作推進得怎么樣？

　　史衛忠：一些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或受到侵害，暴露出涉未成年人民事權益保障、行政監管以及公益保護等多領域存在的綜合責任落實問題。最高檢以推進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建設為契機，2018年部署開展未成年人檢察業務集中統一辦理試點，并決定自2021年起在全國檢察機關穩步全面推開，努力打好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組合拳”，探索出“一案多查，多案聯查”的工作思路，強調在辦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同步審查是否應當開展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工作；辦理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案件時，同步審查是否存在刑事犯罪線索，實現“1+1>2”的職能聚合，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力度不斷加大，檢察監督效果持續提升。

　　記者：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史衛忠：在民事、行政檢察方面，2021年以來，辦理涉未成年人民事訴訟監督案件2.1萬件、行政訴訟監督案件255件，提出檢察建議2637件，抗訴25件。其中，發出督促監護令12.5萬份、提起撤銷監護權案件276件；支持1.8萬名未成年人提起民事訴訟，有效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在公益訴訟檢察方面，最高檢出臺《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案件工作指引》，發布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指導地方檢察機關聚焦校園及周邊安全、食品安全、網絡保護等領域，近三年來，辦理涉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案件4.8萬余件。在刑事執行檢察方面，最高檢組織對遼寧、浙江、河南、湖北等省未成年犯管教所開展巡回檢察，指導地方檢察機關對集中關押涉罪未成年人的看守所開展交叉巡回檢察，及時發現并糾正執行刑罰活動和監管執法活動中的問題。加強社區矯正監督，2025年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活動不當提出糾正意見169人。

　　記者：還有哪些難點需要突破？

　　史衛忠：實踐證明，綜合履職、全面保護的未檢工作模式符合未成年人司法規律，需要長期堅持、持續深化。下一步，將重點抓好以下三點：一是進一步強化執法理念，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摒棄就案辦案思維，增強檢察監督意識，注重標本兼治、依法履職，促推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二是進一步提高保護成效，特別是要增強刑事檢察職能綜合運用效能，加大民事、行政訴訟監督力度，提高公益訴訟檢察精準性、規范性和有效性。三是進一步提升履職能力，針對部分未檢人員主動發現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權益及公共利益保護突出問題的意識不強、能力不足的問題，加強針對性教育培訓，提高綜合履職水平。

　　記者：當前，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六大保護”格局已經形成。檢察機關在“六大保護”格局中扮演什么角色？

　　史衛忠：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確立了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六位一體”未成年人保護大格局。檢察機關既是司法保護中的重要一環，又被賦予更重監督職責。一方面，堅持嚴格依法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認真落實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既維護合法權益，又開展保護救助。比如，最高檢會同公安部等部門出臺性侵害未成年人“一站式”辦案救助機制，在辦案中嚴格落實一次性詢問、心理干預、經濟救助、法律援助、轉學安置等措施。另一方面，堅持監督而不替代，立足檢察職能，促推“六大保護”協同發力。比如，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在辦案中發現部分影院未明確提示未成年人可以免費或優惠觀影，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第44條的規定，該院研發“有關場所未對未成年人免費或優惠開放”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依法開展行政公益訴訟，推動未成年人保護法相關規定落到實處。

　　記者：在您看來，檢察機關在分級干預體系構建、專門學校建設、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等方面，還有哪些工作需要重點推進？

　　史衛忠：黨的二十屆三中、四中全會對加強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強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治理作出了明確部署，也對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您剛剛提到的這三項工作，都是檢察機關需要持續推進的重要抓手。在分級干預方面，要落實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確立的“三級預防”體系，推動對未成年人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及時干預和矯治，強化對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預防，實現前端預防和執法司法教育矯治功能有效銜接。在專門學校建設和運行方面，主動適應專門學校建設數量增多、專門教育快速發展的新情況，認真落實專門教育、專門矯治教育相關規范，一體履行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成員單位和法律監督機關職責，推動專門學校更好堅持“學校”定位、立足“教育”屬性、發揮“專門”功能、做實“精準”矯治。在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方面，自2018年2月最高檢與共青團中央簽署《關于構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的合作框架協議》以來，檢察機關積極引入、推動培育司法社會工作力量，為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提供有力支持。下一步，檢察機關將認真對照《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規范》國家標準，實施好最高檢與中央社會工作部聯合開展的“全國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綜合促進項目”，持續加強與各級社會工作、民政等部門，共青團、婦聯等組織的溝通協作，不斷完善未檢社會支持體系的路徑和機制，保障司法社工參與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促進提升幫教救助工作成效。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