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8年末的中南半島，雨季剛過，雷聲還在山谷里回蕩。越南北方部隊的收音機里反復播放著首都河內的動員令，戰士們一邊擦拭老舊的蘇制步槍，一邊竊竊私語：“真要和中國人硬碰硬嗎？”幾百公里外，昆明軍區各集團軍已奉命北移，山川之間暗流洶涌。雙方看似平靜，實際上劍已出鞘。1979年2月17日凌晨5點，炮聲劃破寧靜，持續三周的邊境激戰就此開啟。
回溯這場戰事，交戰雙方的官方數字各執一詞，外界也難有統一的傷亡統計。不過，“越軍戰死的最高將領是誰”，始終是軍史愛好者津津樂道的話題。越方幾十年來守口如瓶，致使外界只能通過俘虜口供、繳獲文件和個別幸存者回憶來拼湊真相。最流傳最被引用的說法，是“少校”二字。可少校放在越軍編制里充其量只是基層營、團副職，若真是最高戰損級別，未免有些令人咋舌。事情真相，比這更復雜。
先看中國方面的損失。2月19日上午，云霧散開還不到半小時，126師指揮所傳來急報：副政委林鳳云在班丹嶺前沿中彈，子彈從胸口穿出，側腹血流不止。警衛兵背著他下山時，他還在囑咐“別停，前面有開闊地——”。51歲的他，成為正面戰場第一位殉國的副師級干部。20天后，輪到副師長趙連玉遭遇黑槍。部隊歸途中，趙連玉靠在擔架側邊，捂住被狙擊彈擊穿的頸部，嘴唇已失去血色，仍斷斷續續叮囑：“加把勁，別誤點名……”從此，126師少了兩位靈魂人物。對越作戰里，這樣的犧牲決非個例，卻足以說明戰事之激烈。
對面情況如何？戰后審訊材料顯示，2月19日坂涯洞穴里被炸毀的指揮站中，確鑿存在一名少校軍官遺體，身著246團副政委制服，名叫阮克弟。此人時年36歲，據俘虜黃氏辛供述，他在最后關頭高聲喊了一句：“守住口！”隨后被爆破氣浪掩埋。解放軍清點洞內文件時，確實找到阮克弟的軍官證件，這成為“最高戰死軍銜=少校”說法的最主要證據。
然而，另一批資料卻給出完全不同的層次。3月初，高平城外的旗桿已被炮火折斷，41軍363團在崇山密林里搜山，逮住了幾名倉皇逃命的越軍戰士。班長胡獻忠回憶：“抓俘的時候，那男娃拉著個姑娘直哆嗦，我一看他肩章，心想這家伙回去夠吹一輩子。”俘虜中的男青年是越軍上校潘文雄的兒子，姑娘則是上校的女兒。等戰士們進洞搜索，發現一個滿身焦土、面目難辨的遺體，身上殘存上校領章。經確認，此人正是高平警備司令潘文雄。高平是北越邊陲要地，警備司令非同小可，其職務大約相當于一個加強團乃至旅級主官。若上述口供屬實，則“上校”才是最少能夠坐實的最高戰損軍銜。
令人疑惑的是，越軍自己并未公開承認潘文雄陣亡。幾個月后，《人民軍隊報》甚至刊登一段“潘文雄主持烈士追悼會”的新聞，引得外界一頭霧水。推測有二：一是越方擔心大校以上干部戰死動搖軍心，于是采取消息管制；二是潘文雄或許并未當場斃命，而是在混亂中逃脫，又或被炸毀無從辨識，只能以“失聯”處理。戰爭年代，這種真假難辨的情況并不鮮見。
還得提一個名字——黃扁山。其人職務為346師師長，軍銜大校。3月2日，東線部隊突破高友山防線后，搜山包圍了346師師部。現場除遺留大量中越邊貿米袋、蘇制電臺和一堆作戰電碼外，未見師長本人。俘虜交代：“師長帶著警衛班沖進山洞，命我們各自分散。”我軍隨后出動千余人分片搜索半個月，無任何結果。越方戰后亦無正式通報黃扁山歸隊，坊間傳聞他曾潛伏山中二十余日，戰后被免職又復出。若黃扁山當真死于山林，戰死軍銜即為大校。不過，缺少直接物證，至今只是推測。
必須指出，越軍當年將團以上機關盡量分散在叢林或洞穴，身著便裝、換戴民帽是家常便飯，再加上北部山區地形復雜、交通閉塞，許多官兵即使戰后大撤退，也不易核實去向。因此，單以“未見報道”就認定無人犧牲，難免失之偏頗。
評價一場局部戰爭，不能只看“誰死得大”，但在研究中官階卻是重要線索。綜觀現有資料，可確認的最高戰亡至少是上校，一旦未來越方解密檔案，或許大校甚至更高軍銜的名字還會浮出水面。_TIMER.deep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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