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清代唯有一對父子在同一時期分別擔任禮部尚書和工部尚書，這樣的情況歷史上罕見嗎？
康熙四十八年冬，戶部檔案清點時，一名值守官員無意間指著舊名冊嘟囔：“咦，同一行里怎么寫著兩個王大人？”同僚抬頭接話：“父子同欄，還都是尚書，可真少見！”一句閑談，把人們的目光重新拉回半個世紀前那個特別的任命。
清初立下的“親親得謹，疑官必避”原則，本是為堵住裙帶之弊。兄弟、父子如同仕，須分衙門、避同寅，否則即構成違制。可順治朝，卻偏偏出現了宛平王氏父子——王崇簡禮部掌印，王熙主理工部，名字并排立在六部班次里，成為官場里的稀罕事。
探源得知，故事還要從崇禎十六年說起。那年春闈，三十出頭的王崇簡高擢進士，揣著策論走出文淵殿時，京師已暗潮洶涌。翌年闖軍入關、明亡，他攜家口南走金陵，靠抄書授徒度日。有人勸他赴南明效力，他卻輕嘆：“江山易姓，忠孝豈能兩全？且容我觀望。”十年山居，書聲半是蚊雷，半是心事。
清軍入主中原后，順治帝急需懂大明制度的人。攝政王多爾袞點出“京畿舊家王某，可召”。就這樣，王崇簡被請進北京，先入秘書院，接著遷翰林，再到弘文院侍講學士。學問扎實，行事圓融，舉朝都說這位新臣“不帶故國舊氣，兼全書生雅致”。順治十二年，他獲授禮部尚書，未滿五旬，已位列卿班。
這邊父親在紫禁城外青石甬道間踱步，那邊兒子正握著筆桿子向著金鑾殿邁進。王熙自小聰敏，順治四年高中進士時才二十出頭。以翰林庶吉士起家后，幾乎年年考察第一。一次校書奏捷，順治帝撫案而嘆：“文思若泉，王家書香果然勝我八旗。”隨侍內廷時，皇帝口述詔書，他略一沉吟便揮筆成篇。侍從們小聲感慨：“真是將相胄胤，筋骨都透書卷氣。”王熙聽罷，只抱拳笑笑。
順治十五年，人事清談四起：兒子升國史院學士，吏部奏請加尚書銜；可父親已是禮部首長，若子承工部或兵部，是否合規？大學士蘇克薩哈話音低沉：“只要分司不同，未嘗不可，陛下亦可借此安收漢士之心。”于是詔令下達：王熙以工部尚書行走，留國史院掌修實錄。自此，朝會上兩頂紅寶石頂戴中的父子，成為紫禁城里最津津樂道的風景。
有意思的是，王家兩代人的命運并未因榮耀而停滯。順治十八年，帝疾篤。臨終前夜，他召王熙入養心殿，低聲囑托：“朕身后事，煩卿筆下安之。”那份遺詔，不僅標記了帝國權力的平穩交接，也推高了王熙在新君心中的分量。康熙十一年，年僅四十來歲的他，已身兼工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躋身決策核心。
在王熙如日中天時，王崇簡已垂垂老矣。康熙皇帝念其勞績，多次遣太醫問安。七十二歲那年，老尚書離世，詔賜“文貞”謚號。百官送喪，聞者感嘆：一門雙尚書，且父子皆得“文”謚，真真前所未有。幾年后，王熙病逝，享年六十七，康熙特派皇長子胤禔赴喪所行三跪九叩之禮，追贈太傅，謚號“文靖”。禮部官員低聲議論：“皇子下跪，可見殊榮之極。”
緣何能破格同朝為卿？制度與政治需求在此交匯。清初六部尚書雖地位尊崇，卻因內閣、南書房、軍機處尚未定型，與大學士權力犬牙交錯；再加之八旗勛貴多掌軍政，漢臣在文化典禮與工務財賦上更易施展。王氏父子一文一工，恰補滿洲貴胄所不擅之處，又互不隸屬，于是回避條款得以“技術性”規避。換句話說，體系僵硬，現實卻靈活。
史冊檢索，多見父子遞補、兄弟相繼，唯獨極少出現“并肩封疆”。嘉慶年間的大學士劉權宇父子，終究差了半級；而雍正朝張廷玉雖然鼎盛，卻無須與父并列。由此可見，王崇簡、王熙的雙尚書，確實是目前所見唯一。
不得不說，這對來自宛平的書香門第，既憑學行，也踩中了時代的鼓點。易代之初，漢臣的墨香與禮儀，正好彌補了滿洲政權的文化短板；而清廷的疆域構建與水利軍器，又急需熟諳工部事務的能臣。王熙撰詔、主持工役，王崇簡主掌祭祀禮制、朝章典冊，兩條線并行，成為帝國漢臣參與國家重構的一個縮影。
后人登太常寺舊址，仍能見到王氏父子靈位相鄰。碑陰刻著一行小字：“同朝兩尚書，父子千古稀。”史官未言其一生榮華，卻把焦點落在制度與時代的交匯處。畢竟，在那場漫長的歷史轉軌里，個人得失終會散去，留下的是權力與文化彼此調適的小小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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